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1年4月17日讯）：前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基层村官都是“坏人”，其实不然，有一部分真正民选的村官因为维护农民的利益而刚直不 阿，他们敢于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所以遭到了打击和陷害。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浦歧镇寨桥村“上访村长”钱云会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长期上访而惨遭横祸。河南固 始县现在又出了个“上访村长”，名叫范长贵。是固始县赵岗乡窑北村村支书兼村主任，范长贵因为不与腐败官僚们同流合污，多次顶撞乡党委书记祝文娟，结果不 仅村官被赶下台了，经济上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而且县检察院、纪检委、公安局多次以执法为名频繁的对范长贵进行干扰、恐吓、威胁。但老范就是不服，于是就告 到胡锦涛、温家宝那里去了——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
你们好：
我是河南固始县赵岗乡窑北村村支书兼村主任范长贵。
出于对国家、对人民、对党负责任的精神我才给胡主席和温总理写信；希望胡主席和温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能认真仔细的看看。
我今年已经63岁了，当了46年的村干部，如今儿孙满堂一大家子，但仍然属于贫困家庭。在几十年的村干部生涯中，我始终坚持住了做人的基本原则而没有乱 来；我个人及我所领导的窑北村村支部、村委会班子真想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去办事做人，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县乡干部所逼也不得不干出一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以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基层干部，我一直崇敬着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自始至终地认为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的改革符合我们国家的发展思路。
1986年年底，因为某种原因胡总书记辞去了我们党的总书记的职务，我心里很不好过。
1989年4月15日，胡总书记（虽然这时他已经不是总书记了，但在我的心里他一直都是我们的总书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让我（还有很多中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充满了悲哀和失望。
1989年5月底，赵紫阳同志又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我的心更象掉进了冷水盆里一样地难受。
作为一个基层村官、普通的共产党员，我人微言轻，只能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听之任之而无可奈何。
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按照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当初的改革思路走到现在的话，我们的国家绝不至于腐败到如此严重地程度；也绝不至于陷入进今天民怨沸腾危机重重的漩涡。
所幸的是朱镕基总理开了个好头、做出来表率，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又能及时地掌舵，才避免了中华民族更大的灾难。
农民负担过重时期，我对乡党委、乡政府及县委县政府的很多做法非常反感。
我多次想撂挑子、辞职不干，但因为我在窑北村有威信，受到村民的一致拥戴，所以乡里面的领导（还委托过我的朋友）来做工作，后来就一直没撂掉而干到现在。
我也曾经也多次劝自己：如果因为你不干而换了一个对窑北村父老乡亲不负责任甚至乱搞的人当村支书和村主任的话，岂不是更糟；你在这个位子上至少可以让窑北村的老百姓好过一些。
这些年来，我不敢说窑北村的老百姓对我及我所领导的这个村委会班子没有意见；但和其他村相比，窑北村的父老乡亲对于我们这个村支部、村委会班子还算是满意的。
2008年以来，因为乡里滥摊派“社会抚养费”我与乡党委书记祝文娟发生矛盾，现在的赵岗乡党委政府一直在利用“计划生育国策”在各个村搞滥摊派乱收费。
随着农村的生育观念的转变，大部分农民已经不想多生孩子了，而乡里每年却要求每个村上交5万元以上“超生罚款”（既“社会抚养费”）；另外，每个村每年还要完成所谓的“人流”、“上环”、“引产”、“结扎”四项手术多例。
为了征收“社会抚养费”， 乡党委政府竟然多次明确要求村干部们要想办法劝农民多生孩子、多怀孕；并采取“先交罚款后怀孕”的办法进行摊派乱收费。公开的、赤裸裸的收钱“劝”生，倒卖“计划生育”政策。
四项手术中“上环”、“结扎”的两项可以用钱收买还好完成，而“人流”、“引产”两项不好完成。
为了完成“人流”、“引产”任务，乡党委政府、乡计生所、村干部们联合行动鼓励孕龄妇女多怀孕，然后再去做性别签定；顶替指标就是专门找那些想生男孩结果 通过B超发现自己怀的是女孩的怀孕妇女进行“人流”、“引产”。这样既可以多收钱，又可以完成任务，一举两得！
“计划生育”这些年来，不仅导致了我们固始县男女性状平衡失调；而且在固始县普遍形成了人为的 “堕胎”这一残害生命的罪恶事实，伤天害理！严重的践踏了人道主义精神。
这样下去我们共产党人就会丧失起码的人性，我们共产党人还算是人吗？
当然这些并不是祝文娟一人之所为，更不是祝文娟一人之过错。
为了维护“人性”和“道德良心”，我没有按照党委书记祝文娟的要求去做，但是“下级服从上级”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没办法，对于摊派到我们村的“社 会抚养费”我个人只得先从亲戚朋友那里东凑西借先垫付给乡财政。当时我还和祝文娟书记达成口头协议：“社会抚养费”我个人可以先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垫付给 乡财政，但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个人及窑北村村委会班子不会去做的；祝书记你可以让乡计生所的人去做，等乡计生所的人在我们窑北村搜到“超生罚款”后再还给我 所预先垫付的“社会抚养费”。
2008年我个人垫付给乡财政“社会抚养费”1万元。
2009年我个人垫付给乡财政“社会抚养费”4.2万元。
同时，垫付给乡计生所人做假、买“引产”、“结扎”等“活动经费”近3万元。08、09两年，我个人预先垫付的乡财政和乡计生所的钱近8万元，其中7.4万元有“专用收据”。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
因为乡财政和乡计生所在搜到“超生罚款”后并没有及时的还给我所垫付的“社会抚养费”，所以从2010年开始我不再预先垫付的“社会抚养费”了，祝文娟书记开始为难我了。
祝文娟本是固始县原县委副书记陈大烈（已退休）的儿媳妇，完全是依靠关系才当上党委书记的。
固始县乡镇长选举的黑幕被揭开后发现：现在固始县的大部分乡（镇）长、各局委局长等大都是上几任干部的子弟，这些人从小娇生惯养，做人的素质本来就不太好。所以，导致了今天的固始县腐败严重，问题很多。
祝文娟调到赵岗乡不久，因为强拆农民房屋和强占农民土地而逼死人命，2008年6月15日上午我们窑北村农民卢先道吊死在赵岗乡乡政府办公室。
作为一个46年工龄的基层村干部、共产党员，我感到非常痛心。
实事求是的说：固始县问题多、腐败严重正是因为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而造成的！
2010年上半年，祝文娟先是安排信阳市下派干部陈立凯（信阳市商业银行办公室副主任）任我们窑北村“第一党组织书记兼村主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主任必须有本村村民通过村民选举大会表决产生，祝文娟的做法直接地违反了“选举法”和“村委会组织法”。
2010年9月1日，乡里直接派人到我们窑北村通知党员、村民组组长到乡里开会，结果没人去。
之后，陈立凯托人请我们窑北村村民程家发、程家里、张植亮、杨成友等人吃饭拉关系，唆使他们上访告我状。
2010年9月9日，程家发、程家里、张植亮、杨成友等人到赵岗乡乡政府开会，陈立凯对这几个人宣布：范长贵不再任窑北村村支书兼村主任，以后由我陈立凯任窑北村村支书兼村主任，原村委会公章作废。就凭这么几个人能代表窑北村村民吗？
陈立凯等人的做法更是严重地违反、践踏了“村委会组织法”。
陈立凯等人得不到窑北村广大村民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祝文娟气恼不过，于是通过关系让固始县公安局、检察院、纪检委等部门“调查”我的“问题”。
2010年7月21日，“公检法”、纪检委等十几人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开着数量小车进入赵岗乡窑北村，召开党员、村民组长、村民代表“动员会议”，“号召”村民检举揭发我。
联合调查组调查期间，祝文娟托人对我说：只要你主动写辞职报告，调查组马上就撤回去。我丝毫不买她的帐。
见我不买账，祝文娟竟然发手机信息给我威胁说：“司法机关很快就会在网上通缉你，之后再抓你，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的！”
身正不怕影子歪，不管祝文娟怎样威胁我，我就是不予理睬。
为了澄清事实，我先后多次给省委书记卢展工、省级有关部门、市委书记王铁、县委书记方波等邮寄信件和材料，要求上级领导和执法机关主持公道。结果 没想到固始县“公检法”和县纪检部门居然一齐这样来要挟我：只要你老范往上面一告状，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马上就会找到我们，命令我们想办法找你的麻烦， 我们也没有办法。
农民负担过重时期，对于县乡两级政府强行摊派下来的款子我一直没有征收到位，采取尽量拖拉的方式应付乡里；后来便乡里直接出面担保硬是以我们窑北村村委会 的名义从银行贷款支付“农民负担”，我没有办法阻止。2004年银行要起诉我们窑北村村委会，在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多次安排下，我不得不将村部卖掉。卖村部 时虽然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但我找了几个村民组长和部分党员进行商量，这些证人都还在。
卖村部时不敢公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窑北村村委会“欠了”其他乡置机关和一些人的钱，这些钱大都是历届乡里主要领导用不同方式强行摊派给窑北村村委会 的，我们付不了这些钱，卖村部如果公开的话，钱就有可能被别人截过去而还不了银行贷款。村部卖掉后付款时我们和买方专门到固始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在祝文娟活动下，联合调查组抓住了“卖村部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这个把柄想治我于罪，他们竟然还找到了固始县公证处的人，硬是逼着公证处撤销了2004年对 我们卖村部的公证，并下达“撤销公证书通知书”和“关于撤销（2004）固证民字1692号公证书的决定 ——（2010）固销字001号”的文件。
但是，我一生清正廉洁没有贪污，所有的开支都有帐可查。
时至今日，“公检法”联合调查组没有查出经济上我有任何问题。
2011年3月31日下午5点多，赵岗乡派出所的警察领着固始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警察（应该有7、8个人）突然闯入我家，说是抓赌，在我家里乱翻一通之后扬长而去。
4月2日上午八点多，赵岗乡乡政府办公室打来的话说县纪委找我，我因为到外面扫墓未归所以没有及时的赶到乡政府；11点多，乡政府的干部许卫涛 （13839706407）、郑太国（13233785788）领着县纪委的三个人（其中一人叫高群）到我家，见我不在他们又走了。
我多次找到祝文娟及乡党委政府其他人，要求乡里返还我个人所垫付的近8万元钱，乡里就是不给。
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浦歧镇寨桥村上访村长钱云会的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的沉思。
前不久，湖北随州市随县殷店镇凤鸣村原支部副书记林新民长期上访而问题得不到解决，被迫引雷管自杀。
现在的中国，好人受气，腐败分子神气！
出于维护我们共产党人利益和形象，我只能对胡主席、温总理实话实说：现在中国的老百姓真的是非常反感政府了，用“民怨沸腾”来概括一点也不过分；不仅如 此，连很多共产党员对政府的很多做法也感到愤愤不平。政府不仅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党心”，正在走向“众叛亲离”的边缘，作为一名党员、基层干部我 提醒中央：真的不能再“掉以轻心”了！
国民党当初因为腐败、凶残、嗜血、众叛亲离而败入台湾；如今的国民党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在台湾实行了民主，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看好和拥戴，连中国大陆的人民都能通过电视媒体的传播感觉到国民党的亲民形象。
而作为中国大陆政府，我们共产党现在却步入了当初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专制独裁”的覆辙：强占土地，野蛮拆迁，制造流血、残害民生-等等。我们共产党的专 制、腐败、凶残、嗜血早就引起了中国大陆人民的强烈反对，现在不仅失去了中国大陆的“民心”、“党心”，同时也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公愤”。我们共产 党人为什么不去深刻地反思自己，而一味的倒行逆施呢？
中国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全人类安全与稳定，直接影响到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
台湾的国民党尚能在大陆“深得民心”；而我们在大陆执政的共产党却失去了“大陆的“民心”、甚至是“党心”。如今国共两党已经形成了鲜明地对比，相形见拙。
所以，当提到如何发展两岸关系、如何推动中国和平统一时，大陆的绝大多数人民赞成由台湾的国民党以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三民主义）作为前提来统一中国；而反对由我们共产党人以“一国两制”的框架来统一中国。
2009年3月份我们固始县就有一位周德才的农民要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这正是能够说明事实的例子。
如果我们大陆的共产党能够主动的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平等和竞选执政，切实的改善大陆的民生，切实的推进民主与法制，台湾各政党及全体人民自然就会放弃对立，我们中国才有可能实现和平统一。
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对于我们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共同仇恨和敌视，所以台独势力、藏独势力、疆独势力才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台独势力、藏独势力、疆独势力生存、壮大的条件恰恰正是我们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放弃“专制独裁”，台独势力、藏独势力、疆独势力自然就消亡。
显然，发展两岸关系、推动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来自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共产党；而不是来自于台湾的民进党或者其他政党。
作为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我范长贵之所以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也正是“一党专制”造成的。
2011年的两会上，“维稳”的预算首次超过了国防预算，民生问题非常严重！而中国绝大多数的民生问题都是政府人为造成的，这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
在中国，无论是具体的民生问题还是涉及到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的西藏、台湾问题都是中国“一党专政”的制度造成的；如果不改变“一党专政”的根本制度， 我们国家不仅解决不了涉及到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的西藏、台湾问题，就是连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也都无法解决。
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可以为了满足“一党之私欲”而置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
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可以为了满足“一党之私欲”而对台动武！
作为一个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干了一辈子基层村干部，自始至终的维护党的形象和个人形象，廉洁奉公、问心无愧，窑北村的父老乡亲、窑北村的共产党员可以作证。
我们家在当地农村并不富裕，我所垫付给乡财政的近8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我个人对政府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但垫付的这笔钱赵岗乡乡财政一定要返还的；同时我希望赵岗乡党委政府能够按照相关的政策妥善的安排我个人退休事宜。
恳求胡主席、温总理主持公道。
此致
敬礼
河南固始县赵岗乡窑北村村支书兼村主任范长贵
身份证：413026194806243310
手机：15037674478
201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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