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在許多人心目中，與北京膾炙人口的風景名勝頤和園毗鄰的中央黨校，是一個神祕的地方。事實上，胡錦濤以校長身份再次跨入的黨校，與12年前他以學員身份初次跨入的黨校，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在他治下幾年，中央黨校又有了若干變化，逐步撩開了神祕的面紗。
與一般高等學府不同，中央黨校在招收學員、教學內容的設置、學員的管理等諸方面都有著特殊之處。比如在招收學員時，由中組部、中宣部和黨校三家聯合進行。學員進校後，即使官至省部級，也必須老老實實坐下來，認認真真學理論。
胡錦濤主管中央黨校後，根據鄧小平“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精神和關於培養跨世紀接班人的思想，及時進行教學改革，按照新的教學體系輪訓培訓幹部。在課程設置上，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理論為主課，以學習鄧小平理論為中心內容，並注重對當前重大現實問題的研討。
儘管黨校只是胡錦濤工作的一部分，但他對此很重視，1993年上任，一開始就到一個一個老員工家裏走訪；每次黨校開班或結業，都會前來與學員會面。年過七旬、從事黨章研究多年的中央黨校老教授葉篤初說：胡錦濤“每年都有八次、十次與教師和學員的見面活動，還不包括參加校委會的其他工作”；幾乎每次到黨校，都要發表重要講話，且不是泛泛而談，“看得出是經過了專門的準備的”。
1996 年4月12日，胡錦濤在黨校專門召集中青年幹部培訓班（簡稱中青班）座談，商討中青班教學、管理工作。胡錦濤強調“學原著”和“抓好實踐環節”，指出： “關鍵是怎麼學，要本著少而精、管用的原則。要蹲點調查，解剖麻雀，提出對策性意見。”7月一天，在參加完黨校中青班第12期畢業典禮後，他徑直來到中青班學員宿舍樓，從五樓到一樓一個樓層一個樓層地看學員，和大家一一握手，祝賀大家學習結束，為大家送行，希望把學習成果運用到實踐中去。
以“培養未來政治家”為任務的中青年班始於1980年，中共十四大前，中青班的學制為半年至三年，學員的文化程度、年齡、職務參差不齊。1995年後，在胡錦濤策劃下，中央確定中青班是為省部級領導幹部培養後備力量，從報名招生到審查把關由中組部直接管理。每一期的中青班都有中組部派出的聯絡員全程跟班學習，中青班的學員以正廳局級幹部為主，高學歷和低年齡趨勢明顯。後來中青班的調研題目，是專門請中組部召集20 餘個中央和國家部委有關部門負責人參與設計的，每期都提供近百個參考選題，學員們從中選出與自己工作相貼近的題目深入基層調研。
八十年代黨校機構的主體由進修部、培訓部和理論部組成。胡錦濤根據實際情況，推動改成學員部和教研部兩大塊，其中學員部包括進修部（包括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地廳級幹部進修班、縣市委書記進修班、國有大型企業領導進修班等）、培訓部（包括中青年幹部培訓班、西部地區幹部培訓班、民族幹部班等）和研究生院。
教研部通常被叫做“七部一所”，即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政法、黨史、黨建、文史七個教研部和國際戰略研究所。
按照規定，在任的省部級主要領導都必須經過黨校培訓，三個月的課程儘量安排緊湊而充實，除了系統地學習《鄧選》第三卷，還安排了許多課程，其中西方經濟學的課程和講座頗受學員們的歡迎——有人甚至說，是最受學員歡迎的課程。
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這五年，中央黨校共輪訓省部級幹部820人，共輪訓培訓8300多名學員。在十五大前夕，1997年5月結束的近百人的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中，有赫赫有名的外經貿部部長吳儀、上海市長徐匡迪等。中央黨校已成為中共學習、研究、宣傳鄧小平理論和培養高中級幹部的重要基地。
中共領導人歷來把黨校作為闡述他們的思想理論和政策觀點的論壇。1997年5月29日，江澤民在這裏發表講話，被中共認為給十五大的召開定下了基調。而市場經濟是十四大的主旋律，胡錦濤也會同黨校負責人請來副總理朱鎔基、錢其琛、李嵐清、吳邦國、姜春雲等，在黨校就經濟形勢、外交政策作過報告。
黨校也是胡錦濤了解下層和影響上層的渠道之一。除了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在黨校的簡報和內部參考材料上也經常刊登學員和教研人員撰寫的各種理論政策建議，為中央和國務院“提供決策參考”。黨校傳出的思想，被視作胡錦濤思想政治取向的風向標——安徽一位市委副書記曾經對筆者之一說過，他就經常研讀中央黨校的各種理論刊物，經常與中央黨校的老師與學員聯絡，了解中央黨校人士的言論與行動，“因為中間經常透露胡錦濤的看法”。
胡錦濤 1993年上任之時，胡耀邦當年所倚賴的智囊成員早已被曾擔任黨校校長的王震等人整得星流雲散。十三大時中央黨校成立的政治體制研究所，雖然沒有撤銷，到九十年代初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全國碩果僅存的“政治體制學術研究機構”，也氣息奄奄，難有作為。既有前車之鑒，也不具備“天時、地利、人和”，胡錦濤相當謹慎地注意不標新立異挑起思想爭論，他只是組織黨校的教育、科研人員，從思想理論上詮釋、闡發鄧小平、江澤民指示和當時中共中央決策。
胡錦濤著手調整、加強了黨校的領導班子。時任七個副校長中，蘇星是頗有名氣的經濟學家，邢賁思是頗有名氣的哲學家，他們兩人先後擔任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雜誌的總編，其餘五人都是胡錦濤上任後設法安插充實。其中汪家鏐是胡耀邦的老部下，曾擔任過北京市委副書記；劉勝玉在八十年代曾任西藏團區委副書記，中直機關團委副書記、書記；龔育之是“研究鄧小平理論的權威”，汝信和楊春貴也有哲學研究背景。
在胡錦濤擔任黨校校長四年之後，1997年十五大前夕，調來曾任胡耀邦祕書的鄭必堅，擔任常務副校長，排位僅次於胡。
“文革”前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的鄭必堅，曾經擔任過于光遠的祕書，“文革”後成了華國鋒的祕書——中共公開的人事材料，只說鄭必堅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祕書，而對他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的祕書隻字不提。胡耀邦上台後，他成了胡耀邦的祕書。胡耀邦倒台後，他又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十分活躍。趙紫陽上台後對許多鄧力群手底下的理論左派均不予重用，鄭必堅卻能夠成為趙紫陽親自挑選的十三大報告起草小組主要成員之一。“六四”事件後，鄭必堅居然又受到江澤民信任，再次走紅，擔任中宣部副部長，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終於熬成中央委員，其副部長的頭銜前面也被加了“常務”兩字。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鄭必堅以65歲高齡再次連任中央委員，並被從中宣部調至中央黨校。
“兩個凡是”這個提法在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被大肆宣傳。此前的2月4日，汪東興曾在這篇社論送審清樣上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鄧小平發動對“凡是派”的理論討伐之後，李鑫失寵。但是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前所長、著名“黨內自由化分子”蘇紹智等人回憶，1977年1月21日，“英明領袖”華國鋒的一篇講話稿中就出現“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的論述，這篇講話稿便是鄭必堅的手筆。可見，“兩個凡是”始作俑者其實是鄭必堅而不是李鑫，李鑫實際上是“凡是派”中唯一一個倒楣的替罪羊。蘇紹智回憶，當年于光遠和馮蘭瑞曾當面批評鄭必堅的“兩個凡是”觀點。
最近幾年來，關於鄭必堅一直爭議不斷，有人說他是“改革派”，也有人指他是“風派人物”。不過，他來黨校，起的正面積極作用是主要的，他調來，胡錦濤才在黨校有了一些更大動作，除了培訓高級幹部，也更多地通過與各地後備精英的接觸，為日後自己上台掌權挑選精幹隊伍。
感受到世紀交替國際潮流的胡錦濤，也謹慎地嘗試對傳統黨校“潛移默化”地改造：除了前面說到的西方經濟學，還將西方當代其它社會科學理論列入課程，讓每年來這裡的那些雄心勃勃、摩拳擦掌要在政壇上顯一番身手的後起之秀，對西方的價值觀念、思想方法有一點了解。此外，胡錦濤還積極推動強化對國際關係和戰略安全的研究，他在與黨校的教學、研究人員的交往中，鼓勵他們進行一些思想理論和政策性的探索。
胡錦濤依然低調。然而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盧先福教授說，低調不等於無所作為。胡錦濤做了不少實事，尤其是在理論研究方面，他非常重視，多次倡導學者們進行廣泛的思想理論探討。
盧先福說：“胡錦濤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在我們教職員工當中很有威信，口碑很好。”還說：“他不僅務實，還有改革創新意識。”舉的例子是：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剛提出不久，胡錦濤便組織了一個小範圍的研討會，請了五六名專家和部門官員到中南海參加座談。“他讓大家來領會‘三個代表’的重要意義，並就此各抒己見。當時他給我的印象是機敏靈活，能聽進各方意見，還善於思考一些關於治黨治國的重大問題。”
在胡錦濤推動下，教學體制改革開始有了更多的“新意”了。黨校科社教研部謝志強副教授介紹說，“黨校九十年代後教學的新佈局，概括講就是‘一個中心四句話’，即圍繞著鄧小平理論這個中心，提高學員的理論基礎、世界眼光、戰略思維和黨性修養。”
在必修課的設置上，八十年代，黨校形成了以黨史、黨建、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哲學為主的教學課程，被大家簡稱為“老五門”。胡錦濤主掌黨校之後，按黨校師生說法是“三基本”和“五當代”：“三基本”俗稱為馬基本、毛基本和鄧基本，“五當代”包括當代世界經濟、當代世界科技、當代世界法制、當代世界軍事和當代世界思潮，後來又加上了當代民族與宗教，變成了“六基本”。 （《他領導中國：胡錦濤新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来自：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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