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必須很快地習慣他這種“六人之下，億人之上”——甚至在國家副主席榮毅仁之上，在他昔日的頂頭上司王兆國之上的角色。
中央很快公佈了政治局常委分工：“第三代核心”總書記江澤民，全面負責；李鵬和朱鎔基主管國務院，其中朱鎔基側重抓經濟；喬石管人大；李瑞環管政協；劉華清抓軍隊；剩下“老七”胡錦濤，管黨務——這正是宋平以前所管的那一攤。
分工專抓黨務，這似乎是實權在握：中國大陸實行的是共產黨的絕對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傳統社會中有神權、君權、族權和夫權四條繩索，而現在中國，取代這四條繩索的則是無所不包、無微不至、無遠弗屆的黨權。胡錦濤正是黨權的主管：中共的組織發展、管理，黨員、黨幹的升降進退、素質提高，黨紀的執行，黨風的整頓……全都由他來一把抓。這是中共黨內許多人垂涎已久的崗位，宋平之所以要將這個職位交給胡錦濤才放心解甲歸田，也就是這個職位在他看來關係到中共組織的生死存亡。
然而，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共黨內管黨的這一崗位已經今非昔比，這有兩條原因。
第一，隨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認的戰略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和社會運轉機制已經有了深刻變動。每一次變動，都是對原有的“黨統管一切”權力結構的一次衝擊和改組——就拿企業內部黨政分工、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來說，就使經濟實體內的主導實權由黨委轉到了行政主管手裏；而中央向地方放權，又進一步削弱了中央黨權；黨內黨外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愈來愈強烈，可以想見，現有的“黨領導一切”地位更是岌岌可危，使黨權越來越成為一個空殼：黨能夠號令天下臣服，能夠調動千軍萬馬的手段日益弱化。若經濟、行政、法律，都越來越不在黨組織手裏，能使用的手段只有組織手段，對於不是黨員的人或雖有黨票但不放在心上的人，可奈之何？
第二，隨著社會轉型，商品經濟發展，價值觀念大錯動，而約束手段大鬆弛，執政黨的黨風敗壞，是最觸目驚心的現實。陳雲承認黨風問題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成為被人們一再引用的“警世恆言”，但就是無法起衰除弊——因為黨風敗壞，根源是由中共一黨專制引起。一黨專制不改變，無法起動自我更新機制和社會監督機制，黨風怎麼扭轉得了？這就像一個人拿起了手術刀，他能切掉自己拿刀的那隻爛了的手嗎？
七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共年復一年制定各種“準則”“規定”，年復一年成立和加強各種整頓黨紀黨風的機構和專項臨時機構；1983年，中共發起整黨，後來又多次搞起規模較小的類似運動，但收效甚微。黨內的利益集團盤根錯節，上下連手，貪贓枉法。在這種情況下，誰要是管黨，誰就對整頓扭轉黨風直接擔起了責任——但是誰又有這樣的魄力、勇氣和智慧，改變由體制決定的嚴重局面？
胡錦濤管黨管好了，黨風好轉，其成果可以被歸為改革開放大獲成功，也可以被歸為以法治國收到成效，而他這個黨務主管未必落得了好；管黨管壞了，黨風敗壞，一旦需要找替罪羊時，墻倒眾人推，同僚和下級官員都會歸咎於管黨不力，將責任都堆到他頭上！
這麼說，胡錦濤被放在這個位置上，對江澤民這個核心來說，是在無論哪種情況下都能駕馭局面，穩操勝券；而對胡錦濤自己來說未得其利、先受其苦？
卻又不然。只說到這一層，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三。
只要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統治結構不改變，管黨務就還是一個實權在握的關鍵崗位。不論是改革派、民主派還是保守派，不論“上海幫”“北京幫” 還是“山東幫”，不論是主張全面更新黨的體制和機制，給黨重新定位的勢力，還是鼓吹完全恢復黨的傳統角色的派別，要想實現自己的目標，都得集結隊伍，在權力結構中取得儘可能大的份額——得讓他們信得過的人上來。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得過胡錦濤這一關。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由別人，而正是由胡錦濤，決定中共未來一二十年的面貌。而從他個人來講，這也是不折不扣的增強個人凝聚力，擴大自己領導基礎的機會。
幾乎就在胡錦濤當選之次日，他就以新的身份在公眾面前亮相、處理公務了。從公開報導看，這些公務的範圍雖廣，從會見法國共產黨代表團，到會見優秀科技人員、發展中國航天事業功臣；從代表黨中央出席全國總工會十一屆五次執委會、會見共青團十二屆五中全會代表並講話，到出席授予警銜儀式……卻都是不具有多少實質性的禮儀活動。這些活動，更好像只是中共最高當權者急於安排他到各個場合，讓各色人等看清他，以及他手中那一柄嶄新的權杖。 （《他領導中國：胡錦濤新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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