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常委任期的五年，胡錦濤悄悄地調整了對江澤民的態度。人們看到，他更為公開地迎合江澤民的意旨，更為積極地呼應江澤民的主張。
這究竟是因為身後沒有了老人的撐腰，不得不更向江澤民的權威表示臣服？是對江澤民在十五大上對自己的知遇之恩作報答？還是感到江澤民的方略確實高人一籌，應該緊跟？
1998年底，胡錦濤親自提倡江澤民提出的“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在全國縣級以上黨政各級領導班子中推動“三講”教育；
2001年，胡錦濤又竭盡全力地宣講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同時親自選拔了14位省部級的官員，組成中共中央宣講團，到各省、市、自治區宣傳“三個代表”，並提出五個“說充分、說清楚”。
8月31日，江澤民專門到國防大學，對正在學習他“七一”講話的軍隊高級幹部理論研討班講話，胡錦濤和所有軍頭均出席。電視屏幕所見，聽衆神情嚴峻，許多將領交叉雙臂，並不是屏神斂息洗耳恭聽，筆記本就空擺在那裏。
樂此不疲提出各種新口號的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2000年春天，在廣東考察時提出，中共要“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個代表”。
剛開始，人們以為這又是他心血來潮，興之所至，隨口提出的說法，就像他以前提出的“講政治，講正氣，講學習”、“以德治國”一樣，並不值得認真對待，只須逢場作戲、人云亦云即可。但是後來人們領悟到了，江澤民並不像人們乍看上去那麼簡單。
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一個最鄭重盛大的場合——中共建黨8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長達22000餘言的演說，闡述這一理論。那天晚上，北京電視台的大型文藝演出中，有一幕為“三個名字”，台詞稱：我們不能忘記“偉大領袖毛澤東”、“總設計師鄧小平”和“領路人江澤民”。後來在官方場合廣為傳唱的政治宣傳歌曲《走進新時代》則這樣總結三代領導集體的政績定位：“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繼往開來的領路人，帶領我們走進那新時代……”
各方分析家都承認的：儘管如今中共仍然具有一黨統治的專制本質，但是，其指導思想和統治方法都發生了微妙但意義深遠的變化。
執政者內部分為邊緣模糊的兩翼，左翼要“以不變應萬變”，右翼要“以萬變保不變”。前者是那些“馬列原教旨主義”勢力，一度曾居上風，但是後來以鄧小平南巡為轉折點，拋開左右之爭、資社之擾，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把全民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賺錢發財上，將共產黨的所謂“合法性”建築在政績上，務實派終於重居主流。
鄧小平是“只做不說”，江澤民竟然“邊做邊說”，主動撿起了鄧棄之不顧的黨的“教義”問題。“三個代表”標誌著執政者與馬列主義告別，背離“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馬列原教旨。因為眾人皆知，今天“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絕對不會是下崗工人和盲流農民。有學者甚至認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學說一旦付諸實踐，中共內部將發生一場“共產主義宗教革命”：把中國共產黨從一個階級的政黨變成了全民政黨，或者說變成了社會多數派政黨，就會完成向社會民主黨的轉變。
在進行一系列宏觀、微觀的理論和政策探討的同時，胡錦濤抓緊物色和鞏固自己的智囊班子。
共青團系統（包括他原來擔任過主席的全國青聯），一直是胡錦濤的人才基地和思想倉庫。胡錦濤在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結識的一大批青年才俊，固然大部分是科技、文藝和體育尖子，但是也有相當數量的學術、經濟新秀。後來胡錦濤與他們一直保持較好的聯絡溝通，通過他們了解理論界知識界的動向。共青團和青聯的成員也在流動、擴散，逐步聯絡到更廣泛的知識精英。在他告別共青團系統之後，也與這些精英一直保持聯繫。
當年他還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批准一些嶄露頭角的青年理論人才調入中央團校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1948年成立於河北平山縣兩河鄉、1949年隨黨中央遷至北京的中央團校，是共青團中央的直屬院校，包括胡錦濤本人在內的歷任團中央領導，都曾兼任團校校長。1985年成立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院校兩塊牌子，同時承擔普通高等教育和團幹部培訓的職能。中央團校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與時俱進”，不斷吸納人才、產出思想見解和調研報告，胡錦濤很注意從中吸取值得參考的內容。
由所謂“民主黨派”聯合主辦，實際上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主管的中國社會主義學院，也因為與胡錦濤關係密切的“共青團派”成員王兆國、劉延東先後執掌統戰部，調入大量原團的機構或者相關人士，時常組織調研課題，獻計獻策；此外，由於清華在八十年代初期恢復人文專業，吸納了相當一批傑出的人才，胡錦濤在與清華母校、校友的聯繫中，也結識了一些知識精英。
而胡錦濤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之後，中央黨校順理成章地成了他的智囊“主渠道”。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的九年間，他日益加強和倚靠黨校的秀才班子，通過黨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開明派，組建和擴大鬆散的智囊群體來構思未來。群體裏的人的態度，很大程度上能夠與胡錦濤的態度互相印證，讓人能夠從中嗅到深藏不露的胡錦濤新思維的一點氣味。
中共中央黨校在中共整個體系中，主要不是作為給權力最高層出謀劃策的智囊機構，而是中共訓練高中級領導幹部的基地。擔任黨校校長這一職務，對胡錦濤來說，主要好處是厚蓄人脈，不過他當上校長後很快發現，這裏有教師五百餘人，其中教授、研究員、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高級職稱者超過200人，設有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政法、中共黨史、黨的建設、文史等七個教研部和國際戰略研究所，學科齊備，機構健全，在理論探討、政策調研上，有人員，有陣地，有講壇，既是相當雄厚的資源，也是相當方便的渠道，可以利用來進行重大課題的研究和咨詢。
當時，中共中央研究室由王維澄、滕文生等人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由胡繩、王忍之掌管，中宣部及轄下的新華社、人民日報，胡錦濤都無力插手去布置課題，組織調研，更遑論鞭長莫及的國務院等其它系統的研究機構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央黨校甚至是他唯一能基本上說了算的具備研究能力的機構。
到胡錦濤擔任總書記之時，黨校通過舉行研討會、組織到基層調查、出國考察，“九年生聚，九年發展”，已經集結起一批胡錦濤能夠倚仗和利用的力量，其中不少人被調到別的崗位，在更大舞台上發出聲音。
胡錦濤組建自己的智囊，讓他們出思想、出人才，很注意兩個關鍵環節：創造民主空氣，面對現實課題。
1979 年6月由北大調到中央黨校工作的王貴秀教授曾經回憶說，鄧小平提出黨校教學的“三不主義”：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辮子。而胡耀邦加上一條：不裝袋子，漸漸的研討空氣多了，自己的觀點也有了。王貴秀沒有說王震當權時的黨校是否能做到這“四不”。他介紹，胡錦濤接續上了胡耀邦的傳統，讓教師學員暢所欲言。中共建國50周年時，黨校有關部門設計了一套記名問卷，一位曾參與問卷統計的黨校老師介紹：“學員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和意見，特別是如政治體制改革等以前比較敏感的話題，也有不少人提出並加以詳細論述。這的確是個更開放、更民主的環境。”
密切針對現實難題探索，也是胡錦濤要求於中央黨校的。科社教研部副教授謝志強五六年前就開始研究中國階層變化，舉辦全校性大講座。有學員質疑：“把階層分得那麼清楚，但可能以往劃分模糊時各階層的矛盾不明顯，現在不就公開化了嗎？”謝志強回答：“階層分析在於正視現實，在於解決問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係。視而不見不是一種鴕鳥策略嗎？”
中青班17期三支部學員、國家經貿委綜合司司長馬建堂向教員建議黨校應引入案例教學。這一建議受到校方高度重視，鄭必堅批示：好意見，請培訓部設計一下。
而在國內外突發事件頻發之時，黨校開設“應對突發事件”的案例教學課程。學員說：在新舊體制轉換時期各種矛盾相對集中，群體事件、集中上訪時有發生，交通事故、生產安全事故常有出現，企業改制、職工下崗、軍轉安置以及自然災害等矛盾，經常交織在一起。能否妥善處理這些事件，是對黨政領導幹部綜合能力的嚴峻考驗。他們很慶幸在黨校受到了這樣的訓練。（《他領導中國：胡錦濤新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来自：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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