2011年2月3日（大年初一），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通过新浪微博，公开指称《重庆日报》制造假新闻，假借其名义为“唱红打黑”造势。对该报上刊登他的“讲话”，他在微博郑重声明，没有说过文中引述的话。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重庆日报》2月3日报道《2010年
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其中引述“吴祚来”的话称，“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
神力量。”除吴祚来外，被提名引述的学者还包括王大伟、李林、胡星斗、胡鞍钢、崔之元、李希光等人。吴祚来本人于当日晚间发微博郑重声明，他没有说过文中
引述的话，“完全是欺骗，请重庆市委宣传部核实！”并感慨道：“重庆媒体，你不能这样公然造谎啊！！！”
在其随后的微博中，继续指责称，这已经是重庆媒体在他身上第三次制造假新闻了，并要求正式道歉及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在他提供的两个的网址，发现这两次都是2010年8月27日题为《“唱读讲传”培育出重庆独具特色的城市精神》（《重庆日报》标明“专访”）的同一篇文章。但吴祚来本人又提及还另有一篇关于青海的假采访。
在
回答网民的询问时，吴祚来表示他没去过重庆，更没有与重庆媒体有任何接触，“我没见过任何重庆官员啊，红歌，我没亲身去听，根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还
严肃地表示：“谁唱红我都没意见，但我对唱红歌行为还是难过，因为唱红歌时代，伴随着国家苦难，个人崇拜，民生凋敝，我不会支持唱红歌的，请任何人不要藉
我名义支持红歌。”最后，吴祚来讽刺道：“他们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勇气是哪里来的呀，这是新闻史上一个奇迹吧”，并称“重庆不是要打假新闻么，大家看看他
们如何打！”
近几个月来大陆言论状况明显收紧，“假新闻”成为当局打压言论的有效武器，先有《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因“复旦黄山门”报道被逐，最近又有成都《看历史》编辑马兰因抗战老兵晚年待遇问题被指为“虚假报道”被辞退。此外，著名评论人长平也从南方报业集团“被辞职”。而重庆也于2010年12月开展“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动员大会，要求“对编造、刊播、炒作虚假新闻的，坚决严肃查处。”
现年48岁的学者吴祚来，是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曾于2010年在媒体发表文章，炮轰赵本山小品《捐助》不尊重弱势群体，并称以赵本山为核心的文化集团已经同中央电视台结成利益共同体。民间文化集团藉助央视的文化垄断，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利益双丰收。他呼吁措施来限制这样的利益集团对民间公共文化的侵蚀。
与吴祚来“新闻打假”一样引起轰动的，还有日前一位体制内的省级高官提出：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正面报道，不能简单把它称为负面报道。
这
一事件引发了学者对目前大陆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一些定义和现象的反思、抨击。原河北电视台编辑朱欣欣指出，“负面报道”这个词，是中国光大陆的特色新闻用
语，是党文化的产物。朱欣欣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负面报道这个词是党文化的产物”；不能简单的以报道的内容来定正面报道或负面报道。如果这篇报道有利于
公众了解事情的真相，了解社会，无论它内容报道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它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他说，负面报道这是违反新闻常识的词语。“把不利于一党专政
的这种新闻报道，暴露了一些社会的阴暗面或者一些不好的地方的报道，一概冠于负面报道。”
作
者李北陵在《“舆论监督是正面报道”应成共识》中写道：无数事实证明，在民主法治还不健全的当下，一些官员喜欢报喜不报忧，“不怕通报，就怕见报”，以致
很多群众纠结的问题往往只能通过媒体披露推动解决。这就使得舆论监督更多地承载了民众的期待，是一种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其积极效应实在应当归之为正
面！
独
立中文笔会会员、网络编辑野渡指出，中国新闻出版和互联网的舆论管理部门，都有一个严格的限制，在媒体或网站上那个负面批评的报道不得超过几成的比例，
“这完全是种很荒唐、很荒谬的事。”他说，“媒体的新闻自由、舆论批评和监督，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份，是宪法赋予媒体和公民的天然的权利，这不是某些官员
因为开明，或者是专制就能够取消的了这种权利的。”野渡认为，保护新闻媒体自由和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关键还是要形成制度，而不是以某一两个官员的所
谓的指示作为评判的标准。“今天如果官员他表态欢迎媒体负面批评，那么明天也可以有一些官员表态要限制媒体的批评。我们不能看某些官员怎么说，要看有没有
这样的制度去保障。”
朱
欣欣认为，媒体主要是关注社会的一些不足的地方，是社会的监督的力量。“媒体应当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不能变成歌功颂德的一个宣传工具。”他表示，近几年，
官方媒体里面也有一些有良知的新闻人，他们在积极的往这方面努力。对于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和社会的一些黑暗现象，也在不断揭露。不是像过去那种一味的歌功
颂德和报道一些先进事例或政府所谓的成绩等等，“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迹象。”
他说，网络的兴起，促进了传媒渠道多元化的发展，当局对舆论的控制力度越来越弱了，“现在他们只是在做一种形象工程，在糊弄那些不会上网的，或者是不会翻墙的，不是特别努力去了解真相的人，他们现在只能糊弄到这一部份人了。”
长期以来，中国人在热切期盼政治体制改革尽快来临，但却被卡在言论出版自由这一政治开放的起跑点上。2010年10月11日中共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23人发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执行宪法第35条，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信中痛陈香港的言论自由远不如回归前的殖民地时期，提出八项具体要求，包括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给记者以自由采访的权利、取消对互联网的控制、党史无禁区、转变宣传部门职能等等。
这封信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对这类公开信，大陆当局以前采取默杀的方式对待之，这一次却不同，而是在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与最高党刊《求是》杂志上高调地不点名反驳，不点名的原因，当然是不希望为23位老干部做“广告”。
《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1日
发表署名“李平”的评论“如何认识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认为，“事实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会对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言论进行依法处理，而决不会
任其泛滥。我国依法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恰恰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享有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的要害是完全回避了中国的法律已经沦为统治集团用于自利
的工具，运用这种法律规范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个谬误。
而《求是》杂志在2010年11月1日
发表署名“赵强”的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该文痛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
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然后借学者之口把前苏联从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
——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最后表态：苏联“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紧接着，11月2日，在湖南省内颇影响力的《潇湘晨报》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停职。为两人引来麻烦的是 10月30日该报刊发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湖南省委宣传部为他们安上的罪名是“影射”。
人们从头到尾阅读了该组文章，发现被引用的史实与观点，都来自于中国大陆1980、1990年代相继出版的书籍与文章。只能说这组文章的“错误”，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发表于“错误”的地点。于当局而言，中国如今已进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那句“从19世
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在舆论警察的眼中看来，是逼迫其改革政治体制；那段“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
墙，‘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自然会
被当局视为对目前互联网及思想管制的讨伐。
旅美著名经济学家、时政评论家何清涟指出，《潇湘晨报》事件再次表明了近十余年日渐显化的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现在最畏惧的事物还包括自身曾极度推崇的历史。1989年以后，当局不再强调“五四”与“一?二九”的学运性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政府不喜欢学界再讨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近几年以来，则明显讨厌学人谈论清末立宪及辛亥革命。尽管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等，都曾被当作革命先驱运动镌刻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这种回避，显现了中国政府今天的政治虚弱。
美
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说过，“新闻自由是我们的自由的唯一保护者，而要限制新闻自由就有失去自由的危险。”至今为止，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示威结社自由均被
美国视为人民权利的根本，即保护其它权利的最基本权利。中国如果要想迈向政治开放的大道，言论出版自由仍然是无法绕开的起跑点。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在这个
“点”上尽快开跑。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通过新浪微博，公开指称当宝《重庆日报》制造假新闻；体制内的省级高官提出：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正面报道；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人的呼吁，其实都在指向一个目标：言论出版自由。而以影射罪、负面新闻罪打压新闻言论自由，以苏联“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自我壮胆，就和以捏造文化名人的好评来自我吹嘘一样，都将在阳光下露出丑恶的嘴脸，徒增世人的笑料而已。
源自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