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4日星期二

帅好:画殇——中国、爱尔兰画家反饥荒行为比较(上)

  画里画外

  1.纸上江山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

与画展一同翩然起舞的,还有中国文化部从各地调来的二十几个剧种、几十个剧团和北京文艺团体,从9月21日到10月10日,献礼演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等。

从这一年开始或者更早,52岁,且以“为祖国山水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已经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山水画是对祖国、对家乡的歌颂,——‘江山如此多娇’,中国人的‘江山’、‘河山’一词都是代表祖国的意思。”

“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即在个性中体现共性。“

“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看来这是一个既辩证又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然而,下面的很多事实,将会说明这个理论中,备受追捧的观点是如何不诚实。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曾说,“闭着眼睛所能清晰观想的李家山水,却又总是那么几个经典意境:杏花春雨、漓江胜景、峡江帆影、黄山烟云、井冈雄姿、幽谷鸣泉、万山红遍……由景而升华为境,就是‘采一炼十’的美学目标。”

如此美妙的人间仙境,如果说给健忘的国人、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无疑既卖座又叫好,还不会触及任何现实暗礁和限制。但是,“当数百万人在一次饥荒中死去,我们就很难不去思考,有些极其罪恶的事正在发生。”

阿玛蒂亚·森的这个难以抑制的“思考”,就是本文“公共行为”的支点之一。

森所倡导的公共行为,包括国家活动和民众的社会行为。双方不仅合作,还有对抗。就个人而言,关注他人生活,帮助同胞渡过难关,就是积极参与公共行为。 记者、党派、团体、艺术家、救济机构以及民间活动家,都是百年来经常冲在一线的群体。这是属于人的基本责任,以及来自共享人性的召唤。

“如此多娇”这座“纸上的江山”,带着幽谷、烟云、雄姿、杏花春雨等经典意境,分别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八大城市轮番展示。那么,1959年的中国江山到底如何?

  2.人间家园

在北京,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年底,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

在武汉,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

4月底,老家人给湖北浠水中学学生杨继绳捎话回家。杨继绳当即请假,领取了停火三天的3斤大米。回到乡下,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仅隔两个月的光景,门 前的榆树没有皮,地下的根也刨光了,没有狗叫,没有鸡跑。皮包骨的父亲,此刻已不能咽下杨继绳用带回的米熬制的粥。三天之后与世长辞。

在广州,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赵紫阳报告了雷南县干部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目前农村粮食紧张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在南京,全省从1月开始,邳县、新沂等地出现农民向邻省逃荒;一些地区出现严重死亡,其中宝应死亡35391人,高淳饿死近2万人。

在上海,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发生捆绑吊打,乱斗乱关乱罚等现象,造成960人死亡。在兴修水利时,将全县农家9000多台织布机拆掉,连社员的门板窗、地板、板壁也要拆走,还挖掘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

四川省的饥饿,从1958年到1962年,历时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人口死亡约在1000万左右,是全国连续四年人口负增长的唯一省份。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说:省委书记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在西安,大饥荒期间陕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8.7万人。之所以死亡人口少,人口学家曹树基认为,可能与近百年来陕、晋发生过饥荒有关,这些地区民间重视、珍惜粮食,成功化解了政府的高压。

在天津,市委1959年6月送上庐山会议的材料表明,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怀疑和指责。蓟县在1960-1962年间食物中毒2672人,死亡60人。武清县1960年4月食物中毒5252人,死亡40人。

1959年上述八大城市,至少有五个在为毛泽东修建别墅或宾馆。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 大国庆工程,包含博物馆、宾馆、会堂等。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以《大跃进的产儿》为题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21 世纪,十大国庆工程仍被誉为“镌刻着共和国的气魄与胸怀”的“丰碑”。确实,这些金光四射的建筑目前依旧结实耐用,但在饥荒中与民争食的特征,还是被强制 性地处于遗忘状态。

  爱尔兰饥荒与画家

  1.民间传统,爱尔兰把荒年称为屠杀年


18世纪中期,爱尔兰一次饥荒导致约240万人死亡。爱尔兰民间传统,把饥饿的1741年称为屠杀年。英国国家社科院院士彼得·格雷评价说,“然而, 这次灾难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在该世纪末(指18世纪末——编者注),饥荒没有被看作是政治范畴,而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加速了这种遗忘。”

被马铃薯安全喂养了近百年的爱尔兰人,谁也没有料到,1845年9月,马铃薯霜霉真菌出现在东部,首先攻击叶和茎,接着攻击地下根块;一个月内蔓延到爱尔兰西部。

  2.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

画家达尼埃尔·麦克唐纳,1847年绘制了油画《爱尔兰出现马铃薯霜霉毒病》。画面上夕阳正浓,一位中年农民目光呆滞、表情惊诧,裤腿挽露坐在一堆马铃薯旁,仿佛在追问:这外表好看的土豆怎么里面会腐烂了?目前此画收藏在都柏林大学。

当时植物学家作出“马铃薯灾害是爱尔兰潮湿的气候及夏天的湿度造成”的错误判断,1848年病害卷土重来,马铃薯的产量损失一半。

这次饥荒暴露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时,大量粮食却被从爱尔兰出口到英格兰。在英格兰与爱尔兰漫长而频繁的历史纷争中,还从未出现过招致如此愤怒、使两国人民如此怨恨的事件。”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去移民,爱尔兰饥荒中死去约110万人。这个数字接近曹树基计算的中国甘肃省1959-1961年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3.画家成为民族守夜人

抵制严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是一个施舍或者仁慈的再分配——爱尔兰的画家,以自己的才华,通过有效的方式勇敢地闯入每一个可以实施人道、批判、救济的角落。许多人在挨饿,一个人怎能独自在温泉别墅享受绘画——漠视他人生存现状的自私从来就不含美。

仅就《爱尔兰大饥荒》一书提供的资料,统计分析:

涉及的画种有黑白版画、彩色石版画、速写、漫画、水彩画、木雕和油画。数量约计120幅。

作品时间跨度,从灾害发生的1845年11月22日《泰晤士画报》,到1900年4月《自由爱尔兰》的封面。跨度为55年。

参与大饥荒创作、披露甚至报道的画家,在80-100名之间。

艺术家詹姆斯·马奥尼,1847年1月参观了斯基柏林地区,遂从2月20日开始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了大量速写和笔记,向公众展示饥荒的可怕: “任何羽毛笔、任何铅笔都无法描绘出斯基柏林的恐怖,在这里我看到垂死者、活着的人,一个挨一个横陈在冰冷大地上的死者,将他们隔开的只有他们褴褛的衣 衫。”

他的速写展示这样的景象:在卡尔拉一对瘦骨嶙峋、破衣烂衫的男女青年,在已经收走土豆的土地挖掘找食;在迷尼恩斯村,石板搭成的茅草窝孤独空寂,野狗在村中吞食尸体……

画家艾尔斯金·尼克尔,从1851年画出第一幅《爱尔兰一家在窝棚中的景象》水彩画开始,到1871年画出《爱尔兰移民抵达利物浦》,20余年连续关 注饥荒相关生活,颂扬人性的尊严,谴责人性的堕落与地主、警察的残暴。他连续创作《车站中的爱尔兰移民》、《出发前》、《回国后》等四幅大画,描绘移民生 存现状。

尚未找到移民途径的农民,受到地主驱逐。艾尔斯金·尼克尔绘制的《驱逐》,现藏爱尔兰国家画廊。画面1/3背景风起云涌,一束阳光从乌云缝里投射在刚 离开被拆家园的一家七口人头顶上。过了8年,艾尔斯金·尼克尔又创作了《驱逐布告》,把地主、警察也一并拉入画面,更深刻地表现驱逐制度的残酷和血腥,把 罪恶定格在历史中供后人批判和思索。

20年内执著创作9幅饥荒题材的巨幅画作,画家尼克尔的洞察力、人格魅力随着他天才的绘画才能,与坚持反饥荒社会行为的良善美德并行到今天。

还有著名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为了表达自己对他所处时代的贫穷和不公的愤懑,1849-1850,两年内创作出《爱尔兰大饥荒》系列作品四部,以艺术表现道德思想,“用线条和色彩的崇高去严肃地影响人的心灵”。

在人类的美德面前,艺术无禁区;但艺术也有禁区,就是绝不为专制或者邪恶歌唱。画家的职责仿佛就是和媒体配合监督政府、批判政府官员。

爱尔兰饥荒时期,画家心手不相欺,批判并寻找饥荒的原因,成就一种善,一种大美,实现对艺术伦理、理性和德行的最大尊重。

例如,饥荒初期《泰晤士画报》的版画《部长的梦》讽刺英国首相皮尔把爱尔兰的饥荒和积弊,归结为其社会落后;后来,漫画《播种计划》又讽刺新首相鲁塞尔通过移民和基建的“远水”,来解决饥荒的“近渴”。

这样的版画批评,促进了公众在饥荒中的自身的觉醒,以及对饥荒引发变革的理解。

从绘画内容来看,除上面提到的饥荒惨状、移民、饥荒引起的社会失衡外,还展现了宗教纷争、政局动荡、地主专横,以及政府腐败、救济不力、司法问题、驱逐制度、集会起事、造反失败、逃亡、死亡等,几乎涉及到饥荒的各个层面。

通过各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版画、漫画如同图片新闻,广泛引人关注;而稍后跟进的油画、水彩画、彩色石版画等,就像深度报道、专题研究,某些作品得以成为经典,进入大学、博物馆为大众观瞻。

爱尔兰画家们不仅自觉为饿殍招魂,而且为大饥荒留下更为形象的见证,为提升人类心灵潜在的高尚,画下不朽。


爱尔兰画家为大饥荒留下形象的见证。图为反映爱尔兰饥荒时期生活的画作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一百多万爱尔兰人死亡、两百多万流落异国的饥荒之后,爱尔兰人痛定思痛,掀起此起彼伏的独立和改革浪潮。爱尔兰1922年成为自由平等民主国家。此时,距离饥荒过去72年。

  大饥荒中的中国画家

  1. 国穷民饿,画界有“桃源”


阿玛蒂亚·森质疑:“中国1958-1961年爆发的饥荒,是紧跟着1957年后试验的‘大跃进’的垮台爆发的,大跃进的失败开始得到普遍认识,然而,饥荒的存在却古怪地没有被公开调查,甚至被公众的意识遗忘了,直至近期。”

1959年1月,55岁的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关于党对画家创作事业的领导,傅抱石的文字姿态低到谦卑——“当领导同志为我们的创作反复推敲、又高兴又婉转地提出意见,特别指出某部分的缺点时候, 真是令人激动又令人佩服。当我们经营某一主题,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遇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领导同志既谦逊而又极其中肯的讲话,帮助我们打开了思路,解 决了问题;又当我们紧张、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们听到的却是鼓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年6月,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去韶山写生,出版社安排本社编辑一名、省群艺馆长及本省画家一名陪同。路经湘潭,湘潭地委书记亲自前往宾馆看望,增派两名湘潭日报的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1959年比傅抱石小三岁的李可染有如下年度计划:(1)风景画,继续写生。内容为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人物画,素 描练习、水墨、色彩。(3)外地写生,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3-5个月。(4)在颐和园写生1个月;长城5天;北京城1个月,地点北海、中 山公园、文化宫、故宫、天坛、碧云寺、胡同、大街等。


李可染的1959年度计划。

春天,他前去桂林写生,创作了《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画。

王鲁湘几十年后评价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系统深入地外出写生……不仅画‘所见’,而且画‘所知’,‘所想’,从最近处一排屋舍到最远处一排山影,多至26层,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象的桂林。”

返回北京后,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创作国画《六盘山》。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主题,这张作品可以说是李可染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大跃进”后的李可染,绝不仅仅画“所见”,更要画“所知”,“所想”,宣传红色江山——“我们作山水画,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

  2.“四面楚歌”:档案里的“所见、所知”

1959年李可染广西写生邻近地区的档案摘录:

云南曲靖地区陆良、罗平、师宗等县相继发生饥饿死亡。

1958年2月到9月,陆良发生浮肿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浮肿死亡的5203人,后来统计,死亡12912人,占总人口5.6%。

7月,全省浮肿11万多人,死亡2万多。10月10日,全省累计浮肿33.8万人,死亡39712人。边界地区外逃农民向贵州和广西境内涌入。

贵州的情况也糟糕,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1959年2月底至3月初去邻近广西的罗甸、独山、凯里,发现食堂断粮的较多,罗甸传言玉皇大帝要抢粮仓,独山社员不出工,发现好几起闹粮荒的风。

相邻的广东高要和罗定一带,1959年2月下旬,高要县莲塘公社开始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开始吃种子,种子吃完了,各种饥饿疾病来了。4月,死人占年终总人数5%;7月,死人占10%。

罗定当时叫罗南,饿死人最多的有千官、平台等四个公社。江门地委后来瞒不下去了,得出的统计为1960年1月到8月20日,浮肿、死亡在全县一半的公 社发生,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2.62%。由于行政不作为,1959年的死亡没有统计,但民间记忆留存了下来。有一个叫曾北数的农民,临死 前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

相邻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的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率为-9.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曹树基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画家正在“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1959年被饥饿四面楚歌包围,自身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58年9月9日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征购任务是上年度征购任务的4.8倍。完不成就开始抢粮。四、五月份就开始死人。

城关公社唐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因开仓放粮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连续批斗。一次斗争会后,这位30多岁的农民饿死在回家的路上。一些人外逃到贵州、 金城江等地乞讨,县委下令追捕,集中关押。在关押中死去44人;在追捕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着县委书记指示:“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 算了。”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

而桂林好像画家的天堂、诗人的梦乡。

诗人贺敬之,此时写下了极其著名的《桂林山水歌》;画家叶浅予创作了《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事实上,桂林的情况并不妙。

1959~1961年,市区年均死亡率为15.04‰,比1965~1979年14年间的年均死亡率5.12‰高出近两倍。1961年1月17日,227个单位6768人在大搞代食品运动中吃野山薯中毒,其中较重的1211人,928人住院治疗,5人死亡。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其日记中记载最后一次省际逃亡潮时间为1973年2月25日。流入贵州的,一般来自广西、湖南和四川。

  3.画饼充饥:画家的“反饥荒”行动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并不客气。1959-1960年,国家粮库约在887.03亿斤到286.32亿斤之间;春荒最糟糕的时候,库存达到403.51亿斤,折合原粮482亿斤。

1959年粮食总产减少的情况下,出口达到415.75万吨;相当于500万吨原粮。家禽、水果、鲜蛋、鱼等也大量出口,活猪出口71.87万头,猪肉10.96万吨。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

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蒋正鸿的木刻《新城市》获金奖。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版画比赛中,吴凡的《蒲公英》再获金奖。

原文链接: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52336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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