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曾任《深圳特区报》记者、《大逃港》作家陈秉安，从深圳专程来港参加香港书展，举办了一场讲座“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 探索50至70年代的偷渡潮与逃港故事”，亲诉当年为逃避中共迫害而引发的百万偷渡潮，期间一度感触落泪。现场还请来了三位他曾访谈过的逃港者亲临会场，亲述生死经历和逃港后的遭遇，吸引了大批读者前来捧场。
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档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陈秉安认为逃港的真正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也有着政治上的因素。当年大陆搞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边沿，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见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
陈秉安先生讲述那段历史时，眼眶湿润，他说很多人为了到对岸吃一餐饱饭而冒死潜逃。因为即使九死一生逃来香港后被遣回，也可以吃到一餐饱饭。当时港英政府的政策是无论如何会给逃难者饱饭吃的。
曾怀抱著作医生和律师的理想，却被毛政策送去当农民的黄东汉先生，于1968年11月，选择了从山路到大鹏湾，游水来港这条路。
经历过在海上与死神搏斗的黄东汉平静地说：“当所有的人都拥护那个政权的时候，只有我说出了和大家相反的‘不’，并用脚投票，选择了“奔”这条路。在茫茫的大海上，只有一个意志，朝着对岸的灯光去。成功了，就可以吃饱饭，有好日子过。不成功，就是死路一条。哪怕死，也要博一博。”
逃港从1950年起，涉及农民、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军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当时还曾发生过一个轰动的事件：1967年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港。在他抵港的第二天，全港报纸和电台都报导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又一轮以知识份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回顾70年代前的逃港历史，陈秉安先生说：“如果没有大逃港，历史，可能还停留在深圳河边的芦苇丛中，不知要停滞多少年！从主观的愿望来看，他们只是为了生活，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确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行的左右。而这些，在当年，人家冒胆用鲜血作赌注的。”
陈秉安
1948年生于湖南桂阳，1968年赴乡村插队务农，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桂阳县运输公司工人，桂阳县卷烟厂工人，《主人翁》杂志编辑，《深圳风采》杂志副主编、主任编辑，《深圳周末》主编，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着有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中篇报告文学 《来自女儿国的报告》等。
《大逃港》19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 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说过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陈秉安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 即记录了深圳30年百万人越境香港的那段历史。
来源：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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