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999年5月8日，星期六，本來是個可以輕鬆的日子。凌晨，一個驚人的消息從貝爾格萊德急速地傳到北京，首先震驚了中南海，隨後震驚了全國和全球。
不到七點，包括胡錦濤在內的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委員、軍委副主席家的保密電話響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總值班室緊急報告：大約一小時以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用導彈襲擊了我駐南使館，已造成多人傷亡，館舍嚴重毀壞。值班室通知胡錦濤立即參加政治局會議商討對策。
北京和全國許多城市掀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怒潮。大批學生前往美國大使館和各地領事館示威，並強烈要求中國政府當局對美國採取強硬報復措施。北京抗議者包圍大使館，向使館投擲石塊磚頭，砸破了使館的玻璃；成都的抗議者還放火燒毀美國總領事的官邸……
中南海最高層如何應對這一突發事態？署名為“宗海仁”（人們猜測說這個筆名透露作者與“中南海”的某種瓜葛）的《朱鎔基在1999》一書中寫道：
會議室的空氣仿佛凝固了。每一個人的臉都緊繃著，嚴肅而憤懣。會議期間不時有消息傳來。主持會議的總書記腦袋象霜打過一樣抬不起來，他用近乎喑啞的嗓子開場：“……我一聽到這個消息，除了滿腔的憤怒，說不出一句話來，腦子裏一片空白。”
這是一次群情激昂、義憤填膺的會議。有人要求總書記立即穿上軍裝，向全國人民發表電視講話；有人要求立即召回中國駐美大使；還有人要求中止與美國高層的一切交往。最後會議作出了以下決定：
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名義立即發表嚴正聲明，最強烈抗議北約轟炸我駐南斯拉夫使館；
二，由外交部緊急約見美國駐中國大使，奉命向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提出最強烈抗議；
三，要求聯合國安聯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和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野蠻行徑；
四，立即派專機前往貝爾格萊德，採取一切措施搶救傷員，接回我有關人員；
五，立即通令全國，有組織地引導全國各地廣大人民群眾，舉行座談、集會、發表抗議信等各種活動。
六，有組織地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瀋陽等城市，在美國駐華外交機構附近舉行示威活動，同時公安部門要加強美國駐華外交機構附近地區的警力，謹防出現過激行為；
七，堅決確保社會穩定，警惕有人藉機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轉移矛頭。
至於總書記應不應該出來講話，誰代表中國政府講話，這次會議上議而未決。
接下來的兩三天時間內，北約發言人和美國的“誤炸”說，激起了北京等城市學生和市民更高的怒火，遊行示威一浪高一浪，而且怒火越來越從單對美國和北約發泄，轉向針對中國高層。第一天，中央領導人沒有一個出來表態，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出現了 “縮頭烏龜”、“又一個清政府”、“還不如清政府”的小幅標語；第二天白天，還是沒有一個中央領導人出來表態，北京一些高校、地鐵站、商場等處，發現不下百條小幅標語和傳單：“政府幹什麼去了！”“買辦政府”、“中央領導人死光了！”“美國主子的奴才”、“江澤民，攘外必先安內的高手”、“想起了毛主席”、“江澤民與葉利欽換了位”等，北京街頭也開始出現標語。
美國不肯道歉，國民不肯罷休，最高決策層左右為難。到底採取何種對策，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在幾次會上，政治局、軍委、外交方面的負責人，以及幾個還能視事的元老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胡錦濤也在會上發了言。他說：
“當前最重要的是：
一、堅定地表明政府在處理此事件中的立場，維護國家的安定團結；
二、抗議活動要保持克制，方式方法要文明，不給敵人以口實；建議各地在遊行示威當中切勿採取燒、打、砸的過激行動，切勿在來歷不明的採訪者面前發表衝動的言論，更不能將矛頭指向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
三、堅持正常的工作和學習，以振興中華的實際行動回擊反華勢力的陰謀；
四、對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充分肯定並及時加以疏導，包括：1、發動各級組織開展思想工作，堅持說理，疏導情緒，控制事態；2、儘快提出具體而合理的善後要求，如要求嚴懲肇事者，向聯合國及國際法庭控訴，提出賠償要求等等，減少群眾抗議活動的盲目性；3、群眾需要更多地聽到中央的聲音、領導人的聲音；4、回擊西方媒體別有用心的指責。”
比較起來，他的發言更為具體務實。
美國領導人及北約發言人提出“舊地圖”說、“誤炸”說，中央最高決策層就此請來一批在中國頂尖的軍事戰略專家、武器專家，胡錦濤與其他領導人一起認真傾聽他們的分析，確信不可能是“誤炸”。
軍事專家判定：這件事只能是美國最高決策層所為，決策的依據源於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的情報。尤其是Ｂ-2轟炸機是從美國本土起飛執行轟炸，執行完任務後，不作停留，直接飛回本土，完全避開北約的監視和控制。這就更可以斷定，轟炸我駐南使館，是美國撇開北約而有意試探中國的一個極其險惡的陰謀。
從最高決策者的討論看，主要的思路是：在美國認定中國的民運分子已構不成對中共的挑戰，中共內部解體尚看不到眉目之時，法輪功信徒大規模圍困中南海，是否給了美國一個信號，讓他們認為中國國內潛在不穩定因素爆發的時機來到了？當時又正值“六四”10周年即將來臨，正是中共最高當局和社會神經最敏感的期間，美國是否有意通過轟炸激發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引發持續的大規模抗議，最終將對外憤怒轉化成政府和民間的對立，引發更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甚至內亂？
據來自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消息，曾慶紅和他的班底為江澤民設計了一套應對方案，基調是：為了避免過於刺激美國，保留外交迴旋空間，不使近年來中美高層互訪所建立起來的交流氛圍惡化，最好的辦法是讓民眾發泄怒火，政府只是引導；讓與美國沒什麼淵源的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代表官方出面，發表聲明，保留政策上的彈性；避免民眾抗議中的過激行動和將抗議矛頭轉向中央。這套方案終為中央政治局所接受。
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確定的對策是：對“誤炸”說堅決否定，認定這是美國的蓄意所為；當前，大局還是繼續推進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路線，為此，還是要以穩定全國、穩定現行外交政策格局為基調，“與美國的鬥爭是長期的，今後主要體現在外交戰線上”，中美關係的原則是“鬥而不破”，對外宣傳一律以新華社發稿為準。
政治局決定江澤民暫不出面，而由胡錦濤出面發表電視講話；由外交部長正式照會美國駐華大使，代表中國政府提出四點嚴正要求：
一，公開、正式向中國政府、人民和受難者家屬道歉。
二，全面、徹底地調查事件真相。
三，迅速公佈調查的詳細結果。
四，嚴懲肇事者。
政治局還決定了作出其它一些姿態：推遲中美兩軍高層交往，推遲中美防擴散、軍控和國際安全問題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權領域的對話；繼續正常的外事活動，李瑞環的出國訪問按原定計劃進行。
5月9日晚，全國人民在電視上看到胡錦濤代表黨中央和中國政府，就北約襲擊中國駐南使館發表電視講話。
中新社後來在《年輕的軍委副主席胡錦濤》中寫道：“這不僅是胡錦濤任職以來第一次針對國家重大事情代表黨中央和中國政府發表的重要電視講話，而且更是中國十幾億人怎麼也難忘掉的刻骨銘心的一幕。……在電視屏幕上，在全中國人民和世界的注目下，神情嚴峻的中國國家副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嚴正聲明：‘中國人民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襲擊我駐南使館暴行表現出極大憤慨和強烈的愛國熱情。中國政府堅決支持、依法保護一切符合法律規定的抗議活動。我們相信，廣大人民群眾一定會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自覺維護大局，使這些活動依法有序地進行。要防止出現過激行為，警惕有人借機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堅決確保社會穩定。’”
胡錦濤這次受命代表黨中央，在電視講話的內容上不可能有什麼獨創的東西，都是決策圈會議上作出的決定，哪怕一個字一個標點都經過集體討論、再三推敲。後來外界有評論說：中國政府一直害怕任何公眾抗議，害怕任何情緒化的聚會導致失控，現在卻表示支持人民上街遊行，儘管是針對美國和北約。胡錦濤是表示政策改變的唯一公開發言人。顯示胡與其他資格較老的領導人不同，並不懼怕群眾運動。甚至還說“他似乎和毛澤東一樣，自信可以控制這種運動，並將其導向對共產黨有利的發展”——這種說法讓人啼笑皆非。
留給胡錦濤發揮的空間，其實只有在聲調語氣、在表情節奏上：既要呼應全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同仇敵愾的萬丈怒火，又要給他們瀕於失控的情緒降一降溫，使他們的言行控制在當局所能控制的軌道內。從電視屏幕上看，他完成這一任務還是稱職的——儘管在某些激進的學生看來，胡錦濤講的話完全是溫吞水。
通觀胡錦濤電視講話，主旋律在於“維護大局，確保穩定”，同時安撫外國人。但是因為沒有相應的外交、軍事好牌作配合，很難不被美國及北約解讀為“中國想息事寧人”。胡錦濤代表中央定了調子，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有了令箭，照此口徑對民眾尤其是學生做思想工作，各地高漲的反美情緒逐漸得以平息，政府也沒有因而引火燒身。但共產黨的威望因而大跌，有人甚至評估說，跌至中共建國50年來的最低點。
當局的被動，還體現在隨後發生的事態上。中國決定接回三名烈士遺體，5月12日抵京。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原定方案，只安排了政治局常委去三名烈士所在單位新華社和光明日報社進行悼念，並沒有安排任何降半旗的表示。但 5月11日晚，當局截獲美國與北約一些國家大使館準備在12日降半旗的情報，趕快向胡錦濤報告，據宗海仁說，胡錦濤要求下面立即查依據，查的結果是中國政府並沒有為平民下半旗的規定。但敏感時期，茲體事大，胡錦濤不敢擅自做主，經請示江澤民，為免難堪，更怕引發民怨，作為特殊情況，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發緊急電報，通知下去在新華門、天安門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駐地於12日降半旗。電報發出時，實際已是12日凌晨了。（《他領導中國：胡錦濤新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来自：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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