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三万字长文“撕裂的刘晓波”在网上发表后，收到的反馈多是正面的，但也有读者不解，我有很多文章可写，为什么要花精力去评论（批评）刘晓波呢？刘晓波是
我相识多年的朋友，我们之间不仅从未有过任何纠葛，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都曾经跟我的接近。所以，他的“变卦”，尤其让我难以接受。我多么不情
愿撰文批他，多么希望他是那个我曾经相信、并一直期盼的思想上的朋友、理念上的战友，在这场跟中共拼搏的艰难战役中，经常遥相呼应一下，不是壮胆，而是享
受一下“共鸣”的快感；这次，也可以让我为有一个赢得诺贝尔奖的老朋友而骄傲一下。但我不能。
刘晓波的一些思路和做法，已经走向了我所推崇的理念价值的对立面，成为一种障碍。而且什么事儿经他一做，就有点“超人”，拿来讨论，对理清许多中国人容易模糊的原则、底线问题，比较容易讲清楚。他很具典型意义。
本文写于去年五月，主要内容曾投给香港一家杂志，但被拒发。我当时也想到刘晓波仍在狱中，所以也就暂时没发这篇
稿子。但现在刘晓波已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成为一个中国民运的代表和象征性人物，所以对他的评论，早已不局限于他本人，而是一个推崇什么价值、赞美什么精
神、肯定什么人格、走哪条路的问题。
刘晓波这次之所以引起了公开和私下的激烈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焦点：一是刘晓波所说的“中国人权进步”、
中共“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等等，是否真实？二是对落到中共监狱的人的道德操守，是否应该苛求和指责？本文只想通过和三十年前的魏京生
一案的比较来探讨一下这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从司法角度看中共对政治异见者的处理上是否有进步。在1979年北京民主墙的反抗者中，魏京生是代表性人物，他前后两次被中共判刑，共判二十九年。
当年对魏京生，是直接正式逮捕，然后在北京中级法院“公开审理”；虽然听众都是中共指定的，但人数有四百人，还
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记者参加。当年官方给魏京生提供了一个女律师，这个律师为难地对魏京生说，你是批共产党的，我是共产党员，我怎么给你辩护呵？魏京
生二话没说，把她辞了，做自我辩护。法庭允许魏京生宣读了他的5,700字的自我辩护词。随后法庭互辩长达四个小时，允许魏京生答辩、反驳检察官。
但三十年后对刘晓波，先是被非法羁押半年多（绑架离家、剥夺自由，不是“监视居住”，无论中共怎么说，外界都不
可以接受监视居住的说法，更何况监视居住本身就违法），然后正式逮捕。但前后两次审理，都没有公开。一审庭审全部过程约三小时，不允许刘晓波宣读他的
2,700字的自我辩护词《最后的陈述》，只给他五分钟讲大概；两个辩护律师每人给不到15分钟，旁听席只有二十人左右，连他的妻子都不被允许旁听。也没
有报道说现场有记者。二审更荒唐，只有约十分钟，宣布维持原判。
所以，且不谈其他方面，仅从司法程序上来看，尽管两者都是伪程序，但三十年后的今天情况更加恶劣。
魏京生在法庭痛斥邓小平
对落入中共监狱的人，在政权的残暴下软弱妥协，一般人们都会给予相当的谅解，
不会在道德操守层面有什么更高的要求。而且认为中国的环境太恶劣，如果拿什么底线去衡量，就是不近人情。于是外面的人对监狱中人物的任何错误就都不敢吱声
了。事实上，“牺牲”和思想行为的对错是两码事，必须分开来看。这就像一个人的正确和错误如果可以相互抵消，那这个世界上就完全没有是非可言；连邓小平的
开放改革也可以和六四屠杀相互抵消了。
在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人们与其急于降低对英雄的标准，不如回头看三十年前，魏京生等民主墙一代人面对暴政的表现或许令人深思，今天的“人物们”和三十年前的差距在哪里？仅仅是勇敢程度吗？
魏京生是因为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而被判。该文用通俗语言，完全面对老百姓说
话。主要内容是：中国人民是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文章明确指出中共掌权者是独裁者；呼吁民众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民主之路。该文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
来，都完全不过时。只是更令人感叹他当年的勇敢，又何尝不是智慧！
而三十年后导致刘晓波被捕的《零八宪章》，既没有敢指出当今中共领导人是独裁者，更没敢提共产党是专制，而是委婉地用“威权”“执政党”代替。甚至“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真难为他们这份角色混乱的心。
三十年前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五个现代化”之前，是清楚地知道要付出代价的，他甚至做了被枪毙的准备。在
北京民刊联席会议上，很多人怕惹来政府镇压，劝阻魏京生。但他说“没有时间和机会了，必须赶在邓小平镇压之前揭露他。”即使大家不同意，他也要单独干，回
去就写了文章并贴上民主墙。当时的民刊负责人刘青后来回忆说，“魏京生被捕前的一周，他的处境很像猎手合剿中的困兽，向四周任何一边看，全有危险的影子在
逼近。但他很镇静，脸上有相信未来的笑容。”最后一次开完民刊会议告别后，就被“两辆缓缓开动的小汽车夹在中间”，然后魏京生上了公共汽车，“驶进望不到
尽头的黑暗中”。
魏京生的5,700字法庭自我辩护陈述，没有任何美化当局的言辞。而且，在和检察官对辩的时候，他甚至当庭直言“现在中国的总理和副总理（指邓小平）是不合法的”！
三十年后，刘晓波2,700字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千多字谈自己和爱情，一千多字谈中共的进步。
魏京生的法庭自我辩护词，不是经过当局检查后，由家人拿出来发表的，而是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青年画家曲磊磊（在法
庭负责照明）受刘青等人的委托，偷带进录音机而录制下来的。曾很深涉入、并记录这段历史的法国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后来评价说，“曲磊磊是很勇敢的。他把这些录音带给刘青。刘青将公审内容先是贴了出来，以后印成册子出售。除了在悄悄换磁带时有小
的遗漏外，内容很全。”
当时如事情败露，曲磊磊不仅可能失去中央电视台的工作，还可能遭到更严重的惩罚。大家都知道，即使今天，央视都是个肥缺，而在当年那个政府控制一切的时代，离开了国家部门，几乎无立足之地，还可能影响他那个著名的父亲。
曲磊磊的父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小说、电影《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八十年代初我曾去北京采访过曲波，了解到曲波
不仅是作家，而且当时是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小说中“小白鸽”原型是他的妻子刘波，当时任北京医学院党委副书记。曲磊磊当时很难不想到，如查出偷录这种
法庭辩护词，会给父母带来什么后果。所以白天祥特别称赞曲磊磊“很勇敢”。
刘青大义凛然救战友
这个事件中，刘青的表现更与众不同。他不仅迅速印出魏京生法庭辩护词，而且当他听说在民主墙前散发魏京生辩护词
的民刊人员被警察抓走后，竟跑到公安局，要求放人，说“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大有小说中英雄人物大义凛然抢救战友的勇气。不同的是，这是真实！公安局的人
说，没你的事，快走吧！但这位倔强的民刊编辑坚持说，不放被抓的朋友，就绝不走。结果朋友被放了，刘青却被公安局留下，一关就是十年！
刘青先是被判两年劳教，但他写出的不是悔过书，更不是美化中共的文字，而是揭露黑暗的《狱中手记》，经他弟弟刘念春（也是异议人士）和上述的白天祥偷运到海外发表，结果因此他又被加刑八年。
由于刘青不认罪，在监狱有五年时间被关在禁闭室和严管队，四年多时间不许说不许动，被数十名警察挑选的犯人看
管。刘青后来回忆说，在六四屠杀前后，“我被像植物人那样活活固定在小凳子上，甚至不能自由呼吸，理由是不准练气功。”后来当局曾表示，如果他认罪，可提
前释放，但被刘青拒绝了。因为“我感到我做不到，并不是我要坚持理念，而是一种做人的意志和尊严在起作用。”
后来在美国和魏京生的对话中，刘青说，“不要说在监狱中七、八年的感觉都是饥饿，根本吃不饱，更有肉体和精神的摧残。”“管束我的犯人和指挥他们的狱警都说：知道吗？魏京生已经报废了，他的精神和健康全垮了，牙也脱落了。”这是他仅能获得的外部信息。
民主墙一代是真英雄
但这个信息并不是假的，魏京生先是在死牢呆了八个月，然后被单独监禁了五年，最后被送到环境恶劣的唐山监狱和青
海劳改农场。据说邓小平是想用青海高原的缺氧环境，让魏京生自然死掉。除了政权的严酷，还有狱卒和其他犯人的折磨，魏京生始终没有屈服，更没有悔过，他的
精神从没有垮过。他像刘青那样，坚持了“做人的意志和尊严”。
魏京生在漫长的监禁中，不仅没有写一个美化中共、求饶的文字，反而在卫生纸（没有纸张）上写下一篇篇嘲讽、痛斥
邓小平和共产党的文字。一个被判十五年，而且处于可能被当局秘密除掉的危险之中的人，却敢于跟那个说一不二、甚至敢动用军队六四屠杀平民的邓小平直接“叫
阵”，那个胆量，那份勇气，跟今天歌颂中共“人权进步”，监狱是“人性化的管理环境”，实在是反差强烈。
在蹲了十四年多的监狱之后，魏京生获得假释。但他立刻给境外杂志写稿，发表“中共的人权观与纳粹同类”等尖锐批判文章；并搜集“政治受难者”名单，要组织救助活动。结果他再次被捕，又判了十四年！被关押三年多后，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他被直接从监狱送上飞机，流放到美国。
人们尤其不应忘记的是，在那个黑暗无边的年代，魏京生、刘青们根本没有外界的声援，在中国连所谓改革派知识分子都是忌讳他们的，得什么奖更是天方夜谭。这和刘晓波在有名声、有呼吁、有荣誉的情况下，却方寸全无，形成鲜明的对比。
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三十年前，刘晓波就知道了魏京生法庭辩护的情形。二十年前刘晓波在纽约撰文十分推崇魏
京生。十年前，他读遇罗克时写道，“我为自己成为遇罗克的未竟事业的传人，而羞愧而自豪。”五年前，他再度讴歌“心目中的大英雄”遇罗克、林昭等，并自我
提问：“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嗎？”
没有像魏京生、刘青们那样做过共产党的牢，且没有低头的人，或许都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在共产暴政下表现英雄壮举。我也无意论断任何人，只是当一个人一再推崇一些英雄，并给自己定位是他们的传人的时候，就无法阻止人们心中自然产生一道无形的准则和要求。
三十年前和今天，作为中国异议人士代表人物的魏京生和刘晓波，到底谁的精神才是更值得推崇的？是坦荡、单纯、勇敢执着，还是精明、算计、软弱妥协？民主墙一代明显比今天的“人物”们更有理想精神，所以才更勇敢；他们没有那么多个人算计，也做了更多的牺牲。
有人指责我对刘晓波不够宽容。没错。中国人总是对“错”的东西宽容大度，而对“正确”则忽略不见，更不高声赞扬。难怪我们的英雄那么少，我们连对错都不知道，好赖都不知道，应该提倡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英雄都没人稀罕做了。
在绝大多数人都被诺贝尔的光环刺得睁不开眼睛的时刻，在绝大多数人都仰望、歌颂“桂冠”的时刻，我想提一句，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我们不能三十年过后，没有了是非！
2010年5月写，2011年2月修改
来源：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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