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来，中国大陆最引人注目的消息，远的是中共18大的讯息，近则为江泽民的病情死讯。可以说，中国在等待18大，18大在等待江泽民。
江的健康究竟如何？从正面是了解不到确切信息的。出来放风的，各有目的；传递出来的大路、小道消息，也经过了多重曲折与加工。政治观察不能建立在不准确、而且可能被扭曲的信息基础之上。
因此，观察者唯有承认信息的局限性，承认有些因素是外界所把握不了的，在自认信息不全的前提下，仅从自己所能把握的局部和点滴出发，对局势进行“合理推测”。能推演出多少是多少，不求全面，唯求所得之片面根基扎实，逻辑无碍。
对江的健康，准确判断只能来自侧面。而赖昌星的被遣返回国，为此提供了最颠扑不破的注脚：如果江的影响力尚在，赖不可能被成功遣返；赖遭遣返，至少说明江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有效施加影响，换言之“不能视事”的程度，所以他阻止不了这一对江系杀伤力最大的炸弹，在此18大短兵相接的关键时刻引爆。
外界惯于将中国的政坛势力划分为上海帮、团派、太子党，等等，其实这些叫法颇有不确。上海、团派、太子，只是各系借以集结力量的一种渊源，每种势力的集结，都存在多种渊源，其间又相互交叉：上海不尽归江系，团派也不都在胡的掌控之中，太子们更各有旨趣,关键还要看具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不如把当下中国的政坛势力划分为江系、胡系、温系三大派系，这是三股已经成形的山头力量，其大小按前后顺序排列。其他势力，或者依附于此三者，或者未成气候，有些只是散兵游勇。
赖昌星案直接牵扯到江系的4员主将：贾庆林、贺国强、习近平和贾廷安，所以，这是江系的最大软肋。赖之所以能在加拿大12年不归，朱容基穷追猛打亦不可得，江系当与力焉。时下趁江不能视事之机，胡系成功运作了赖的遣返归国，然后可以有两种利用方式：上策，是逼习在18大上退后一步，胡系完全掌控局面。
赖昌星案发时，习正任福建省省长。江系能成功平息赖案之风波，或有习之配合。或许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习开始与江靠拢，进入江的视野，受到江的赏识——这种共过患难的“自己人”，才是最能够放心的接班人。所以，若赖昌星案再起风波，有可能波及到习。
下策，是逼贾庆林、贺国强、习近平在18大的布局上屈服，习仍接总书记一席，却形成有利于胡的18大常委格局，胡以江制己之法以制习；再解除江在军队之代言人贾廷安的话事权。此上下两策，都可奠定18大后胡的“太上皇”地位，使“胡锦涛时代”真正降临。具体胡系将作何抉择，当视其能从赖昌星处拿到多少筹码，以及当时的运作环境而定。
有人说，习的接位态势已经明朗，怎么可能再生变化？如有变，实在震动太大，无异于一场政变；胡优柔寡断、谨小慎微，也不是能够干出这种事的人物——其实，所谓“优柔寡断、谨小慎微”，正是当年外界对华国锋的评价。然而，华不是亦终有“粉碎四人帮”之壮举？
胡之气质、性格，确与华有类似：惯于容忍，外示阴柔，内心却有一股狠劲；当认为自己可以掌握局面时，他是能够下决心行险一搏的。在当年规则无存的情境下，行动要靠中央警卫团；而在多少已经建立了一定规则的今天，拿到对方的确切罪证就可以了。其他如军队、武力等，只是一种后备，一种威慑，一种平衡。
胡在位9年，处境困窘，有其职而无其权，难有作为。胡之无作为，主因在江。江使胡无所为，靠的又是两点。一，江本人的健在，消解了邓苦心为胡培植的权威，令胡行事不能凭权威而只能依规则。邓的铺垫，只保证了胡难以被废黜。虽不能废，却可虚置。
二，在规则方面，江为胡设置了一个“多数困局”，即是由江而非胡，掌握了高层（常委）的多数。胡为了避免在对决中成为少数（只要有一次，胡之位即可能成为摆设），只能在每次决策前，从江系寻求共识和妥协，如此逐渐积累一点点的人望和影响力，成为政权“维持会”中仅次于江的第二大股东。
胡从被定为皇储开始，一直容忍、低调至今。除登基之初的“三板斧”（打陈良宇，升团派大员、提科学发展观）外，再无其他符合其身份的有力表现。现在这个时候，胡已不可能再有顾忌。他或许正在利用外界对他“优柔寡断、谨小慎微”的评价，掩饰内心；试图抓住某个机会，一举翻盘。
而赖昌星归国就是一个这样的机会，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册封上将一事，则佐证了胡确实在行动。舆论普遍将册封上将解读为胡对江系的“安抚”和“分化”。其实，安抚和分化是假，麻痹是真。
“安抚和分化”，正是胡希望给对手造成的错觉。借册封上将之举，胡对江系传递了一个信息：虽然江不行了，但我并没有对付你们的意思，反而要重用你们；尤其是给了习一个信息：你放心，我并无“换储”之意，人事只会小动，不会大动——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江系戒心，减弱其抵抗意识，从而有利于己方图谋大事。或许要等到大事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安抚和分化之说。
早有传言称，胡已指定小胡（胡春华）为隔代接班人，这当然是胡扯——胡连自己的位置都撑不起，下代也搞不定，又谈何隔代？只有在完成上述上下两策之一后，胡才具有进行其他运作的可能性。
当江貌似健康无恙时，也有人杞人忧天说：习将要同时伺候两个“太上皇”，苦不堪言。这也是胡扯。“太上皇”的权位，不是由职务决定的，而是由权势和影响力决定的。以江、胡之关系，不可能形成徽、钦二帝的格局。江在则无胡，江去胡方有可能。
如果江今天已失去影响力，那么胡大有可能在18大上晋位“太上皇”，而以胡之年龄和健康状况，习将很难摆脱“胡锦涛第二”的难有作为之窘境；如果江在18大前后才失去影响力，胡、习将有一拼，鹿死谁手变数颇多，要看具体情形；如果江在18大后4、5年方失去影响力，则那时习的权位已固，胡将彻底失去机会，泯然如李鹏、万里之辈，习则成为97后的江泽民，可以行使完整的权力。
从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笔者倒希望江再多健康几年，帮助习成功接位、掌权——习比之胡，望之更似“人君”；没有了“太上皇”的“一元”格局，显然也更利于现行体制的有效运转。
或许，这才是18大相对“最不坏”的结局。其次，则是江现在失去影响力，如此胡将占有相对优势，可以相对顺利地晋升“太上皇”，仍然可以维持大局稳定。最糟的情况是，江在18大前后才失去影响力，习虽能接位，却立足不稳，胡、习势均力敌，两虎相争，中国政坛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的平衡就此被打破，中国或将陷入“不稳定之始”。
时至今日，尽管外界对中共执政集团有着各种各样的指责和批评，但客观的观察者不能不承认一点：中共执政集团的所作所为，还是遵循理性的，是有着一定的底线和规则的；更重要的是，体制内始终有一股“顾全大局”的力量和共识。
之所以存在这种维持的力量和共识，是因为此前的政坛博弈都是非对称的，总有一股力量凌驾于其他力量之上，拥有绝对优势，所以它能够凝聚成为“核心”，并且腾出手来维持大局。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彼此的眼睛都只能盯着“争鼎”、“逐鹿”，自顾之不暇，又何来力量顾全大局？在这种情况下，底线必然被突破，规则只会被践踏，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难以预料。
纵然胡循上下二策而动，其间也不乏变数。变数之一是薄熙来。有人将薄归为江系，这当然是胡扯。江、胡、温三家共签“封神榜”，奠定18大的大局。其中，胡、温或有委屈和不满，而江作为主导方，是最不愿意看到变数发生的一方。温、薄都是搅局者，是麻烦的制造者，必为江所不喜。所以，在胡容忍、旁观之时，是江致信政治局，要求对温的政改讲话明确表态。
之所以江没批薄，是因为薄站在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无懈可击；之所以江系大员纷纷至重庆表态肯定，是因为自中东、北非事变后，党内已形成共识：唯“重庆模式”可以在维持现行体制不变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即使再怎么不喜欢薄这个人，也不能不肯定重庆这面旗帜、这条道路。
这也是外界普遍判定：本来榜上无名的薄熙来行险积厚，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大势已成，18大“入常”已经势不可挡的原因。
有人说汪洋可与薄放对，其实，以汪之所能所为，不足以成为薄的对手。汪除了说几句空话外，并没有提出一种堪与重庆抗衡的具体模式：所谓“幸福广东”，对应的是民变四起；所谓“腾笼换鸟”，对应的是广东经济呈现衰势——一直走在各省前头的广东，正是在汪洋治下，势头开始逐渐不如江、浙的。
汪洋最近的一系列针对性言论，与其说是在与薄争斗，不如说只是他自己的一种表态，一种站位——通过“否薄”，同时取悦于江、温，以此增加自己18大“入常”的筹码。
毫无疑问，18大是现今中国政坛上一切人的最大关注点，也是所有自以为能够使上劲的人一切行为的优先出发点和最终着眼点。正因为如此，温家宝才会一反常态，不惜在“7.23”动车事故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出言挤兑张德江。此无他，张德江也是18大可能“入常”的人选之一，而又非温系，温当然乐于为他制造些麻烦，同时间接增加己系人马入选的机会。
当此之时，全党聚焦18大，悠悠万事，独此为大。不同的是，其他人只是关注于一城一池、一己一位的得失，唯独胡锦涛可能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目的在于重修“封神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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