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悲剧的历史记忆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被淡忘，却因着历史的沉淀而更加清晰。哈佛大学的年轻学者和学生在六四二十二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以组织研讨会和演出等方式，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
录音（表演：声音重叠朗读死难者名单，接着重复宣读政府的文告：“在清场过程中，无一人死亡， 无人死亡”）。
在哈佛学生的表演中，他们以冷峻的风格、客观的形式、简单的剧场设置，对六四的前后经过进行了还原。将学生和参与者的悲情以及事后官方的谎言展示在课堂中，产生了很强的震撼效果。
这些学生的老师、年轻的学者何晓清博士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介绍说，这些年仅十八九岁的学生令人意外地认真对待六四的历史，并悉心投入研讨会和演出，（录音）
周勇之今年只有十八岁，父母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经历六四后全家移民加拿大。他在研讨会上宣读了有关“天安门母亲”的学术论文。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研究六四的历史有助于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录音）
学生梦伊介绍说，通过这门课程，对六四的理解加深了：
（录音）：“父母有理想并且诚实，他们不是学生领袖，作为普通人，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令我很仰慕”。
杨葛原来是从研究六四时期的摇滚乐入手研究六四的，他认为，通过研究六四的历史，他的思想有所转变：
（录音）
虽然这些学生在一九八九年还没有出生，但研究六四无疑在他们的学术生涯和人生观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享誉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在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表示，同五四一样，六四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之一：
（录音）“在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学生运动是重要的。有两个日子不需要提醒，中国人都知道。那就是五四和六四。十月一日和十月十日两个国庆日固然重要，但也不及五四
和六四，这些日期标志着学生在二十世纪介入政治的历史。八九六四同以前学运的最大不同，就是它是和平非暴力的。邓小平担心这场运动会转变成暴力的--如同
让他儿子成为残疾的文革，他也担心学运会中断经济改革，这也可以理解。然而，他听信了北京市领导的错误汇报，认为不能让学运继续下去了。六四并不是毛说的
那种星星之火燎原的运动，而是很多火种燎原，多数火种是被政府所点燃。不能将运动的缘起归咎于胡耀邦的去世，后来的新华门警察同学生的冲突，邓小平授意的
四.二六社论，成为导火索，均导致冲突的加剧；而后来学运的转折点是柴玲在北大发表充满感情的绝食宣言，随后在广场绝食，使政府非常尴尬，但那也是和平的
抗议行动”。
他分析说，同五四乃至后来文革有很大不同的是，五四是以暴力的方式开始，而且是有组织的，而六四式和平方式开始，却以暴力的方式终结，对邓小平和中国官方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录音）“那是六四不可原谅的部分，学运以和平的方式开始，却以暴力的方式收场。邓小平可能认为，政府必须强硬，否则就会垮台。因为人大将召集特别会议，五人的政治局会因意见不同而分裂，邓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召集了八大元老，决定使用武力镇压”。
如何避免悲剧再度发生，成为研讨会上师生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杨葛认为，这是研究六四的一个主要现实意义：（录音）
然而，周勇之认为，如果没有体制的转型和政治的改革，悲剧可能会再度发生：（录音）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呢，哈佛大学东亚系副教授Michael Szonyi宋怡明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分析说，由于中国政治多是不公开的，给外界的中国观察者出了很大难题，中国未来的走向因此变得不明朗，很难预测：（录音）
学生弗洛莱斯的曾祖父是中国人，他在研讨会上表示，不论将来中国发展方向如何，官方都需要正视六四事件：
“诗
人约翰.唐恩说过，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泥土被海水冲去，欧洲就会失去一角…无论谁死了，都是
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尽管这个事件在我出生前发生，而且这个国家离我如此遥远，但当我看到那些六四死难学生的微笑，我仍能感到一部分的我在死去。这个事件
是难以述诸语言的，正如人权的普世价值、对自由的质疑以及改变历史的力量，有时是难以用言语表述的”。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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