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据称是伟大、光明、正确的中国共產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共唱响主旋律，推出电影《建党伟业》，编造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九二一年中共建党的歷史剧
本，充满富有中共特色的消费主义式宣传、共產主义式片酬、俊男美女式情节。笔者暂且不说该片的其他问题，但该片至少忽略了苏联或共產国际对建立与豢养中共
所拥有的支配性力量。事实上，由中共创立之日至建政后中苏交恶为止，中共只不过是苏联在远东的一隻棋子，顺势捧出了一个充满革命狂想、不尊重人性尊严、标
榜流氓虎气猴气的红太阳。罪孽真相，罄竹难书，草草几笔，为党赠兴。
关於中共建党的动力来源，如果我们忽略当年苏联的动态来谈论中共的建
立，进而把中共的建立与成长，看成是中国先进人士和知识份子纯粹自发自生的理性过程，甚至继续标榜这是所谓歷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恐怕是本末倒置，颠倒
黑白，见树不见林。重温歷史事实，有助澄清真相，开展理性思考。
一九一七年列寧领导十月革命成功，推翻沙俄帝制。一九一八年七月，苏联成
立，面对欧洲列强围堵和白俄叛军困扰，急欲扫平乱党，拓展外交实力，进而争取利益，儘快摆脱困境。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各军阀都仰赖不同西方强国的军事支
持。同年七月四日，为了争取当时中国境内最有实力的北洋政府支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发表声明：苏联政府放弃沙俄政府在满洲所抢夺的一切物资和战争赔
款，重新恢復中国在满洲的主权。这个建议似乎相当慷慨，但当时的北洋政府反应非常冷淡，因为北洋政府不希望跟西方列强破坏友好关係，何况俄国旧政府早有失
信恶例，直觉苏联新政府不足採信。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国际在莫斯科成立，著手输出无產阶级反帝革命，突破帝国主义国家围堵，增强苏联在全球的政治影响
力。同年五月，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谴责北洋政府与欧洲、日本等国家互相勾结，卖国求荣，全国充满民族主义情绪。苏联政府趁势把握
良机，在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废除所有秘密条约，允许就若干条约开展谈判，将中东铁路无偿无条件归还中国，同时废除包括领事
裁判权在内的一切特权。苏联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赢得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争取中国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承认苏联政府，同时借北洋政府之手，消除白俄在中国的势
力，从而稳固新生的苏联共產政权。然而，当时中国北洋政府依然不为所动，但中国民间、学界和舆论却纷纷叫好，普遍认同苏俄是中国友好邻邦，深感鼓舞。后
来，白俄势力逐渐平息，苏联於是在一九二零年九月再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在第一次宣言的基础上，附加贸易、铁路、关税等若干条件，措辞转趋谨慎保守。
当然，中国北洋政府依然不为所动。
正是在此背景下，苏联开展新部署：组织中国共產党。一九二零年初，第一批共產国际代表在东方部书记维经
斯基（吴廷康）的带领下到达北京，跟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李大釗和上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先后会面，说服他们组织中国共產党。陈、李两人决意组党，少不免
有书生意气和追求理想的双重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已经获得了共產国际对政党财源的保证，才会毅然答应组党。一九二零年五月，在维经斯基的幕后支持
下，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成立中国共產党的先声。后来，根据多夫•宾的考证，“中国共產党”的正式成立日期是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
二日，当时创党者包括：陈独秀、李汉俊、沉定一、李达、俞秀松、施存统、戴传贤（旋即退出）等人，推举陈独秀为书记（恐怕是由於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所以后来中共官方党史就把它称为“临时中央”，故意矮化了当时成立的“中国共產党”）。然后，在共產国际的支持下，中共在北京、上海、武汉、山东、广州、
长沙设立了六个支部。另一方面，在共產国际的组织下，李立三、邓小平、周恩来等人在一九二零年十月，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少年共產团”，后来奉共產国际之
命，改称为“中国共產党旅法支部”。当时，毛泽东只不过是长沙支部的一隻小棋子，因为定期费用有著落，当然深感欣慰，某程度上填补了先前他在北京大学遭受
冷言冷语而滋生的心灵创痛。
一九二一年三月至四月期间，共產国际派遣马林来华，指导初生的中国共產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
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上旬（至於中共官方党史所说的七月一日，纯粹是毛泽东在后来窜抵延安后声称记不清楚确实日期，而糊裡糊涂地用七月一日来权充中共建党日
期，当然与史实不符），中共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党员五十七人，被十三人代表（李达、李汉俊、张国燾、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
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陈独秀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开会（最后一天据称因受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於是改在浙江
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由陈独秀担任书记并组织中央局，通过党纲、决议和公报。《决议》表示拒绝跟其他政党发生任何联繫，强调教育和组织工人。《党纲》
有四大重点，至今全都没有实现：一、依靠无產阶级革命群眾的帮助，推翻资本家阶级，依靠工人阶级建设国家；二、承认无產阶级专政；三、消灭私人资本，没收
一切生產资料；四、隶属於共產国际（中共官方党史把这一点篡改为“联合第三国际”，刻意扭曲原文）。
以上四点正好体现出初期中国共產党员
的基本信念。儘管共產国际操控了大纲框架，但中共党员毕竟也自愿地参与其中。其中第四点（隶属於共產国际）尤其重要，或许这正是当年李大釗、陈独秀等人跟
共產国际代表所达成的重要共识。这些号称进步的知识份子可能尚未察觉到把这一点写进《党纲》的严重性，依然沉醉在创党革命救国救民的幻梦中，殊不知其理念
梦想和雄心壮志（不管有多幼稚）已经被表面上友好的外国势力（不管有多进步）玩弄於鼓掌之中，导致中国共產党这个组织本身，自始就没有真正的独立与自由意
志。然而，当时的共產党员尚有一定的表达意见自由，未受初生的共產国际严重打压，例如李汉俊表示支持孙中山革命运动，待革命成功后，中共可以参加议会；但
刘仁静却大力反对，主张发动工人运动，武力夺取政权，信仰马克思主义，建立无產阶级专政。无论如何，由於中国共產党已经通过了这份《党纲》，确认它是共產
国际的附属组织，因此自始就根本无法自决，或只能在共產国际所设计好的鸟笼内自决。至於共產国际方面，又是如何建立这套隶属和指挥体制呢？这就必须瞭解同
一时期共產国际的状况。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亦即在中国共產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共產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
世界代表大会，在闭幕当天下午，大会才草草讨论“东方问题”，但对如何拓展东方势力，当时尚未有具体行动纲领。然而，这次大会意义非凡，因为它制定了《共
產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决议》：共產国际的指示和决议，是各党必须执行的，当然也是每个党员必须执行的，各党的中央机关对党代表大会和共產
国际领导负责。此外，《共產国际的组织决议》第四点更明确规定：执行委员会通过派遣全权代表到各支部去，可以在组织上有效地协助全世界的无產阶级建立一个
从事日常斗争的组织。代表的任务是，向执行委员会报告殖民地国家进行斗争的特殊条件，也必须设法使党和执行委员会与各党之间保持最密切的联繫，以提高执行
委员会和各党的战斗力。至於共產国际执行委员会将通过代表亲自或书面联络各党，比以前更频繁和迅速，以便在一切重要政治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上述规定跟中
共《党纲》前后呼应，从此构成了共產国际与中国共產党的“血肉联繫”。
当时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导致共產国际加紧其在中国的部署，甚至
出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策略转向。一、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华盛顿会议召开，列强签署九国公约。与此同时，共產国际在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共產主
义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反制华盛顿会议的举措。当时，中国共產党也派代表出席，包括王尽美、瞿秋白和张国燾三人。这次会议相当关键，因为共產国
际正式宣佈：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在东方争逐利益的重要枢纽。言下之意就是：西方列强都已约定好如何瓜分中国利益，苏联必须立即行动，用最有效的方法赶快插
旗，否则坐失良机。二、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五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声称在工人团结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广州政府支持下取得成果。共產国际从此相信：孙中山所领导
的广州政府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的基地，暂时无法倚靠初生乏力的中国共產党去有效达成反帝革命目标，反而应该投资在孙中山身上，进而在国民党的南方军
事基础上，成立联合各种革命势力的反帝统一战线。
由於上述事态发展，共產国际立即改变了单一押注中国共產党的策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马
林率先在广西桂林拜访了孙中山，但孙中山直指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绝不可行。一九二二年五月起，达林、越飞、马林等人先后被委派跟孙中山多次商议统一战线，期
待促成国共两党联盟和合作，但孙中山只答应“联俄”和后来的“容共”，不答应“党外合作”。放眼当时国际大局，共產国际有求於孙中山（争取外交地位，扩大
苏联势力），而孙中山也有求於共產国际（军火人材物资，挥军北伐统一），自然一拍即合，而当时的中共也就自然再度成为共產国际玩弄在掌心中的棋子。
一
九二二年七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充分体现出中共《党纲》中“隶属於共產国际”的超级威力。在共產国际的指挥下，中共通过二大决议，宣告正式加
入共產国际（只不过是为已有的隶属关係正名而已），而中央委员会则由陈独秀、李大釗、张国燾、蔡和森、高君宇五人组成。同时，中共通过二大宣言，明确指出
中共第一阶段目标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使工人、贫农与小资產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实质上就是国民党与共產党的党外合作）；日后再实
现“与贫农联合的无產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然而，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内，独立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奋斗，因此必须组织在共產党和工会之内，训
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成苏维埃，达成完全解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共產国际的代表马林后来翻脸不认人，觉得中共这份
决议太天真了，全然不顾这份决议当初是在共產国际的直接指挥下產生，反指中共犯了左倾幼稚病。原因是：中共在通过二大决议当天，共產国际还未跟孙中山敲定
联俄方案细节，而中共就抢先主张“党外合作”，后来发现跟共產国际日后的“主旋律”（容共统战）不一致，因此必须遭受棒喝。换言之，共產国际左摇右摆，中
共自然变成了替罪羔羊，被共產国际训斥为不识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马林拍案而起，说变就变，严厉批评中国共產党对国民党的指控，指出国民党不是资產阶级的
政党，而是一切阶级的政党，而中共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改造国民党以推动革命事业。当时，陈独秀深感不满，按捺不住，严词驳斥马林的主张，认为马林忽视了
国民党的资產阶级性质，心里暗想：神是你，鬼也是你，还要找我出气，简直精神分裂。
无论如何，一九二二年八月，共產国际下达命令：中共党
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成立反帝统一战线。中共党员也只得乖乖听命，唯苏联马首是瞻，一起参加国民党。后来，李大釗更在中国共產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意见书》中
写道：“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產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国民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
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前后对照，结论正是：当时的中共只不过是苏共的外围卵翼！
铁证如山，不容中共继续篡改歷史，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自欺欺人，充满幻梦，寡不敌眾，服从苏联，说变就变，正是初生中国共產党的党格。建立了这种货色的政党，究竟有何伟大可言？即使当时的中共有任何值得伟大之处，也只是让苏联觉得自己很伟大、光明和正确而已，根本谈不上任何独立自主的中共党格和党魂。
后
来，苏联代表和孙中山的谈判当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孙中山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一、苏维埃制度不适用於中国，而苏联将协助中国完成
统一；二、苏联承认上述一九二零年的对华宣言，放弃一切沙皇时代特权；三、苏联保证无意使外蒙脱离中国，中俄另行协商中东铁路管理办法。这就是所谓“联
俄”方案。后来，孙中山也答应中国共產党员（当时只有四百多名）可以用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是所谓“容共”方案。然而，当时共產国际绝不希望国民党毁
灭新生的共產党，反而寄中共予厚望，因此在“联俄容共”的框架下，明确要求中共即使留在国民党内，但不得被国民党同化，也不得在运动中隐藏自己的旗帜。一
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共產国际更发给中国共產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份指示，其中第五点要求中共直接参与反帝的工人群眾运动，在群眾运动中扩大自己势
力，进而夺取民族革命领导权。以上就是当时的歷史真相。至於后事如何发展，相信大家心里有数，在此不赘。
人是自私的动物，政党也免不了是自私的组织。所谓大公无私、革命无罪，如果必须等待某党暴力夺取政权后才有可能实现，那肯定是骗人的鬼话，极可能產生祸国殃民的效果，更遑论被外国势力全盘操控，以致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从中共建党的一段歷史看来，败象早已潜伏其中。
中共建党，从来都不算是什麼丰功伟业。从建党到现在，无人面对真相，无人承担责任，唱红不知羞耻，打黑不知法治，民主只有口头，贪腐没有尽头，高唱发展势头，赶快洗钱走头。看著这种政党，只得一个结论：没有共產党，才有新中国。
2011年6月26日
（桑普，政治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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