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越來越像培養職業高級公務員的學院

2002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81周年。按照中國傳統說法，81個春秋，九九歸一，周而復始，到了又一個週期重新出發的時候了。

當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之後，胡錦濤竭盡全力地呼應、宣講和捍衛這一學說。他在部署籌備十六大過程中，更加緊貫徹“三個代表”的思想。

胡錦濤是被蔣南翔、宋平培養和提拔的。他們做夢都不會想到今天的共產黨會面臨這樣難堪的選擇。胡錦濤是被鄧小平、胡耀邦遴選和重用的，他們儘管有開放改革的意識，卻都仍然保持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框架之內。他們千挑萬選的第四代接班人胡錦濤，竟然緊跟江澤民“與時共進”，讓不少人不無意外。

江澤民不斷提起不少上個世紀強大的政黨如今一敗塗地的活生生例子：蘇共亡黨已經10年，國民黨淪為立法院的少數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在71年連續執政之後黯然下台……胡錦濤也響應江澤民，呼籲全黨“不斷深化對中共執政規律的認識”，力圖讓十六大打下“三個代表”的印記。

中央黨校的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在十六大前夕十分介紹說，在當今黨的領導幹部進入整體性新老交替的歷史時期，中央黨校加大了對領導幹部培訓輪訓的力度，適度擴大辦學規模，同時，從嚴治校，加強管理；按照江澤民“三個代表”的要求，深化教學改革，建立教學新佈局；深化科研改革，加強了對重大現實和戰略問題的調查研究，充分發揮黨校的馬克思理論陣地作用。

其中“加強了對重大現實和戰略問題的調查研究”大有玄機。

2002年年初，《華爾街日報》介紹了在胡錦濤的領導和影響下中央黨校的變化：過去一直以灌輸馬列主義教條為己任的黨校，如今越來越像美國那些能夠給管理階層開設碩士課程的研究院，中國人民銀行、外經貿部、中國科協、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最高人民法院部門的高層領導，被邀至此開設系列講座。黨校所用的教材，包括美國校園裏通用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甚至哈佛教授薩克斯關於解構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休克療法”的理論。黨校的比較政治的課程，開始討論權力制衡等西方民主的理論，教學方法也越來越注重哈佛的商業管理碩士課程中所採用的案例研究。黨校與美國哈佛大學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合作設置了有關冷戰與世貿的聯合課程。

外國教授和政客越來越多地登上黨校講壇。2001年，被稱為英國新工黨推動者之一的曼德爾森來到中央黨校，演講的重點是英國工黨是如何革新而成為社會政治主流黨派的。演講後還回答了學員關於英國工黨最新情況的提問。之前不久，鄭必堅曾率考察團前往英國與工黨領袖會面，探討政黨功能等話題。

2002年4月初，曾被中共高官罵作“千古罪人”的香港最後一任總督、時任歐盟外交專員彭定康，應邀到中央黨校發表演說；法蘭西電力（Electricite de France）的總裁應邀前來介紹法國國營能源動力企業與私有企業競爭的策略；美國聯合電腦公司董事長王嘉廉、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經濟學家張五常、思想家哈貝馬斯等等各色人物，都成了黨校的座上賓。曾在黨校講過課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指出：在那裏有著許多公開的討論和辯論，這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學府，越來越像一個培養職業高級公務員的學院，像一個“大講堂”，“充滿了來自全球的不同意見”。

胡錦濤數次讓中央黨校派人到歐洲各國考察社會民主黨情況，還派出中央黨校和其他學府人員到哈佛大學等多所名校學習管理方面的課程。黨校其它名目的對外學術交流、出國出境訪問、考察、進修數量也增長很快。中國媒體曾經報導，2002年下半年，中組部和黨校共同組織第18期中青班學員赴日本、新加坡、韓國考察，“這是中青班第三批赴日、第二批赴新和首批赴韓，而在十多年前，黨校考察的主要對象還僅限於社會主義兄弟國家”。

2002 年7月16日，有“中共少壯派理論智囊”之稱的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教授出席“轉型中的中國政治與政治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近年來在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的一次主題敏感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內外170多位學者參會，討論曾被視為“禁忌”的民主、新聞自由以及領導層交接等問題。李君如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對執政經驗的新理解”的專題演講，論及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的“第三條路線”以及墨西哥、韓國、新加坡的執政黨如何執政，中外學者對這一演講表現出極大興趣，在李君如講演結束之後紛紛就民主、新聞自由和執政黨等問題提問，問題的尖銳和李君如回答的誠懇，令在場學者印象深刻。原定一個半小時的會議延長到了兩個半小時。

就在中共舉行十六大的2002年11月，GE全球48位最高級管理人員專程前往黨校，聽黨校教員講授中國政府結構，並與黨校學員交流。

這些信息，讓許多知識分子心中點燃了希望的火星。他們聯想起近幾年的一些事：

1999 年，一名北師大學生給江澤民寫信，抱怨某位“自由派知識分子”演講中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江澤民把這封信批給胡錦濤處理——這方面的事務本非由胡錦濤管的。此前胡錦濤還從未在敏感的意識形態領域表現出其偏左或偏右的傾向性。莫非，江澤民是想試探一下胡錦濤？胡錦濤對江澤民交辦的信件迅速批示，處理得既鮮明，又有節制：發表文章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但批判文章限定五篇，並且只限在於一份全國性黨報上刊登；對人的處理，僅限於演講者本人，不過他的批示並沒有說應該如何處理，不過，那位學者被迫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

2000年底，胡錦濤在一次內部講話中，在談到如何應付新世紀的難題及機遇時，提出了“四個面對”，即面對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出現的嚴重挫折；面對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所引起的“四個多樣化”的情況；面對經濟轉型所引起的各種複雜矛盾和困難；面對幹部與群眾的“信仰危機”。

胡錦濤在與工會負責人開會時，還以捍衛工人利益的口氣，呼籲工會及工人向那些罔顧工業安全、不發超時補薪，藉以剝削雇員的企業家“理直氣壯地進行鬥爭”。

胡錦濤授意學者及幹部，對各種溫和、漸進的政治改革作出研究，包括如何把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啟動的村級選舉擴大至縣、市級選舉。胡錦濤還向江澤民建議，在近期重要講話中，應闡述讓群眾“有序地參與政治”。

2001 年，在中共宣傳機器大力宣傳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學說時，馬克思原教旨主義左派利用其控制的喉舌《真理的追求》和《中流》向江澤民發難。江澤民又一次批給胡錦濤去處理——再次考一考胡錦濤。胡錦濤指示主管部門責令這兩家有元老做後台靠山的雜誌停刊整頓，雖然並未強硬下令關門，實際上他們卻很難重新出刊；胡錦濤並重申：不准發表任何與江澤民“三個代表”理論相抵觸的文章。胡錦濤聰明地作出了姿態：這兩家雜誌之所以被令停刊整頓，並非因為它們一貫的左派立場，而是因為它們的文章與江澤民理論相違背。

胡錦濤的許多探索性言論，都以解釋鄧小平、江澤民理論的外殼出現，黨校是最早成立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的，也最早舉行關於“三個代表”的研討會。2001年10月和11月，黨校分別在北京和上海舉辦了兩期內部高層研究班。研究班就江澤民七一講話後思想界爭論頗多的十幾個問題進行了少有的“比較深入、自由而切實”的研討。會上針鋒相對的觀點很多，胡錦濤希望大家言無不盡，並很仔細地傾聽。胡錦濤會後明確指示，今後這樣高層次研究班還要繼續辦。不過，他很謹慎地讓所有理論探索，都局限在內部的小範圍。（《他領導中國：胡錦濤新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