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黄亚生等人前几年开拓了“中印比较”这一研究领域后，人们突然发现，两国昔日都曾有文明古国的辉煌，如今却同属发展中国家，人口之多难分轩轾，目前又都被列为“金砖四国”成员。于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曾大大地红火了一阵，急急出炉的专著与文章不少。不过至今为止，在这一领域的深层掘进有限。
对于中国来说，最不喜欢被拿来比较的是两国的制度之“异”，即印度承袭了英式制度，中国则紧紧抱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偏巧实行了民主制的印度也是个腐败高发的国家，于是中国最喜欢用来用来说事的就是印度的民主政治未能扼制腐败，并就此断言：中国的专制未必就输于民主，所以中国有足够理由保持现有政治制度。
这种结论其实很不严肃。因为：
第一，当今世界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无论从腐败的性质还是范围来看，都远比中国轻微得多。即使是外铄型民主国家，如东亚地区的新加坡，以及与中国同一文化血脉的台湾，也比中国好得多。即使被视为腐败典型的陈水扁，其腐败数额能够很轻易地被中国大陆一县处级官员超越。因此，不考察印度腐败文化的“路径依赖”，只用印度的腐败来论证民主制度的反腐功能不比专制强，除了自欺之外，欺人都未必有什么效果。
第二，经济上，中国由国家的代表现政权垄断一切资源，所有领域都发生腐败，即使是私营经济部门，也因必须从政府部门手里批租土地、获得经营许可及税收优惠等，必须向多如牛毛的政府部门（官员）行贿。印度在尼赫鲁时期号称“社会主义国家”，也实行计划经济，但从未消灭私营经济。以土地制度为例，中国的土地制度在世上堪称独一无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政府掠夺农民耕地开辟了一条制度通道，导致1亿2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其间发生的腐败案之多可用“贪官90%都与土地有关”这句纪检官员的名言佐证。中国的教育、医疗部门与司法都成为腐败重灾区。从现有资料看，至少印度在教育医疗土地管理部门发生的腐败案件远不如中国多。中国人至少应该研究一下自家的腐败灾情为何远比人家严重，才算对得起自己吧？
第三，新闻管制上，中国远比印度严苛。以最近的网络反腐事件为例，印度人创立了反腐网站，至今在印度仍安然无恙地生存，而中国效法印度的10多家民间反腐网站却纷纷被当局关停。这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两国的新闻体制的异同以及媒体在反腐败上所起作用的比较分析。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新闻媒体当然属于自由媒体。《印度新闻概览》一书指出：新闻界不由国家控制和审查，对新闻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个人或组织手里，印度中央政府或邦政府不出版任何属于政府的日报，只有个别邦政府出版月报或周报。印度报纸虽时有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失业等社会痼疾的批评，以及对官吏违法、失职的批评。为什么印度拥有新闻自由，媒体却未能很好地起到阻遏腐败的作用，这一点应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做出“新闻自由既然不能阻止腐败的出现，因此控制媒体也是必要的”。
曾任印度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贾斯旺星（Jaswant Singh）曾写过一篇文章“印度的腐败诅咒”，谈到印度腐败蔓延的几个原因，一、牢牢控制着印度大部分政治的“王朝制”在腐败滋生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二、印度处理人民投诉的机制已经变得异常呆滞，印度人民正抛弃标志着印度早年奋斗历史的团结精神。三、印度已经忘记了如何容纳异议，非主流观点完全被忽视了。结果，政府将反对的声音视为“帮倒忙”、是一种必须镇压的叛变行为，“政府对待反对派的意见采取了傲慢和拒绝的态度。反对派对政府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双方都认为，对反对态度表示尊重和容纳被视认为是示弱”。他的结论是，印度现在恰好是“完全没有代议制民主应有的精神”，“没有全体公民的基本团结精神，代议制民主就无法正常运转”，如果我们尊重这位印度内部人的观察与经验，就应该承认中国流行的所谓“印度的民主制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这一说法非常荒谬，因为这位前印度高官所谈的事实是：印度承受的不是民主化之苦，而是民主化严重不足之苦。
中国现在不拿自己与文化历史地缘及社会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欧美相比，愿意与同处亚洲的印度相比，算是将对自身实力的认知从云端里拉回到地面上了。但印度与中国一样，是本厚厚的大书，这种比较要花工夫。仅仅出于政治需要、想当然地按如下三段式得出推论：假设：民主制比专制优越之处在于能扼制腐败；印度是民主制，但它也有严重的腐败；结论：因此，民主制与专制相比，并无优越性。
——这种粗糙的比较，除了说明中国人是阿Q的子孙之外，什么收获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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