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针对中共已故领袖邓小平二十多年前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指出，在现行的政制框架下，有权确定稳定与否的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这种提法带来更多危险，导致人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从追求“国富”转型到强调“民富”，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月25日刊登长篇访谈《“小河有水大河满”——对话江平教授》对此进行解读。
江平认为，以公权力侵犯私权的情况在中国普遍存在。防止公权力滥用、防止公权力对私权的侵犯，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这也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因 素。现在有人重提“稳定压倒一切”，又带来了更多的危险：到底稳定跟发展是什么关系？稳定跟改革是什么关系？稳定跟法治是什么关系？是法治高于一切还是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说“改革是前进的动力”还是“稳定压倒一切”？……
江平认为，如果“稳定压倒一切”是最根本的，那么究竟由谁来决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呢？因为在现行的政制框架下，有权确定稳定与否的是当地党和政府 的领导人。如果地方领导人认为立法或司法判决妨碍稳定，那他完全可以让已经通过的法律不实行、让已经通过的判决不生效。2010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陕 西省国土资源厅就以“协调”的方式，以影响陕西省稳定和发展大局为由，拒绝执行地方法院生效的判决。如果连法院的判决都可以以违反“稳定压倒一切”为由来 不予执行——等于说，这又是为人治创造基础。
在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中，江平提到，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说，老百姓不是根据一个党的纲领、它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来判断一个党好还是不好，而 是根据这个党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实事、带来多少利益来衡量。“这个说法我是听说的，但我相信他可能说过这个话。”江平说，“这是一个最通俗的、最简单的道 理。这在西方国家应该是很简单的道理。拿台湾来说，前不久进行“五都市长”选举，选民不在乎你的政党、你的政见，只在乎哪个候选人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 处。”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江平195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留学五年，期间担任中国学生会主席，与当时担任校团委书记的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有工作上 的来往。江平在访谈中也提到苏联解体对中国的教训。他认为，吸取苏联解体教训，应该从正确方面去理解，而不应该从错误方面去理解。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认为苏联的教训就是自由化泛滥，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过早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像中国一样，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靠后。“前不久， 我们发表了一个呼吁新闻自由的声明【相关新闻：中共老干部上书全国人大要求言论自由】。
在这之前，《求是》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新闻就是不能放开自由，因为苏联解体的教训之一就是新闻自由开放导致苏联垮台。”江平说，“这种观点是以维护政党的统治作为最高的目标。”
江平认为，中国应该防止苏联式的思想垄断、权力垄断、经济特权垄断。思想垄断方面，中国这些年稍微好了一些，但现在稍微又有点加紧，像文科里面搞一 些马克思主义教材等，有点控制或收紧的苗头。而政权垄断在中国绝对是铁的规律，绝对是不能放松一点，只有共产党能够掌权，别的政党或组织不能掌权。经济垄 断解决得比较好。但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把权力的控制变成了金钱的控制，市场经济就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还有很 多值得认真吸取教训的地方。
针对近期流行的“还权于民”口号，江平指出，在中国政治体制里面，应该有更多的能够反映底层群众意见的机制。能够反映底层群众的意见，并不在于有更多的底层群众来当人大代表，而在于有更多的真正能够代表底层群众发言的人大代表。他提出三条建议：
其一，将人大和政协改为像西方国家的上院和下院那样的组织模式。现在的政协，只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可以赋予政协一定的权力。其二，更重要的是， 要改变全国人大无限大的格局。中国人大代表有近3000人，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议政机构了。这在任何国家都没法议政。政协也是这样。第三，应该赋予人大 代表报酬并配备相应的助手。民意代表应该专职化，并且能够通过报酬制度保障专职化。专职的民意代表既可以聘请相应的顾问，亦可以组建自己的团队，甚至也可 以经常对议案和法案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从追求“国富”转型到强调“民富”，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月25日刊登长篇访谈《“小河有水大河满”——对话江平教授》对此进行解读。
江平认为，以公权力侵犯私权的情况在中国普遍存在。防止公权力滥用、防止公权力对私权的侵犯，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这也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因 素。现在有人重提“稳定压倒一切”，又带来了更多的危险：到底稳定跟发展是什么关系？稳定跟改革是什么关系？稳定跟法治是什么关系？是法治高于一切还是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说“改革是前进的动力”还是“稳定压倒一切”？……
江平认为，如果“稳定压倒一切”是最根本的，那么究竟由谁来决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呢？因为在现行的政制框架下，有权确定稳定与否的是当地党和政府 的领导人。如果地方领导人认为立法或司法判决妨碍稳定，那他完全可以让已经通过的法律不实行、让已经通过的判决不生效。2010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陕 西省国土资源厅就以“协调”的方式，以影响陕西省稳定和发展大局为由，拒绝执行地方法院生效的判决。如果连法院的判决都可以以违反“稳定压倒一切”为由来 不予执行——等于说，这又是为人治创造基础。
在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中，江平提到，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说，老百姓不是根据一个党的纲领、它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来判断一个党好还是不好，而 是根据这个党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实事、带来多少利益来衡量。“这个说法我是听说的，但我相信他可能说过这个话。”江平说，“这是一个最通俗的、最简单的道 理。这在西方国家应该是很简单的道理。拿台湾来说，前不久进行“五都市长”选举，选民不在乎你的政党、你的政见，只在乎哪个候选人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 处。”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江平195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留学五年，期间担任中国学生会主席，与当时担任校团委书记的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有工作上 的来往。江平在访谈中也提到苏联解体对中国的教训。他认为，吸取苏联解体教训，应该从正确方面去理解，而不应该从错误方面去理解。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认为苏联的教训就是自由化泛滥，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过早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像中国一样，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靠后。“前不久， 我们发表了一个呼吁新闻自由的声明【相关新闻：中共老干部上书全国人大要求言论自由】。
在这之前，《求是》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新闻就是不能放开自由，因为苏联解体的教训之一就是新闻自由开放导致苏联垮台。”江平说，“这种观点是以维护政党的统治作为最高的目标。”
江平认为，中国应该防止苏联式的思想垄断、权力垄断、经济特权垄断。思想垄断方面，中国这些年稍微好了一些，但现在稍微又有点加紧，像文科里面搞一 些马克思主义教材等，有点控制或收紧的苗头。而政权垄断在中国绝对是铁的规律，绝对是不能放松一点，只有共产党能够掌权，别的政党或组织不能掌权。经济垄 断解决得比较好。但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把权力的控制变成了金钱的控制，市场经济就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还有很 多值得认真吸取教训的地方。
针对近期流行的“还权于民”口号，江平指出，在中国政治体制里面，应该有更多的能够反映底层群众意见的机制。能够反映底层群众的意见，并不在于有更多的底层群众来当人大代表，而在于有更多的真正能够代表底层群众发言的人大代表。他提出三条建议：
其一，将人大和政协改为像西方国家的上院和下院那样的组织模式。现在的政协，只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可以赋予政协一定的权力。其二，更重要的是， 要改变全国人大无限大的格局。中国人大代表有近3000人，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议政机构了。这在任何国家都没法议政。政协也是这样。第三，应该赋予人大 代表报酬并配备相应的助手。民意代表应该专职化，并且能够通过报酬制度保障专职化。专职的民意代表既可以聘请相应的顾问，亦可以组建自己的团队，甚至也可 以经常对议案和法案进行讨论。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