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饿毙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等大型油画。红色雕塑家张松鹤创作了毛泽东铜雕坐像《运筹帷幄》。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创作一幅山水画。
黄胄创作了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穷农民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40岁，创作国画《转战陕北》、《高山仰止》。石鲁自信地说：“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然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石鲁当时大脑里的“思想”，似乎是毛泽东思想的同义语。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周恩来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了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宣纸单价60元，可供五六口之家一月伙食费。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的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的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
5.5×9米巨幅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
1960年，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孙滋溪和秦岭等15人集体创作《当代英雄》（素描），试图以众多普通劳动者与领袖毛泽东一起阔步前进的大场面，表现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作品的新颖构图与大跃进年代的社会心理气氛十分吻合，素描稿发表之后，引起全国美术界的关注。”
河南画家、师范老师陶一清，1960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开始重走25000里长征路，历时五个月，画下《万水千山》、《延安颂》等画作，并成为圣地红色画家的知名人物。
1960年9月，中国文联、美协等四团体，派出衣冠整洁的代表，联合举办俄罗斯画家鲁勃廖夫诞生600年、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逝世300周年、日本 画家葛饰北斋诞生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看到这则消息，令人感到：眼前遍地中国饿魂不仅无人掉一滴眼泪，而且迄今无一张公之于众的画作祭奠。
大饥荒过去50年了。不允许检讨，没有诚意忏悔，结果只能混淆是非，扭曲伦理底线，误导今天的青年人乃至收藏界对绘画作品及其品质的认知。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仅包括政府为公众做了什么，也包括各种人物和政府的交易是否正当，以及公众为自己做了什么。
4.图画江山，争说当今“黄河清”
1960年，北京非正常死亡1.55万人、上海1.44万人。7月12日，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告急，粮食库存2到6天。
这年诞生了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家喻户晓的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7、8月间，中国美协换届，傅抱石进入副主席的行列。9月25日，傅抱石率领“新金陵画派”钱松嵒、亚明等十三人组成工作团，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三个月二万三千里的红色之旅。
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在1960年的饥荒程度如下：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河南有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四川75个。
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河南11个，四川16个。
以上六省根据官方人口册子统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分别为：139.38万人、299.42万人、34.28万人、64.67万人、24.38万人和2.1万人。
傅抱石率团在河南停留8天。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时，桌子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在农村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谢瑞阶院长说：“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主人正说时，“见窗外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三门峡，参观大坝。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就来自这里，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经大加赞美。
《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们在三门峡争说黄河清，显然是力争政治正确，而饥荒之年，“圣人”在哪里？
陕西境内20天。
在西安，下榻省政府招待所，五个老先生住套间，三个学生住三人间。
乘苏式吉普到了延安招待所，晚餐相当丰盛。9月30日早石鲁宣布工作计划：“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 也是党的政治任务。”三天中，参观延安博物馆等七地，看电影《边塞烽火》。10月4日踏上返回西安旅程，洛川县委接待规格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 协、人大代表标准，有山羊肉、炒鸡块等，较为丰盛。
10月6日亚明在会议上说：“省府都督接见，沿途县府衙门接待，这就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要求。美协陕西分会对我们的接待也无微不至，物质和精神生活都 安排的好，全套人马随我们跑，安排了一切。”8日晚，招待弯弯腔《借水》、《燕》；10月12日游华山。15日下午四时，五老画家坐软卧离开西安，三青年 硬席。
一行人在同期全球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境内22天。
一到成都，当晚招待川剧《卧薪尝胆》。
18日上午，杜甫草堂邂逅巴金，傅抱石问巴金，“您来成都有任务吧？”巴金说：“国家困难，大城市供应紧张，四川相对要好一些，上面要我回家乡看看。常回家乡看看有好处，住一段时间，也是减轻大城市的负担。”
写生团画家与巴金在杜甫草堂（前排左起：钱松嵒、亚明、巴金、傅抱石、余彤甫、丁士青）。
五天中，参观武侯祠、望江楼等。参观新民公社食堂后吃午餐时，菜肴丰盛，有鸡、鸭、鱼、肉，“虽然当时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但天府之国灾情不重，成都供应较之河南、陕西要强些。”
23日到乐山，“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心里不好受。”
24日去峨眉山，省文联考虑周到，特在乐山买了一篓皮蛋由向导背着上山。25日路过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0月31日，在杜甫草堂装饰古朴的餐厅，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我们尝到了四川的小吃，有龙抄手……还有赖汤圆，是以糯米粉、豆沙馅儿做的，每 小碗三只……还吃到了香炸金糕和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 端……”
临行前两晚，招待戏曲《刘三姐》等演出。11月2日，老先生们继续乘软卧去重庆。
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
四川期间，傅抱石创作了“漫游太华”（《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初稿）、《陕北风光》、《峨眉处处有歌声》等作品。
11月13日，乘“民众号”奔赴武汉，傅抱石、钱松嵒、亚明乘一等舱，其余先生二等舱，三个学生四等舱。湖北境内7天。
湖南境内12天，参观领袖故居、杨开慧故居等。
在广州，原计划停留20天。但12月6日，江苏画院发来电报，要求结束写生，参加机构改革。9日写生团提前结束旅行，陶铸留下傅抱石、钱松嵒、亚明等，在从化温泉设宴招待。
这里风光绮丽，桥横翠波，是风景疗养馆。宴请的一个目的是答谢，陶铸曾请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为自己创作一幅国画。
陶铸说：“山水画家多接触大自然是对的，历代大名家既重视生活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傅老根据毛主席诗词《蝶恋花》所作的国画就体现出很好的意境……”晚饭后，陶铸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1960年5月中旬统计，广州郊区、从化、花县患水肿达2.5万人。
两万三千里红色之旅记录中，最让人揪心的，是乐山风景区凌云山下饿毙的老妇；最令人愤慨的，是吃饱喝足、体力充沛的写生团走过饿毙的衣食父母，脚步冷酷没有片刻停留，更没有像写出《瘗旅文》的古人那样，掩埋同类的尸体。
不能坚守人文关怀、勇于给自己心灵做主的人，甚至也不敢给弱者支持的人，怎么能冲出思想的禁锢，承担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
对此行为的诠释，还有一种说法——
李伟铭在为“关山月的梅花一辩”中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必不能看成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艺术家，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保护并由此而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的方式。”
理由看似充分。但是，饥荒期间上述画家并非处于逆境，他们过着接近高干的奢华生活；其次，花着纳税人的钱四处延续艺术生命，看见纳税人逃荒乞讨、屡屡死亡——这个“时”、“势”，难道就不需要“审”？饿魂的生命要不要保护？艺术的底线在哪里？
5.饥儿何处埋，难解《春放图》
饥荒对儿童的肆虐，比战争更凶残，表现为被迫忽视其脆弱、遗弃、贩卖、失明、瘫痪、疾病死亡，甚至谋杀。
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在“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请假护理，造成儿童死亡411人。
1960年李可染画作，大致集中在柳溪、渔村、雅园、牧童田园生活上，创作了《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等。
《春放图》看上去清晰漂亮，内容浅显天真——牛背上的孩子放着风筝，脸型微胖、着装整洁、举止斯文，完全不是1960年的牧童，更像重点小学高干子孙 的翻版。那水牛迈步的姿态，俨如传说中慈祥的1960年生产队长。仔细观察，系列牧童的形式、神态、衣着，从1960年到1986年宛若一个模子里出来。
事实上，1960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已经看不到牛，也难以看到其它动物了。牛大量用于出口，这个期间出口活牛22.15万头。另外，饿死和被生产队宰杀的耕牛相当多。私自屠宰的，要么被判刑，要么被打死。
王民三在贵州黔西县凤凰公社调查，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公社死亡467人；饿死和宰杀耕牛360头，占30.7%。
在湖北，寄宿生杨继绳的父亲负责饲养队里的一头水牛。饥荒后的一天，浮肿的父亲托人叫他回家——生产队偷杀了这头牛，家里分了1斤牛肉，特地叫孩子回家——杨父不吃，“说这牛和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
随着饥荒的超长蔓延，动物世界也难见的惨烈，发生在人间。
据江苏高邮县志记载，1960年高邮县，非正常死亡17000人。三年期间一共死亡3.7万人，其中1.7万名是儿童。
在桂林，1960年社会弃婴增多，福利院当年收养弃婴230人。上述统计仅限城镇，很难统计广袤山村还有多少饥饿的婴儿被弃之荒野。
据江苏省卫生厅报告，宝应县城到1960年4月，拾到弃婴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曾经富饶的宜兴，铜峰公社黄童大队农民卢洪生饥饿浮肿，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把内脏拿出来吃了。
画家李可染的老家，也是江苏的。
1961年7月中旬，河北省卫生厅报告，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儿童成批发生失明和瘫痪症，部分儿童长期瘫痪……
贵州王民三日记中，人吃死人、人吃亲人乃至孩子的事件有10多例。1961年1月8日，印江县发现一个书记逼迫老人打死一个孩子煮来吃的惨剧；2月2 日思南一妇女杀死两个小孩煮了吃；毕节、贵阳均有人吃人的事件；5月13日，水城南开公社，有11起死人被活人吃掉的事件，其中5例是将小孩活活打死吃掉 的，6起是将埋在土中的死人挖出来吃掉。
对艺术家而言，任何时候的公共行为，都不能摆脱公民责任、享受无视民间疾苦的特权和荣誉。艺术作品本可以启发人类理解世界，感受文明正义的观念、反 应、情感以及立场。大饥荒中的绘画，起码应唤起中国人对饥饿孩子和农民的一丝同情，此事过去50年了，为了那些逝去的幼小生命以及当代儿童的未来，应该郑 重梳理和重新检视了。
6.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
1961年6至7月，中国美协召开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研究历史画群众场面的描写，领袖与群众关系如何表现以及革命挫折中悲壮题材的处理。此前1960年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安排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陈履生撰文披露：“与会者认为，表现好这种题材，关键在于：一立场，对事实的正确理解；二艺术处理，形式和内容统一。”
会后，艾中信创作了油画《夜渡黄河》，全山石完成了《英勇不屈》，靳尚谊展开《十二月会议》，林岗完成了《狱中斗争》……
这年，革命博物馆再次组织旨在宣传革命历史的绘画创作，产生了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詹建俊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靳尚谊的《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恤珠的《金田起义》以及王征骅的《武昌起义》等。
这批在“统一意志，统一步调”下完成的绘画，对饥荒、人命均闭口不谈。
此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沧州一些县，农民每日吃粮平均2两多点。河北省委10月统计，截止9月底吴桥等11个县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专区5月至9月，分别死亡401、682、839、1184、2045人，10月份半个月竟死亡1414人。
再来看看长安画派。
1961年，石鲁创作了国画《在南泥湾的途中》、《东方欲晓》等。《东方欲晓》用枣树背后透出的灯光，表现党的领袖当年的延安窑洞生活。枣树背后的 “另一种延安生活”，如韦君宜、李慎之、李锐、王实味等延安受难知识分子的记忆，石鲁曾经亲身经历并看到过。但崇拜“石涛和鲁迅”的石鲁，关注点集中于听 从党的宣传指令，饥荒前后，创作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绘画约10张。何海霞创作同题作品5张以上。赵望云与他们一道，在饥荒期间风光地举办过省际巡回展 览。
据陈湘波统计，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饥荒前后，革命圣地写生画作大约77张，圣地创作画有13张，毛泽东诗意创作不少于5张。
据王鲁湘撰文：1960年后连续三年，李可染冬到广东从化温泉，夏到北戴河海滨，进入“白纸对青天”的创作状态，享用着“极为舒适也少有干扰的优越环境”。
在画家极为舒适优越之时的从化，农民水深火热。1961年1月，从化对全县3000多名患水肿病群众，分别集中到公社和大队治疗；52种商品凭票定量 供应，1962年10月后部分才得以取消。饥荒带来高物价，猪肉每公斤17－24元，鸡项每公斤12－18元，直到1965年价格才回落。
据官方称，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末，从化农民大部分靠土茯苓、蕉头、米糠充饥，导致营养不良、水肿、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三年死亡率分别为15‰、58.74‰和14.9‰，而常年死亡率为5.3‰上下。
在“白纸对青天”度假的秦皇岛市，饥荒期间，全市人一起出动采集干菜80.9万斤，各种秋叶305万斤，打杂草847万公斤以度荒年。当年因误食苍耳 子中毒者甚多，仅昌黎县中毒万余人，死亡14人。抚宁区汉台头营公社大山头大队发病率占总人口的37.5%；昌黎县饥荒期间患者达2万余人，占总人口的 8.18%。
最困难的两年里，秦皇岛总人口分别减少0.98、0.99万人，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而民国年间境内屡经战乱，还有日本势力入侵，总人口仍呈增长趋势。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最饥饿的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1945人。
1961年，李可染54岁。在秦皇岛创作《人在万点梅花中》、《牧牛图》、《牧童牛背放风筝》等；在北海之滨创作《杏花春雨江南》。饥荒前后，诗意圣地创作画有《长征》、《山河颂》等7幅，1970年代又有10多幅“井冈山”，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
1962年，黄胄创作了巨幅国画《奔腾急》和《海南女民兵》。后一幅画中，有两女民兵左肩挎枪，还有两支枪用枪刺代替枪管，显然只要政治正确，可以罔顾常识，并继续在2011年的国家博物馆当作国宝展出。
1962年，42岁的程十发创作了连环画《胆剑篇》，称用来鼓励人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
《胆剑篇》描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三年饥荒是执政人祸，受害人不是皇帝而是万千草民，用“卧薪尝胆”这样的御用故事，岂不是模糊、回避了灾难的起因和补救措施？
谁在同人民一起卧薪尝胆？显然不是现任勾践集团。制造人祸的，是统治者本身以及拒绝纠错的体制。我们画家的思考还停留在古代明君治国的层面。
饥荒期间，中国画家整体失声，生命价值低于粉饰任务，后果即是：可以无人，不可以无画；画家们轮番巡展、四方写生，找到了所谓革新山水画的突破口，与其说是“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一手现实、一手传统”，不如说是“对苦不动、对难不呼、见危不帮、见死不救”。
7.后饥荒时代的坚守与遗忘
阿玛蒂亚·森曾分析：当时中国地方上的公共分配遭到全面破坏，由于政府征收的粮食急剧增多，农村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此外，中国没有一个对抗性的新闻 界与容忍反对势力存在的政治体制，饥荒肆虐三年，不仅世界被蒙蔽，而且本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各地面临问题的普遍性。由于缺乏及时的反对声音，强化了地方政府 的无知，如含有政治动机的粮食产量虚报方面，愚弄了决策者。
1962年，中国进入饥荒后时代，但农民还没有从饥饿的身心巨创中走出来。
这年2月，王民三在贴近广西的贵州罗甸县调研，入冬以来又饿死27人，有27户将小孩卖掉或送人，有18户妇女出走或改嫁。2月19日，在独山大显大 队，又死亡15人，有浮肿病人32人，30%的户已经断粮几天，妇女改嫁，卖儿卖女的更多。走访20户，只有小队长家吃大米和包谷饭，其余全是煮青菜汤 喝。
原文链接：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52336067_2.html
[通吃 http://like-chilli.blogspot.com]
相关：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