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前总理参加母校校庆时的讲话，虽然根据他的要求不得外传，但已经透露出来的内容，一如当初地引起争议不断，一如当初地让人感到他的坦率与激情。朱先生老则老矣，个性更鲜明了。
由此连带引出的人们对朱先生的功过进行评价，是一件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他的襟怀坦荡使这种评价在他健在的时候进行成为可能，而他的崇高威望让这种评价客观上绝难产生一叶障目的扭曲后果。
我想谈一点看法。由于水平所限和篇幅所限，我只谈一点，即我认为他的最大的功绩和最大的失误是什么，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点联想。
我对朱先生的景仰首先是在他的人格上。我认为他的最大功绩是对官僚集团的拒斥和打击。
说点事例吧。
朱先生在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给上海官场面貌及风气的震动是极大的。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极少参加各种庆典仪式活动，从不题字，说话绝少官腔，疾恶如仇，且批评疾言厉色。在一次会议上，他问一位抽中华烟的官员收入几何，何以能够抽得起这等好烟。作为另一面，他的亲民也是上海老百姓有口皆碑的。杂乱的棚户区和凌晨的菜市场，都曾经有他的身影。而他甫赴任上海市长，正赶上上海的甲肝疫情的疯狂流行，那状况正如2003年中国的非典。在一片人心惶惶下，是朱先生的凌厉手段，及时控制了疫情，稳定了形势。
朱先生1993年调任国务院担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后，首先的任务就是“灭火”，即煞住因伟人南巡讲话而在全国掀起的又一轮经济热，特别是开发区热和海南房地产热。这特别地表现了他的清醒与勇气，好在点燃这把火的邓小平先生给予了他坚决的支持。朱的做法也在某些方面是和当时的官场逆向而行的，特别是此时成型的官僚阶级已经从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中看到了以权谋私的最大机遇：既有政绩，又有租金。朱先生要在这时搞整顿是格外地费力的，不但要讲经济，而且要讲政治，与官僚集团作战。
朱先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以从根儿上控制住银行的货币泛滥和贷款腐败。他力挽狂澜，将几个省的人行行长撤职。朱先生的壮举得罪了金融系统的传统势力，而且他的许多做法太超出官场规矩，给人不近人情之感。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这一点。某省人行行长也是被朱撤职的，某省政府随即任命此人为省政府主管金融工作的副秘书长。不久，国务院在天津召开金融工作会议，该副秘书长赴会。不料开幕式上，竟被朱先生点名起立并轰出会场，理由是“你连一个银行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好一个省的金融工作”。
朱先生的“铁面”与直率，在官场的口碑并不好，而且我感觉他很落寞。但今天回顾朱的业绩，让我重申：真正让我感动并且觉得他最大的业绩就是他对官僚集团的拒斥和打击。当然在这方面他未必没有失误，比如他连续三年给公务员涨薪，让官员从社会的冷落职业变成了灸手可热的职业，而我认为前一种状况正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政治成绩。不过总体说起来，他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官僚集团的弊病，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和抑制。在他就任总理首次记者会上发表的那番慷慨激昂的誓言，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他的笑柄，但是我们要是想到，当时他所面对的“万丈悬崖”和“地雷阵”是谁，就不会在今天笑话他“义不容辞一往无前”的理念与信仰，“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决心与勇气。是的，他一人所面对的，是中国的官僚集团，而他又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威望和权力。你难道不觉得，在这种以一人敌一个集团、一个阶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举动是一种伟大?一种崇高?一种坚定?一种悲壮?何况，在这样寡不敌众的力量对比下，在其后的机构改革中，朱居然将国务院系统从70部门压缩为28个部门，工作人员减少了近一半，难道这不是一个奇迹?当然，国家机构的改革有很多粗糙的地方，省以下的改革基本是走形式，但这已经是在当时朱所能做到的最大成果了。
朱在与官僚阶级的斗争中是失败了，这是一种必然的失败，也是英勇和光荣的失败。朱先生在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清醒地评价自己一是清廉，二是做了一点实事。这就很不容易啊!其实在我看来，朱先生是新中国领袖中，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清醒地看到官僚集团弊病并且试图与之斗争的人物。当然，与毛一样，朱的斗争也失败了。毛泽东尚且不能胜利，何况朱乎?虽然对于朱公子的职业，社会上有一些议论，但是如同对温家宝先生的同样议论一样，我姑且存疑不议。退休后，朱先生仍然持守节操。在每年暑期国家退休领袖们集体前来北戴河避暑渡假，甚至因为人多房少，中直疗养院不得不扩展地盘、大兴土木的时候，只有朱，从来不凑这个热闹。退休了，他仍然特立独行。朱清醒并自觉地拉开了与那些退休后仍然贪恋体制好处的人的距离。
从最低限度，我也得说，朱镕基代表的是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袖中的开明派，这一派其他代表还有乔石、李瑞环、胡启立、吴官正、田纪云等。他们是一批道德高尚者，是当今统治集团中的君子，继承的是中国历史上儒家的贤能治国传统，奉行的是民本主义的仁政。他们虽然不能与官僚阶级决裂，但也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带有孟子称道的“圣之任者”的柳下惠的特点。朱镕基先生在任时，最令人称道的政声，不是他对中国经济的治理整顿、减小通胀，国退民进、抓大放小的改革，以及进退自如地度过亚洲金融风暴(姑且不论其中的争议)，而是他嫉恶如仇，对官僚阶级的腐败和颟顸进行了铁面无情的斗争，因而落下铁面包公、不近人情的名声，当然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要。
现在让我来说一说我认为他的最大的失误。
朱在任上的工作失误，公认的有三：一是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二是大学扩招且产业化，三是国企改革。第一点争议最小，连朱自己也承认;第二点有点争议，但不怎么公开，其实大家心里明白;第三点争议最大。
我认为，第三点即国企改革的失误是朱最大的失误。
人们至今不能说国企改革的必要性不足，但是我要说改革的方式不对。当年的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取向的国企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国企的无人负责和亏损严重。企业经理人和政府管理者责任心不强，并且互相勾结形成内部人控制，同时政府对国企的无限责任以及意识形态束缚，逼迫着政府对国企娇生惯养。国企一方面担负着维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职责，另一方面生产经营落后，社会包袱沉重，大多数步履维艰。及至最后，国家实在是难以承担无限向国企输血的重负，于是不得不改革，并且进行了扩权、技改、承包、转让、兼并、破产、转卖等各种尝试，总体效果不彰。到了信奉政府管制的朱镕基总理主政时期，不得不真刀真枪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根据“谁的孩子谁心疼”的基本原理，国企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方向，试图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经营主体，方向并不错，路子也对。但是，一切好事在中国，都会变味。地方中小国企中除了必须破产和策略破产的之外，最后改革的措施其实就是最原始和最黑暗的一卖了之。而低价收买者，往往是原来的企业经营者和管理层，他们用企业资产做抵押，从银行贷款将低估的企业买下。
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有两大现象：一是这种改革与发展缺少理论指导和切实而科学的设计，二是中国官僚阶级的崛起。从第一点说，中国的领导人对于重大的改革与发展事项，基本上是奉行“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的，因而在国企改革的诸多重大理论和方案设计上，有巨大的盲目性。比如，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在改革过程中如何体现全民所有?全体国民在国企改革中如何体现主人的权利?又如，国企改革涉及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在改革中如何保障他们作为国家打工者的权益，以及如何补偿当年他们为国家付出但国家并没有完全报酬的巨大贡献?又如，国企改制中特别是上市公司，如何真正实现企业的治理结构的改革而不仅仅是在市场上圈钱，并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改制的国企内部，如何建构经营者、技术人员与生产工人的沟通制度，以实现真正的民主管理?等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没有想清楚，就在某一时期突然地急切上阵，于是造成了相当的混乱和被动。这一点在第二点也就是中国官僚阶级以权谋私的推波助澜下，就发生了改革的质的恶化。国企改革在地方的起步实践中，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好的典型的，比如山东诸城改革中的全员股份制，这种直接将企业资产与劳动者结合的典型前此就有，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如蒋一苇的特别肯定与鼓吹，认为是企业改革中兼顾社会主义性质和解决企业实际困境的成功模式，在地方中小国企特别是所谓资不抵债的企业是很适合的。可惜，这一模式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不禁让人暗生疑窦：统治者有意为之乎?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成了官僚阶级瓜分巨量国有资产、窃取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饕餮盛宴，也完成了他们从形式上依靠工人阶级到彻底抛弃工人阶级的轻松转身。
虽然我们今天可以谴责国企改革的诸多失误，但是，过分地指责朱镕基先生是不公平的。他所做的不过是为前三十年统治阶级的失误擦屁股。当然这个屁股没有擦得太好。朱镕基表现出一种草率：他刚开始不赞成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只强调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后来他同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了，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卖了之，并且贱卖给官僚自己。
国企改革失败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广大的国企工人和技术人员。无论是政府将企业低价出卖给个人，还是破产，抑或改制，都产生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全国据说有3000～4000万人之多。对于这部分下岗工人的补偿，主要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工龄买断，即工龄一年折合一个月的工资，一次性发放给下岗者，从此断绝企业与工人的关系;一种是对那些年龄较大者则只负责缴纳社保基金的企业负担部分，或者再发放极少的生活费(根据企业的不同经济状况)，并由个人缴纳部分社保基金，但可以得到退休年龄时养老金的发放。总之，政府只用很少的钱，象征性地补偿了曾经为它打工的工人的失业损失。而国企的技术人员特别是为国家做了巨大贡献的高工们，即使没有下岗，也在退休后只拿着1000多块钱的养老金，与他们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同学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中国工人阶级国企中的知识分子成为国企改革最大的受损者。
现在总结朱先生的功过，给予我们诸多启示。一是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优秀的领导人的改革都会南辕北辙。朱先生特别不满意人们对他的财税体制改革的批评，其实他也不必不满意，如果这种改革真的有所失误的话，可能也是政治体制的原因而不是他的方案的问题。又如国企改革的失误，也是现行政治体制使得中国官僚阶级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巧取豪夺成为可能。朱先生的经历向我们表明，虽然中国共产党内始终有一批具有崇高理想和道德的成员，但他们能否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起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二是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优秀的领导人的缺点都会被放大。在我们批评中国国企改革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使得中国国家的重大决策不能做到科学化与民主化，而是取决于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智慧和魄力，这时领导人的缺点也被放大了。
综合地讲，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所有经济改革在涉及根本体制和社会公共利益时，现行体制既不能提供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与协商平台，又不能吸收真正的专家的意见，不能集中社会第一流的智慧，仅仅是为了给政府卸包袱(如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或者为了减缓就业压力和扩大内需(如高校扩招和产业化)，就使政府轻率地做出了有失公平和后遗症很大的决策。当时做出这种改革决策的国家领导人如朱先生，都是极其优秀的政治家和治国专家。他们在决策方面的失误，其实不是他们个人的失误，而是体制的缺陷。
这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民主政治，决不把希望寄托在个别优秀的领导人身上，而是通过一个好的体制，来保证决策的正确和方向的对头。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不但会形成错误的决策，而且会使好人办坏事，甚至好人变成坏人――这是邓小平先生早就说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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