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西藏讲话预示胡代江续“两政”
《参与》网7月20日有消息，19日上午，央视直播的“庆祝西藏解放60周年大会”一结束，许多网民质疑当日习近平以异常冷淡的表情照本宣科“庆祝西藏解放”，流露胡习矛盾。即使在读“古城拉萨花团锦簇，雪域高原焕然一新，各族人民纵情歌唱”这样欢乐的词句时，脸上也没有相应的欢乐，而是一派阴冷。这让人怀疑，习近平开场白中的“我们中央代表团带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重托……来到这里”，其实在暗示：今日的讲话并非代表我的观点，而是胡锦涛的意思，我不过是不得已代为宣读而已。
观察人士分析，习王储这一不动声色的情绪，实际上是对中共“两政”传统再继续的不满——习可能反感胡锦涛给他定调的讲话稿，暗示了胡将是十八大的太上皇，这从“庆祝西藏解放讲话稿”的核心是“颂胡”，其中的华彩乐段——“今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我们党90年的辉煌历程和基本经验，指明了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这一重要讲话，是指导我们继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献。”——可以看出，胡锦涛在强制习近平自己宣布“胡七一讲话是十八大的指南”， 将习接班后的自主权已预先剥夺了。
所谓“两政”，即国家存在两个行政权力中心。语出《左传》，辛伯劝周公黑肩不要扶持次子王子克与太子庄王争王位时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并后”即立两个后宫（皇后），“匹嫡”指事实上存在两个王储，“两政”指有两个行政系统，耦国乃诸侯坐大与中央平起平坐。可以说，自东周以来的三千年，中国多数乱世，都与“两政”乱国有关。即使近观中共九十年，也因始终未能摆脱“两政”传统，不断出现濒临崩溃的绝境。
俄共为中共建立“两政”传统
近来不断有学者指出，综观中共90周年庆典活动，既极力掩盖中共的“两政”传统，又无时无刻不在继续中共的“两政”危机。胡锦涛在庆祝中共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可算是极力掩盖中共“两政”传统的标本—全文回顾中共成长的经验，竟然一字不提中共是在苏共的领导和扶持下发展，中共因此至少有三十来年时间处于苏共（共产国际）为太上皇的“两政”时期。而江泽民因病缺席中共90周年庆祝大会引起的强烈轰动与政坛波动，又深刻地证明了中共至今仍然处于“两政”传统的危机之中。
有识之士认为，今日危害中国稳定的最大病灶，是事实上存在的中共“两政”传统。所以很多学者不顾中共压制而全力研究中共“两政”历史与教训。
2011年5月16日，也就是在文革45周年纪念日时，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共“两政”历史的长文《揭秘：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真实关系》，6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李颖又发表《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历史演变》，这两文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从列宁到斯大林去，苏共一直打着“共产国际”的幌子当中共的太上皇，让中共一直处于“两政”危害之中。
文章揭示，中共前半生与苏共（共产国际）有着复杂的“父子”关系，却一直被中共有意遮蔽。近些年来，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和海外研究成果的扩展，历史真相开始显露——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实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成为苏共下属的一个支部。当中共成年后，这种“两政”关系让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关系一直很纠结。根据共产国际的规定，中共的全称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直到1943年第三国际改散，中共才在名义上独立，但真正的独立，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
1919年3月，苏共导演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宣布成立，在中国建立的“太上皇行营”，主要是“远东局”（这一机构后来不断演变，先后有“东亚书记处”、“远东书记处”、东方部、远东部、共产国际海参崴局等多种“马甲”），其“太上皇钦差”，时间最早最长或影响较大的有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1920年4月由俄共(布)远东局派遣来华筹建中共），还有主持中共一大召开的马林，指导国共第一次合作并失败的鲍罗廷，让中共失掉苏区逃亡长征的奥托•布劳恩(李德)，让中共陷入王明路线的米夫，同意中共选择毛泽东为领袖的季米特洛夫，此外还有默默无闻的利金、萨法罗夫、拉荻克、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列帕克、考夫曼、片山潜、别达赫特、谢马温、罗易、瓦格纳、拉菲斯、格列尔、福京、罗森贝格、列普赛、库西宁、、布留赫尔、赫梅廖夫、马马耶夫、、阿尔诺特、马季亚尔、雷利斯基、罗伯特斯(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米林(盖利斯)、茨维伊奇、格伯特、阿图尔•埃韦特、、曼弗雷德•施特恩、赖安、贝克等大大小小的“太上皇钦差”。这些来自俄国、东欧、美国等地的共产党员，皆以“远东书记处书记”、“东方部主任”、军事顾问等名目成为中共直接的太上皇，既为中共创立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0—1935)的生存提供了经费和武器等必须的物质援助，也让中共受到了太上皇专制的巨大创伤。以至于周恩来也说 ：“由于他们（共产国际）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这对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根据陈独秀、张国焘回忆，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靠全面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而生存。到1927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不下100万美元之数了。作为回报，中共不仅默认了苏共策划“外蒙”独立依附苏联，而且多年甘当“儿子党”。
共产国际给中共带来“两政”最典型的案例，是在中共六大扶植代理人王明进入中共核心层，让中共出现了在延安和武汉两地分别设立中央机关办公，引发了中共分裂成王明派和毛泽东派，让中共陷入权力中心归属不一的“匹嫡、两政、耦国”之乱。直到斯大林让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最高领导人，中共“两政”分裂危机才告一段落。
“两政”潜规则祸延十八大
毛泽东对外来的“两政”祸，倒是非常反感和警惕。当1943年共产国际被迫撤消时，毛开始公然抗拒太上皇斯大林的指令，拒绝中共以保卫苏联为宗旨做出牺牲。但是毛毕竟是生在有三千年“两政”传统的中国，他在一面抵制苏共强加的“两政”祸时，一面又制造中共党内的“两政”祸。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反修”斗争，说到底是反“两政”的斗争。其批判高岗、彭德怀与苏联秘交，也是防范外患“两政”。然而，毛又一再沿袭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两政”悲剧——1959年毛刻意退居二线当太上皇，让王储刘少奇一线亲政，结果造成了“两政”之灾，不得不以发动文革来清除“两政”。而在清除刘少奇“两政”时，又让林彪与江青形成“匹嫡”，终于又以“九一三事件”来平息“匹嫡”灾。但不到两年，又让邓小平与江青四人帮再次“匹嫡”，最终又以“批邓”和“天安门事件”来挽回，却是病入膏肓，为时已晚，最终是自己心急病重而亡，结果人亡政息，以“晚年错误”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邓小平复出，以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民心，扬言“破除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未几这一改革到自己头上时，他犹豫了，最终以“六四镇压”而反悔。这一反悔事小，将毛的“两政”传统重新恢复灾大——因为“六四镇压”，邓坚决地恢复了毛泽东的太上皇传统，让自己名义上退休，实际上却牢牢抓紧军权当太上皇。且在即将见马克思时，又将这一套“两政”衣缽传给江泽民，宣布江是核心，让胡锦涛继位时，江又以“核心”之势而继续太上皇，致胡始终在“两政”的危机中惶惶不安。更让人吃惊的是，深受“两政”太上皇之苦的胡锦涛，在多年媳妇熬成婆时，对三代核心皆太上皇的荣耀，也心向往之，谋划江规胡随，在十八大即将换届时，紧锣密鼓地准备自己在十八大后的太上皇计划——中共永远以“两政”祸坑民：今日中共整体腐败，与中共“两政”两大派系各自掩护本派的腐败分子，互相交换，大有干系。
毛自诩为“人民大救星”，不愿放弃太上皇享受；邓自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不愿放弃太上皇幸福；江自称“承上启下”， 不愿放弃太上皇乐趣；胡自慰“科学发展”，仍然梦想太上皇风采！
中共，中共，尔为何情愿党内永远有“两政”之祸，却不愿国家人民有两党民主之福？！
2011年 7月20日 于深圳 早叫庐
(《争鸣》2011年8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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