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7日星期日

我们都是帮凶

来源:网易博客

1.7月23日夜,甬温线发生高铁事故;

2.7月24日晨开始,各种关于事故原因的传闻与分析引发热议;

3.7月24日白天,掩埋车体行为被广泛传播;

4.7月24日晚,王勇平答记者问,“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广泛传播;

5.7月25日,救助“奇迹”诞生,武警干部成为“英雄”;

6.7月25日,杨峰视频广泛传播;

7.7月26日,赔偿方案出炉,其中的“先赔有奖”引发热议;

8.7月27日,对铁道部的“问责”大规模发起,官员变动、央视节目引发热议;

9.7月27日,杨峰的说法出现转变;

10.7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致哀”、“献花”并讲话,提出“大爱论”;

11.7月29日,遇难者“头七”,民众自发纪念;

12.7月29日,铁道部存废、铁路运营私有化热议,评论重点转向铁道部;

13.7月29日,对赔偿方案的批评热度提升;

14.7月29日,官方媒体大规模宣扬“大爱论”,媒体出现表面上的严重分化;

15.7月29日,官方媒体大规模宣传“一查到底”;

16.7月30日,高铁建设“政绩论”、高铁安全“反思”等成为重点;

17.7月31日,高铁事故报道开始淡化;

18.8月1日起,进入善后、反思阶段,关于事故报道进一步淡化;

19.8月1日起,各路专家出现,对体制问题发表评论;

20.8月1日起,高铁事故原因分析、处理过程的评论明显淡化。



以上是高铁事故发生后,各类媒体关注热点的大体变化情况,时间或有不准确之处。

事故中,死难者及其家属是最大的受害者。给他们的赔偿,不应该仅仅是金钱上的,最关键的是一个真相。

有多少名死难者?事故的原因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谁应该为事故负责?这些是真相的核心部分。

我不能得到关于上述问题的准确答案。作为一个自媒体的使用者、拥戴者、研究者,我只能从信息、媒体、传播的角度,来观察在这件事中民众的思维、关注、逻辑、情绪等的表现和变化,分析媒体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先整理出一个大体上的关注链:事故发生—事故报道—原因分析—施救处理—家属情绪—善后处理—高层态度—赔偿方案—事故问责—铁道部存废—高铁建设—安全反思。从逻辑上看,这个关注链是符合一般的思维方式的,它表现的是民众对于一个事故进程的信息化理解。然而,同样是从逻辑上看,当一个被关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时,对下一个问题的关注往往就失去了逻辑上的依据,它所表现的不是一个正常的信息化进程,而是一个被导向的舆论过程。

事故发生后,民众的悲痛和愤怒,是几近本能的反应。对事故详情的追问,对事故真相的追问,是最迫切的需求。这些问题如未解决,善后处理就成了和稀泥,赔偿就成了封口费,高层态度就成了作秀场,关于铁道部的存废,也就成了积蓄已久的理性和情绪的释放。然而,事故本身呢?责任各方欠死难者一个真相。

这当中存在着一个铁幕,真相在铁幕之后若隐若现。隐藏着的是责任各方强大势力阴影下的、民众们可以“推定”的某些被禁止发布的内容,显现的是被选择、被导向、被影响的舆论和报道。

事故的恶性和责任方的处理,死难者家属的血泪控诉,把民众的情绪激发到了最高点。当局最畏惧的,也恰恰是民众的激愤,不然就没有每年数千亿的维稳经费,遍布县乡村镇的警察国保。如果高铁事故引发的民众的情绪如此持续,就会成为各种长期积蓄的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但是又不能单纯采取压制的态度,于是它们玩起了太极推手。

首先是死难者人数的扑朔迷离。从35这个谜样数字引发的种种推测,到各种事故官方报道的比对和事故级别标准的判定,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变成了冰冷的数字。为什么相比较在战场上杀死对手,一个普通人在杀死另一个人的时候要下那么大的决心?因为战场的环境下,对面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敌人。在每一次事故处理中,对死伤人数的遮遮掩掩,其根本目的其实不在于掩盖事故的重大——重大又能怎样,汶川一次就是十万人——而是让事故中的死伤者数字化。

其次是赔偿善后的手腕。人祸当前,提到钱似乎是一个等而下之的行为,毕竟在善良的民众心中,生命无法用金钱衡量。但是,如果让钱成为一个焦点,那么民众就会被迫去用它来衡量人命。于是,“有奖签字”、“差价补偿”这些充满了节假日促销气氛的手腕闪亮登场——它是一个道具,铁道部不缺这么一点钱。对于赔偿方案的愤怒比对于事故真相的追问要缓和得多,而且,愤怒和追问属于不同维度的情绪,很难产生叠加效果。这一手腕可谓高明得很。

第三,关键时刻,影帝上场。“多难兴邦”“一查到底”,“仰望星空”,影帝一路走来,已是黔驴技穷,最后一招就是“我病了11天”和“大爱无疆”了。当民众怀着一种鄙视、嘲笑的态度来观看演出的时候,愤怒和伤痛又进一步被淡化了。谁都知道这是一场戏,谁都在等着看他怎么演、看他怎么收场,关注的焦点在这里再次被转移,追问的力量在这里再次被化解,他不是不知道民众已然不信,而是在分谤解压。

第四,替罪羊出场,彻底转向。铁道部的存废,铁路运营的市场化,在每年的春运之时都会成为焦点话题。其存在、其霸道、其恶行非止一日,而在事故面前,这却是小节。试问一次事故尚未得到真相,谈何“避免同样的事故再次发生”?若没有对事故真相的彻底追问,铁道部又能怎样明确地承担责任?对铁道部存废之争,恰如药家鑫案审判期间死刑之争,其目的不在于对生命的尊重,对未来的希望,而在于转移话题,分散力量。当各路大佬纷纷上场,热议铁道部存废之时,也就是高铁事故真相调查终结之日。当局尚未抛出有份量的替罪羊,蒙着眼睛的专家们就已经为党分忧了。是愚蠢透顶,还是别有用心?

第五,强行反思,淡出江湖。事故自始至终没有真相,最初的疑惑,那些引发民众激愤的疑惑没有一个得到解答,媒体就已经开始反思了。连事故的原因都没弄清楚,死难者的名姓都不得而知,掩埋车体的动机都无法知晓,还有什么值得反思?一次事故、当前事故都未能彻底查清,反思能有什么作用?更不用说把矛头引向前任部长的政绩追求了。反思的开始,意味着事故的“告一段落”,而民众的激愤,也就在这样的不明不白中消散,神马都是浮云。

就如我们看到的一次次事故,最后都变成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故事那样,高铁仍然在高速运行,仍然有人因为昨夜的突然停车惊魂一场。我们在这个事故中得到了什么?

我愿意承担这篇文章给我带来的“阴谋论”恶名。

谨以此文,祭奠在高铁人祸中的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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