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去冬來，轉眼間，胡錦濤過了他49歲生日，1992年來臨了。
元月7日，晨光熹微，寒風料峭。一列沒有標記、帶有八節綠色車廂的列車從北京火車站開出，直下南方：武昌、深圳、珠海和廣州。87歲的退休老人鄧小平在照例去上海過春節之前，走訪經濟發展如火如荼的南方。鄧小平上一次到廣州還是1984年，事過八年，他評論說：“我現在甚至不認識這個地方了。”
前一年，紅色龐然大物蘇聯解體，對於本來就“各吹各的號、各走各的道”的“社會主義陣營”來說，不啻一場超級地震。但是，讓世人困惑不解的是，與1956年匈牙利事件促使中國急劇轉向極權，1968年“布拉格之春”使中國更加擺足反修防修姿勢那兩次截然不同，這一次，眼看著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權如同多米諾骨牌稀裏嘩啦接連倒下，中南海卻紋絲不動。
這應該歸功於鄧小平關於要沉著冷靜地看待國際格局大動盪的意見，在中共中央領導層佔了上風，主導了1991年11月下旬舉行的十三屆八中全會。蘇聯的正式解體，是中共這次全會之後一個月，俄羅斯等11國首腦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宣佈的，但是解體進程的開端，是同年的“8?19事件”的流產政變。8月24日，戈爾巴喬夫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之職，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同日，民選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宣佈俄境內共產黨停止活動；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通過決議：“暫時中止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到中共這次全會舉行，正是蘇聯政局瞬息萬變、急轉直下之際。巨變來得太突然，讓參加這次全會的所有人都不由得手心捏了一把汗：蘇聯變色，國際博弈棋盤上風雲會如何變幻？從馬克思、列寧以降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政黨學說統統破產，中國本來就怎麼也難以自圓其說的“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堅持”）更遇到根本性挑戰；還有隨之而來的中國與前蘇聯帳下諸國、與東歐“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新政權關係會怎麼變化，這種變化給中國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帶來什麼影響……而對這些黨政大員來說，最迫切、最現實的問號是：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將會增添多少複雜的變數？
在當時，中央委員們還來不及深想，他們上京開會，從各個部門、各個省市來到中國政治信息的樞紐，更多地是忙著打探消息。對北方那個前超級大國的崩潰在即，中共這次全會故作鎮定，正式文件中隻字不提。儘管會上傳達了鄧小平等元老關於對國際形勢應把握的原則立場，也把中央對蘇聯、東歐驟變“實質”的分析判斷和初步預測，儘量向這些權大責重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們吹風交底，但是會議公佈的議程，卻是審議通過《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和《關於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只在全會公報中，弦外有音地重申經濟發展高於一切。
事過十多年之後再來看，應該說，比起毛澤東在1956年和1968年的浪漫激情害慘了中國和中國人民，鄧小平這次所設定的功利對策，使中國和中國人民得大於失。
北京許多人預料，中國1992年的政治氣候可能變暖，改革開放將再次解凍。
鄧小平在深圳、蛇口和珠海十天發表的訓誡，旨在掀起新一輪的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浪潮，這實際上既是要重新接續上因為“六四”而中斷了兩年多的改革進程，也是對 “蘇東波”變局提出一個更帶根本意義的回應方案。雖然他邊走邊講，邊看邊講，講的似乎很即興、很零碎、很帶“摸著石頭過河”的偶然色彩：應該在深圳和上海建立股票市場，經濟特區應該繼續享有特殊政策，廣東到2010年應該爭取加入“亞洲四小龍”的行列；他還再次斷言：中國應該警惕右，但我們主要應該防左……但鄧小平一再反覆強調的東西表明，他內心的思路是有基本成套的藍圖的雛形的。
鄧小平石破天驚，重新啟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沉重車輪。他的專列駛離北京站以前，江澤民便得知這位元老的南行計劃。當時正在上海和江蘇視察的江澤民，和鄧小平的隨行人員密切保持聯繫，隨時掌握情況，同時，及時按照鄧小平的口徑來校正自己的調子。
江澤民在1992年3月初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開始，他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在抓住時機推動改革和開放方面缺乏敏感性，反對左傾也不夠堅決。這也可作為他認識到自己是鄧小平鋒芒所指之一的佐證。
5月底，江澤民給政治局寫信，要求同事們進一步加深領會和堅決貫徹鄧小平的講話。整個1992年，他在大會小會、一個又一個講話中，不厭其煩地重申鄧小平的旨意。無疑，江澤民要化被動為主動。
中共內部文件逐級傳達了鄧小平南巡講話這一改革福音。因病在家休息的胡錦濤，也聽到了傳達。
鄧小平一言既出，中國大陸沉悶空氣被打破，從上到下忙不迭地傳出了“改革”之聲。中國經濟突破了三年徘徊，突飛猛進，1991年時經濟增長率已經超過李鵬制定的6％的保守目標，1992年3月底在第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這一目標被修改為6.5％，但上半年剛過，中國經濟學家已經預測，當年的經濟增長率可達到兩位數字——而最後公佈的數字令每一個人感到意外：經濟增長率達到13％，外國投資上漲了66％，高達190億美元。
好久未曾露面的胡錦濤，終於重新露面了。
3月，在北京一年一度的人大會議上，西藏代表團舉行討論時，“駐藏大臣”胡錦濤來參加並發了言，媒體立即作了報導。胡錦濤倡議“加快改革”，聲稱“反對西藏獨立勢力取得進展，已為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條件”。說是趕浪頭也好，說是發自肺腑也好，總而言之，胡錦濤在這一波加快改革的聲浪中，總算不是完全無聲無息。
雖然露了面，身體也已逐漸恢復，但胡錦濤因為心臟不適應青藏高原缺氧低氣壓的惡劣環境，中央正在慎重考慮他的去向，已經同意他不回西藏。去哪兒呢？中央之所以遲遲沒有作決定，是因此時正忙於通盤謀劃秋後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人事佈局，對胡錦濤的安排使用，也要納入到這個全局中來；而又正因為當時籌備中共十四大緊鑼密鼓，急需人手，於是中央命胡錦濤參加十四大的部分籌備工作，協助主管十四大人事的政治局常委宋平、中組部長呂楓，甄別審核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候選人。
胡錦濤每天夾起公文包到中共中央組織部上班了。他有了一個意外的機會。
鄧小平發明了中共“核心”三代接班論：將開國時的領袖稱為“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為“核心”，這一代掌權達27年（1949年到1976年）；“文革”之後掌握權柄的領袖稱為“第二代領導人”，自封“核心”，掌權達15年（從1977年鄧小平復出到1992年鄧小平全退）；冊封江澤民等一干最高官員為“第三代領導人”，指定江澤民為“核心”，到十四大前夕也已三年。
牽動中共元老的心的是，十四大很可能是他們能夠掌控、能夠施加影響力的最後一屆黨代會。自然規律不可抗拒，他們預感到五年之後的十五大，自己即便還“沒有去見馬克思”，很可能已經氣息奄奄，輾轉病榻。十五大又是二十世紀最後一次黨代會，這也就是說，十五大的班子是“跨世紀領導人”，那麼，十五大的班子，十四大就要定出個眉目！
一般人的心理上，都重視逢五逢十這樣的紀念日，這種心理有時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相傳當年的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先縱容、後掩蓋手下“管子工”，深更半夜跑進民主黨總部那座水門大廈裝設竊聽器，其實也是這種心理作祟：他想戰勝競選對手，以總統的身份主持美國200周年國慶盛典。沒想到，“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紅樓夢》語），最後這個好運氣反倒落到了一個被歷史學家定評為“平庸”的福特身上。
中共最重視象徵意義，對於2000年這樣一個大日子，也就難免“千禧年情結”。跨世紀時誰當領袖，就預兆著决定未來整個世紀中國的發展方向；誰參與集體領導，也就預兆著參與對未來整個世紀中國的把舵。“第二代領導人”們不能夠親自主持度過2000年，那麼就退而求其次：要選出自己信得過的人來主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宋平、薄一波等中共元老，當仁不讓地上窮碧落下黃泉，在幹部後備名單裏，翻揀搜尋江澤民的接班人。
這確實有相當大的偶然性：胡錦濤因為高原反應回京養病，碰巧參加協助籌備十四大，得以與眾多元老增多接觸，給他們留下了越來越深的印象。 （《他領導中國：胡錦濤新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来自：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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