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传统哲学，则世界万物都可以阴阳为划分，凡属外部的、热的、明亮的、活跃的等皆可称之为阳性，凡属内在的、冷的、暗晦的、平静的等皆可称之为
阴性。阴与阳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和灵活性。任何事物的阴阳属性都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以自身的对立面为转移，阴阳之间存在对立统一关系。阴和阳也并不能以单
纯、片面的单一属性来看待，这是因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两种相反的特性在互相循环、融合、变化着，从而衍生万物。当然，对大部分事物来说，阴和阳并
无好坏善恶之分，就象太阳是阳、月亮是阴，不能说太阳是好的，月亮是坏的；男的是阳，女的是阴，不能说男的属阳就是好的，女的属阴的就是坏的。阴阳仅仅是
处的位置或状态不同，不能用道德标准和革命思想来衡量。以此标准来衡量政党政治，我们不难看出西方的多党制恰好体现了这种阴阳平衡的哲学观。
西
方也曾有过漫长的独裁专制体制，然而，进入近代以来，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开创了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结束了人类社会政权更替采用暴力手段的野蛮方式。从而
使人类社会以付出极小的社会成本，完成政权的更替。政党按现代社会的标准，也并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究其性质只是一个由相同政治主张的人群组成的社会团
体。建党自由、入党自愿、退党自由就是《宪法》中规定的结社自由。政党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又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现代
社会的长足繁荣、巨大生产力都是与现代政党政治分不开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分为执政党与在野党。两党制或多党制如果用阴阳学说来分析，在台上的执政党是
“阳”的一方，则在台下的在野党就是“阴”的一方。执政党主导政局，在野党监督、制约执政党。执政党与在野党在竞争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今天的执政党可
能变成明天的在野党，同样，今天的在野党可能变成明天的执政党。执政党与在野党，阴阳双方在一个框架内互相平衡、约束、竞争、转化，正是遵循这一阴阳学说
的自然规则。太极图是一个圆圈内有阴阳双方，执政党和在野党作为阴阳两极，其遵守的运行的圆圈或框架就是双方共同认可和遵守的国家宪法。双方在这个圆圈或
框架内互相制约、相辅相成和共同成长。因此，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其运行机理是完全符合《易经》中的阴阳学说的，也是符合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矛盾的双
方既统一又对立的基本原理。《易传》：“一阴一阳为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阴一阳，相生相灭，相辅相成就叫天道，能继承天道行事的就是
“善”，能成就阴阳变化的就是“天性”。我们看到，近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这种顺乎天道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强大，从而也使国家政局总体稳定、国民富
足，科技文化不断朝前发展。
从理论上讲，在西方政党制度中，不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制度设计的核心都是
“合法反对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者理查得·霍夫斯塔特，将其称为在美国民主政治三大要素之外存在的一根隐形杠杆。其涵义是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通过互相攻讦，来维护自由与平等的价值。之所以需要这样的体制来保证政体正常运转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
先，多党制可以用作政党利益竞争的必要孔道。表达自由在宪法基本权利中居于特别重要的位置，在西方被视为最根本的权利或曰第一权与集体表达相比，公民个体
表达往往力量分散、声音微弱，在庞杂的公共议题中间，往往被当成一种个别现象而受到忽视。政党不同，它作为特定阶级、特定阶层利益集中代表者，具有明确的
政治主张，与政权关系密切，在利益表达上比公民个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且常常假以公民意愿的形式，打着公民利益的旗帜，获得与其他政党利益博弈的支持
力量。以执政或参与政权为目的的各个政党，既面临争取优势政治地位的压力，又面临兑现政党主张的压力，因此，在议会之中就必须积极有效地公开自己的政治倡
议，通过反对成为分得和获取选票的一个重要方式。一般而言，一定秩序范围内的冲突，可以起到宣泄感情和内部整合的作用，这种合法反对就在政党之间的竞争中
充当了“调压阀”的功能。西方政党，通过合法反对，不但监督了对方，还活络了政治过程。其正面意义在于，在服务于政党利益的同时，还为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
化平台，既是政见表达又是意见表达，将政党的政治参与与公民利益经常地串联起来，它以政治压力的形式很容易引起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重视，使得利益表达往往更
具有转化为公共政策显示的政治效力。
其次，多党制使得政党之间的斗争合法化，从而避免了你死我活的政党厮
杀。美国独立战争以后，按照华盛顿的设想，通过分权、约束和平衡、选举等宪法安排，国家没有政党也可以存在。但是因为依靠国内市场的小手工业者和小种植业
原主等等阶层，与依靠英国资本或倾销英货的阶层，为了争取和维护各自的利益，就必须采取有组织的力量博弈，因此他们形成了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在先期政党
竞争中，时常有决斗、武装斗争等武力行为，破坏了政治秩序。为了避免政党竞争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开始放弃对“一党”或“无党”的最初想法，无奈地接
受了两党并存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合法反对原则，就是对政党博弈的一种妥协性认同。在这种原则之下，政党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而要以对方存在为基础，
以此不至于使竞争破坏社会秩序。在西方，一直就有多元社会的传统。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后，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经济实践开始注入到社会生
活各个层面。多元主义者认为“组织可能损害更广泛的公共利益来促进其成员狭隘的利己主义”，因此“应当受到限制”，增加组织的数量形成各自掣肘的局面就是
一种有效设想。卢梭虽然反对派系存在，但是仍然主张可以通过增加派系以防止他们的不平等。自由主义者主张：“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和
众多政治力量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因此，合法反对成为在代议制体制内，规制政党竞争、使之免于破裂性竞争的的妥协性结果，对政党关系起的是一种润滑的作
用。
最后，多党制还保证了政党轮换的和平与有序。在西方，政党政治发展初期，伴随功利主义的发展，多数决定
的原则，对整个社会也一样带来危害。托克维尔也认为多数的专制
“将会使少数忍无可忍，逼得少数诉诸武力，那时将出现无政府状态”。因此，需要有合法的反对力量存在，代表少数人发出利益诉求，对少数人的利益进行救济。
这不但可以避免对少数群体在法理上的排斥，也可以显示多数与少数在价值选择上的“完全等价”。在互相诘责的过程中，政党反对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少数的声
音，救济被多数屏蔽的智慧。西方政党合法反对由宪法来确定底线，保障政党竞争不至于威胁国体政体，体现了法制权威的消极制动作用;中国党际关系异体整合，
结合传统伦理与现代法治文明，促使政党互利合作，体现了积极的驱动作用。二者虽然都立足于各自文化传统，调节着政党参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但是还是具有本质
上的不同。
反观中国，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当然也是专制独裁制度，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
或在野党。用《易经》阴阳学说来分析这种情况，就是只有“阳”，没有“阴”，没有矛盾的对立面，也根本谈不上阴阳平衡与矛盾的双方对立与统一。经云：“独
阳不长，孤阴不生”，意思是一种事物或一种制度，如果只有阳或只有阴，这种事物或制度是不能生长发展的，其中的道理应该无需太多解释。而几千年中国君主专
制独裁制度，使中国的科技、生产力一直没有长足的发展，一个古代文明开创者的国家、民族，被西方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在短短一、二百年就迎头赶上，而且大大超
越，终于在十九世纪，在这种不同文明的对撞中，被他们用巨舰大炮敲开了国门，受尽了割地赔款的凌辱。这正是“独阳不长”的最好诠释与证明。几千年中国君主
专制独裁的朝代更替，在这种“独阳不长”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社会动乱与战争，不断的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与社会财富的反复的巨大摧毁。生
产力没有长足的发展，科技、文明的发展几乎停滞，民众也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受尽了无穷无尽的苦难。所谓无论朝代的兴衰，均是“兴，百姓苦，亡，百
姓也苦”。因此，专制制度对国家、对民族的危害已经无需多作解释，违反天道，有悖于自然法则的一切东西，必然被淘汰和彻底消亡。
上
世纪四十年代，民主人士黄培炎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将来执政的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朝历代始兴终亡的周期律，避免重蹈人亡政息的历史覆辙？毛泽东
自信地回答：“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从这点认识程度看，毛泽东是伟大的，可惜，他却并没有落实，在一党专政
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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