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實現從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的轉型，這是包括許多共產黨高級官員在內的共識。這是遲早的事情，轉得越早，就越主動，越容易，越少後遺症，轉得越晚，將來要面對的問題就越複雜、越尖銳、越不好處理。分歧在於如何轉型、何時轉型、以及由誰來推動轉型。很多學者對於胡錦濤領導中共的改革、中國的轉型是相當悲觀的。
之所以悲觀，在於中共自己窒息了一切推進轉型的社會力量。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認為：由於社會資源被當權者壟斷，挑戰穩定、推進變革的力量被切割隔斷，成不了規模；美國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主管裴敏欣也表示悲觀：目前中國是一個沒有反對精英的社會，主要反對精英分子，要麼被招安，要麼入獄，要麼流亡，所以，草根性的反對運動，不可能形成全國性的反對勢力，造成全國性的反對聲勢。
“三個代表”的提出，被人解釋為中共向社會民主黨性質的政黨的轉型啟動了，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在江澤民、胡錦濤心目中，“三個代表”與其說是他們在價值理性上有任何突破性的穎悟，不如說他們在工具理性上的某種實用性的靈機一動。他們並沒有想揚起修正主義大旗，只是想度過眼前的困境和危機。
即使胡錦濤派人去歐洲研究西方的社會民主黨，也並不一定就表明了江澤民和胡錦濤打算走社會民主黨的路。據知情人介紹，他們想借鑒的，不過是社會民主黨的具體社會福利政策，用來緩和失業下崗和貧富懸殊等問題。戈爾巴喬夫是西方想看到的人物，卻是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想極力避免成為的一個“反面人物”，他被認為是一個失敗的範例。中央黨校從九十年代中葉開始進行的許多研究，正是研究如何避免中國走前蘇聯、東歐、甚至包括台灣、墨西哥等一黨專制的國家所走的政治轉型道路，認為那是一條導致執政黨垮台、帶來政治危機和經濟崩潰的道路。
解鈴還須系鈴人，迄今中共差不多把傳統的社會主義走到了盡頭，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三個代表”是沒有辦法時逼出的辦法，使中國看到了一個新的方向：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和宗旨，與加入WTO之後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向完全背道而馳，這一社會理想在中國日益加速的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顯得一天比一天滑稽。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在變成“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越來越多的人在討論：重要的變量使中共的一黨專制未必能“長治久安”，這就是中國的深層危機正在一步一步地浮現、逼近：人口的增長，資源的匱乏，環境的惡化、東部與西部地區的斷裂……一句話，生存空間的緊縮，迫使中共越來越面對濃重的陰雲，像農業的破產，嚴重的失業，腐敗、社會誠信缺失，乃至西藏、新疆少數民族離心離德、法輪功壓而不服……等等，避免這一切聚集成風暴倏忽而至、摧枯拉朽，唯一的希望和努力全部集中在經濟高速發展這上。可是，經濟自有其規律，誰能夠保證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永遠不掉下來呢？
2002年元月3日《華爾街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一篇介紹胡錦濤及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長文，結論是：下一代領導人將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變化，這一變化即使不是民主，至少也是一個更有透明度、更對公眾負責、更為職業化的政府。
確實，這或許就是胡錦濤版本的“政治體制改革”，近期目標是推進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為此醞釀草擬黨政機關、黨政幹部組織體制改革草案。
在不少場合，胡錦濤都強調要推進幹部的“四化”，“大膽任用年輕幹部”。2002年7月，試行五年之久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正式頒佈，被認為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胡錦濤在要求各級學習條例的同時，還概括了選拔幹部的四條標準：一、注重看幹部的思想政治素質；二、注重看幹部的作風；三、注重看幹部的政績；四、注重看幹部的群眾公認度。
近年來，黨政領導幹部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制度、黨政領導幹部任前公示制和試用期制、領導幹部任期制、領導幹部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制度、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制度，以及近幾年制定的“三重一大”制度（重大決策、重要幹部任免、重要項目安排和大額度資金的使用必須經集體討論決定），都有了相當進展，雖然遠遠談不上對中共的幹部管理體制傷筋動骨。2002年年初，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共十六大籌備小組擬定組織體制改革草案，在部分機關進行諮詢。規定的內容相當具體：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部長、委、辦主任，不擔任同屬部、委、辦的黨委（組）書記；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部、委、辦正職，在同一部、委、辦只能擔任一屆（外交部、國防部等若干部、委、辦除外）；副職在同一部、委、辦最多擔任三屆。
草案還規定，組織體制改革將參照中共建政初期那樣，讓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擔任若干正副職務。具體做法是：國務院部、委、辦中，除外交部、國防部、公安部、安全部、監察部、國防科委、人事部等部門的正職需由中共黨員出任外，其他部、委（辦），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符合條件者也可任正職。有關方面還特別列舉中共建政初期安排12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出任正職的情況，如史良任司法部長、李德全任衛生部長、傅作義任水利部長。（《他領導中國：胡錦濤新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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