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共中央操控建立“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后，苏俄布尔什维克急需打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武装干
涉、加强同外部的联系、寻求支持，以巩固新生政权。为此，苏俄开始向国外秘密派遣人员。已经被证实的来华密使有：布尔特曼、波波夫（1917年）、波塔波
夫（1917年）、阿加廖夫、威廉斯基（1920年）、马林、魏金斯基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来华密使的任务所知甚少。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历史
研究的新发现，来华密使的活动逐渐清晰起来。
波塔波夫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向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宣传苏维
埃革命。1918年5月18日，波波夫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自一名俄国无产者的呼吁》。这篇文章抨击了日本政府和北京政
府，宣传了苏俄对东方的政策，并声称，“中国人民应当把我们视为使中国无产阶级免遭外国人贪欲和中国当局暴行的保护者”。它实际上是苏俄政府最早在华发表
的一份文件。缪勒尔是苏俄军官，1919年初来到中国。他在回忆录中说：“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曼特已经与天津和北京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
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同一时期，在中国活动的还有阿加廖夫，他的活动范围在上海。有资料显示，阿加廖夫到上海后，与李汉俊、吕运亨
商谈出版中俄双语《劳动》杂志，并同中国倾向苏俄的人士接触，打通了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
俄罗斯解密
档案显示：1920年，威廉斯基受列宁派遣，来中国实施四项秘密任务。第一，俄共中央政治局要求他，在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时，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
加剧这种冲突。第二，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第三，通过出版刊物、小册子、传单，进行鼓动工作，唤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
自觉行动。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在北京期间，威廉斯基还召集俄共党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威廉斯基
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经具备客观条件”。
1920年4月，“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向中
国派遣了全权密使魏金斯基（吴廷康），拟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开展有步骤的组织活动。魏金斯基先到北京会晤李大钊，他对李大钊说，“中国应有一
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随后，他又奔赴上海接触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陈表示同意。5月，“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开始正式操控
中国的革命运动。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归纳为“上海
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共产国际的刊物据此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
俄
罗斯解密档案《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说：根据1920年8月17日来自上海的报告，在中国的
工作情况是，在上海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革命局，其成员是魏金斯基同志和4名中国革命者。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时则说：由于魏金斯基在中国期间的
活动，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组织。中国社科院李玉贞研究员认为：魏金斯基的到来，使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被俄国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所取代，逐步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鉴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
1921
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和13名中国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出中共中央局三名领导成
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在会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先后讲了话。马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尼科尔斯基的建议下，大会拍电报给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告知会议进行情况。后来，中共把一大作为建党的标志，定7月1日为“党的生日”。
综
上可见，中国共产党是由苏共中央控制的共产国际一手催生的。1922年，马林在给共产国际做的报告中说，“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
定成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毛泽东也在1942年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
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2，苏共中央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表
面上，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国际组织，实际上它受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严密领导。苏联解体以后，德国和俄国专家选择公布了关于中国的文
件，他们在序言中说，“表面上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它处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严密的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的控制之
下。共产国际所有最重大的政治举措和干部的任用，都预先在政治局讨论过并且经过政治局批准，政治局还要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活动”
“苏维埃外交机关活动的特点，在于其外交的总战略和策略和策略都是循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的：通过所有国家贯常的外交机关——外交人民委员部，还通过共产国际”。无疑，共产国际本质上是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一种外交工具。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国际处于领袖、组织者地位，各国共产党也接受其指令和监督。如第十二条规定：“共产国际两次世界大会之间的指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以指令并监督其行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各种援助及形势指导。
（1）、
1927年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2）、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操纵下，中共六大在苏
联莫斯科秘密召开。（3）、1928年6月以后，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代表团
指导中国革命。（4）、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王明任中央政治局
常委，实际主持主持中央工作，总书记向忠发为傀儡。（5）、1932年，共产国际派德国人李德来华协助营救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1933年，李德自愿申
请去苏区，1934年1月，李德化妆成外国传教士进入苏区，并立即成为中共军事委员会核心之一。（6）、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德因严重脱离中国革
命现实情况被撤职，“土共”开始掌权，共产国际逐渐失去了对中共直接控制（也有人认为此条不确，是伪造历史。事实是：中共选举的总书记张闻天，被共产国际
解除职务）。（7）、1937年，抗战爆发，王明回国，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是第三国际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后来在苏联被清洗，毛泽东成了共产国际
的新宠。王明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遭到批判，在党内失去势力。抗日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因通讯及地域限制不能与中共产生直接领导关系，受第三国际支援和指
导。
中国共产党服从苏共中央的绝对领导。中共二大以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都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
党。中共二大甚至还通过决议，否定了加入国民党的议案，只是邀请国民党“互商”。但最后马林却拿出莫斯科的指令，推翻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立即加入国民
党。中共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但它却服从更高的权力机关——苏共中央的命令。由此，中共与苏共的隶属关系，可见一斑。
周
佛海曾在《寒风集》中回忆：“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仲甫（陈独秀的号）和马林虽然没有见面，意见却不一致。仲甫是一条硬汉，一定要马林认错，才肯见面，而
马林却不认错”。“马林托我带一封信给仲甫，竟把第三国际代表的头衔拿出来，信中对仲甫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独秀只
好屈服。陈独秀是中共的教父，是党的总记，连他竟然也不能够丝毫对抗第三国际，足见苏联对中共的绝对控制程度。
3，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经费来源
早
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是无业青年，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建党以后，这批青年旋即转化为职业革命家。经费短缺问题也因此突显为中共发展的巨大阻碍。没
有钱，不仅职业革命家的生活无以为继，而且出版宣传活动、罢工、举办会议都无法开展。当时也向党员征收党费，但党员人数太少，所能募集到的党费极为有限。
按照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十六条：本党的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一）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
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派捐。（三）党外协助”。当时中共
仅有党员159人，若全体党员月薪以五十元计算，每个月能够上缴党费总数也不过八百元。因此，这一时期，中共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境外苏联。
1922
年6月30日，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报告，一开始就提到“党员及经费”：“去年（1921）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馀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
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
计一百五十九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
元，自行募捐1000元”。可见，中共早期活动经费完全依赖苏联供给。
1922年12月，共产国际通过《中
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按照该预算：共产国际每月向中共提供1000金卢布，年提供12000金卢布经费。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陈独秀做报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按：讲话的时候是上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
万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这说明，没有共产国际给钱，中共不仅不可能开展活动，甚至连代表大会也开不成。
1924
年，中共实际得到共产国际活动经费约36000金卢布。即使有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状况仍很紧张。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
际魏金斯基写信中仍需请求援助：“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
7、8、9、10月份的钱来”。
1925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援助不断增加，中共的经费短缺问题得到缓解。
中
共也曾在经费问题上与共产国际发生矛盾。周佛海回忆：“当时共产党经费，是卢布所换的钞票。当时陈独秀被推为委员长，尚在广东，由周佛海以副委员长代行职
权。马林每月给生活费八十元，尚略有活动费。九月中旬，陈独秀返沪，与马林大闹意见，不与见面，因马林谓：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款二十馀万，而成绩如
此，责中国同志太不努力，而独秀则谓：中国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国际代表任意挥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员长不足两月期间，确经手用去一万二千元，而张国焘
所组织之‘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费，直接经领，尚不在内”。
4，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错误和挫折
根据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中共早期的很多错误和遭遇的困难都得到了更好的解释。
第
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真正原因是：莫斯科在华推行“左”倾政策。1926年1月，随着共产党势力在国民党内的壮大，莫斯科欲把国民党变成“人民革命党、工人
党”。鲍罗廷遂在国民党中逐步清除异议人士，此举引起蒋介石等人的不满，导致“中山舰事件”。1926年11到12月，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左”倾加
剧，试图使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导致了国共之间更加尖锐的冲突。1927年3月，莫斯科采取了更加“左”倾的政策，要求采取“坚决方针”，在国民党内
“实行排挤右派方针”，“逐步自下而上撤消他们的领导职务”，以至有鲍罗廷参加的武汉政府会议下达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终于导致了四一二事件。
共
产国际是中共“左”倾盲动错误的根源。俄罗斯学者根据新解密的档案认为，中共发生“左”倾盲动错误既有罗米纳兹和中共领导的直接责任，还有共产国际的责
任。1927年中期，莫斯科试图把武汉国民党变成“雅克宾式党”的政策受挫之后，联共（布）党内发生派系斗争。虽然双方觉得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路线”，
但实际上两个方针都是“左”倾的，都认为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这个观点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成为纲领性的
东西，直接导致了各国共产党“左”倾宗派主义路线。
二战爆发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共产国际逐渐走
向终结。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1943年5月15日，苏联为了拉拢西方，联合对抗纳粹德国，命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
《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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