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忘卻的紀念——寫于六四事件二十周年

二十年過去了，我們是否還記得那一天，在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中國首都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和通往廣場的道路上，發生了一場震驚世界的腥風血雨。 1989年6月4日，這是一個令全世界人民無法忘記的日子。我們不必去爭論到底有多少無辜的民衆被流彈擊中，不必去爭論學生與軍人誰先有暴力的行為，不必 去爭論人群中有哪些人是惡意煽動，更沒有必要去爭論學生的背後是否有西方國家的陰謀。所有的細節在曆史的洪流之中顯得完全的微不足道。總之悲劇發生了，無 辜的人民被自己的“人民政府”殺害了，也有軍人慘死。這一切對我們來說是那麽的熟悉，似乎中國的曆史書中描繪過相同的情形。

就說近代在中國大陸地區發生的五四運動、六一慘案、三一八慘案都與這一次的六四事件有諸多相似。1919年巴黎和會，以北京大學的學生為 首，3000多名學生衝破警察的戒嚴，來到天安門廣場情願遊行。隨後學生非法闖入交通總長曹汝霖家中，痛打章宗祥，縱火燒毀了曹宅。軍警鎮壓，逮捕多名學 生。後來示威遊行愈演愈烈，軍警逮捕了上千名學生。1926年3月18日，在國共兩黨的共同策劃之下，組織80多個學校共 5000多人來到天安門廣場情願，要求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強硬反對《八國最後通牒》，最後造成三一八慘案。官方的理由是情願學生“闖襲國務院，撥灌大油，抛 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當場死亡47人、傷200多人，包括兩名警察和一名士兵。魯迅先生的學生劉和珍等人也當 場喪生。段祺瑞當時並不在官邸，聽說學生被打死許多人，立即趕往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忏悔，至死不改”。實際上在慘案發生之 前，段祺瑞已經拒絕了《八國最後通牒》中的所有要求，因此這場運動本沒有必要，慘案也本可以避免。段認為此事全由國民黨執委會代表徐謙和共産黨北方區委代 表李大钊兩人為首，鼓舞煽動學生，所以下令通緝所有事件的組織者和學生領袖。到底是誰下令開槍，至今衆說紛纭，但這已不重要了，段祺瑞也從此逐漸失勢，死 去的英靈成為了愛國烈士供後人瞻仰。
所有的學生運動都是有暴力傾向的，也都是有政治勢力背後支持和煽動的。曾經的學運的背後操縱者是國民黨和共産黨，他們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試圖依靠 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造成國家不穩定，推翻現任政府。國共兩黨以此起家，自然知道學生運動的力量和可煽動性，遇到了被推翻的危險，自己會與之前的政府做法無 異，用暴力的方法鎮壓運動，維持政權穩定。
當死去的學生在三一八慘案和六一慘案後被追為烈士，人們為他們召開隆重的追悼會的時候，當他們的事迹被寫入曆史教科書的時候，沒有人去管被學生和暴 徒打死的那些士兵和警察。而這一次的事件卻正好相反，學生全部都成了暴徒，死去的軍人都成了烈士，而被打死的暴徒自然是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動，哪怕是 在20年以後。同樣的地點，同樣是學生，同樣的愛國情懷，同樣的鎮壓理由，同樣的悲慘結果，卻有著不同的解讀和不同的待遇。
無論中國未來的發展有多麽快多麽的好，請不要忘記去紀念那些為了國家的進步而死去的英靈。他們與我們一樣，都是年輕的莘莘學子，都熱愛自己的祖國，但是他們卻喪生在本應抗擊外來侵略的本國軍人的槍口上。“人民政府”槍殺人民，天下最大的諷刺莫過于此。
僅以此文獻給六四事件中喪生的人們，以及在所有的學生運動中犧牲的愛國學生和軍人們。
沈達明 二零零九年六月五日
後記：香港的司徒華先生在前不久病逝。華叔多年來為了平反六四而奔走，愛國之情和愛國之行都遠勝與許多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一個香港人如此地全心 投入和關注國家在道德、人權、法治等領域的發展和進步，令人感動非常。相信中國的未來必將越來越好，只因我們有華叔這樣偉大的愛國者。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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