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救党受夹击 胡锦涛的部下不听胡锦涛的话

     《明鏡月刊》姚監復／黨的領導人擔心亡黨的危險，辛子陵因此提出“救黨三策”，自稱“救黨派”，受到極左派和極右派兩方面的夾擊。他一心為了救黨，卻失去了發表救黨言論的自由。

     胡錦濤總書記近來向全黨提出，在新時期要正確認識、區別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及加強社會管理的重要論述，這是妥善對待市場經濟發展後出現不同利益階層、思想 多元化、矛盾複雜化，社會動蕩中求穩定的正確對策。但是，關鍵是落實，真正在領導層和權力部門負責人的思想中落實兌現，真正徹底地擺脫“階級鬥爭為綱”的 思想桎梏，不再搞1957、1959、1966-1976年的“要資本主義滅種”的化友為敵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要失去自信心、陷於四面樹敵的恐資病、恐敵 病中，似乎眼前全是敵人，最後，可能陷入只信任江青的晚年毛澤東的不正常精神狀態。

  
    《人民日報》4月28日的評論是明智的，重新提出“包容”，即使對“異質”的意見，也要捍衛他的發表意見的權利與自由。這就是胡錦濤、溫家寶反覆 強調的公民的表達權，也是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神聖權利，更是加強社會管理、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符合朱厚澤的寬容、寬厚、寬鬆的方 針。
  
    誰在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資本主義民主是不充分的，甚至被批評為虛假的，但是，允許出現反對執政黨和領袖的聲音，可以辦民間報紙和反對黨的報刊，如國民黨反動派曾經允許共 產黨在陪都重慶辦《新華日報》，允許出版中間派的《大公報》、《觀察》。社會主義民主既然是比資本主義更民主的民主，馬克思主義既然是自認為放之四海皆準 的真理，那麼為什麼不能更包容一點，民主與自由更多一點呢？盧森堡認為自由、民主，首先就是允許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中蘇兩黨論戰時，毛澤東就敢於全文發 表赫魯曉夫的攻擊中共的講話、全文發表蘇共攻擊中共的文件，而我們僅僅發表了《九評》，予以批駁，讓讀者去辨別是非。至於鄧小平對戈爾巴喬夫說：“雙方都 說了一些空話”，那是後話。
  
    為什麼今天中國經濟GDP位於世界前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崛起被反覆宣傳時，反而沒有自信心，被臆造的“西化”、“反化”、“自由化”惡 夢形象嚇得不能包容，甚至批判朱厚澤的“寬容、寬厚、寬鬆”呢？為什麼人為地製造出那麼緊張的階級鬥爭、敵我鬥爭的你死我活內部鬥爭的假象和誤判呢？在這 樣放大的惡夢陰影籠罩下，有些官員的思想不夠正常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疑神疑鬼，化友為敵了，分不清兩類矛盾了。這樣，必然走向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殘酷 鬥爭、無情打擊。罪與非罪的界限被打破了，人民內部矛盾輕易定為敵我矛盾性質，這是國內革命戰爭的肅反、打AB團殺死十多萬自己人的左傾錯誤路線的流毒， 也是至今並未徹底清理的毛澤東反右、反右傾、文革極左路線的政治癌病毒。
  
    由於自然規律，現在的許多當權的領導人中，是當年文革中的紅衛兵和參與者，他們和我們都深深地中過文革的毒，思想上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首先要 問一個“誰是我們的敵人”；認定“矛盾是絕對的”、“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因此，宣傳、政法部門 更為敏感地習慣於用階級鬥爭的分清敵我的眼光辨別、判斷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樣，極容易視友為敵、化友為敵，打擊大量的中間群眾，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把本來可以團結的力量趕到對立面去，甚至幫助製造了採取極端手段報復社會的個體、群體，以致於出現大量的本來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件，由於判斷與定 性錯誤，處理不當發展成為大規模群體事件，由於處理不當或不夠策略，也可能使一般的氣功等民間組織變為敵對的政治性組織。
  
    辛子陵事件是一個危險先例
  
    因此，正確區別與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當前構建和諧社會、加強社會管理的首要問題。最近，解放軍大校辛子陵失去部分自由的事件，是一個這方面的標 誌性事件。辛子陵當年按鄧小平等人的授意，為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被誣的冤案大喊大叫，為毛澤東歷史錯誤秉公直書，官方一直認可，從未追究。辛子陵 自稱“救黨派”，受到極左派和極右派兩方面的夾擊。他一心為了救黨，卻失去了發表救黨言論的自由。黨的領導人擔心亡黨的危險，辛子陵因此提出“救黨三 策”。他在2月10日應邀出席十幾位離退休科技人員的春節午餐，即席講話，後來他發至網上。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反腐敗，建議對內不要批判普世價值，不應批 判溫家寶的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言論；對外，不要再搞第二次抗美援朝。這些意見，絕不是“異質”的，也不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西化、分化”。即使退一 萬步說，有一點“異質”，按《人民日報》黨報評論提出的辦法，應捍衛他自由發言的權利。而不能採取北京市委紀委張委員的辦法，限制辛子陵的言論自由、參加 集會的自由、作報告的自由和遷徙、出行自由，這是違反憲法、違反黨章的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的橫蠻、粗暴的決定。這種做法是違反胡錦濤、黨中央關於正確 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加強社會管理等重要指示的錯誤決定。
  
    這是一個危險的先例，以“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為名，來剝奪公民自由，實際上重複了文革的鬥爭方式，打擊思想犯，新式軟禁、監視居住懲罰思想者。這 絕不是社會主義民主、自由，而是為共產黨抹黑。令人擔心，這可能不是最後一次，而是新一輪的剝奪言論自由的辛子陵式事件的開幕式。（《明鏡月刊》第16 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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