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关系，这些“招安”后而荣居高位的右派老兄们，与他们有的联系过，有的打过交道，有的通过电话，有的还面对面的交谈过，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谨 慎、清廉、谦虚、坦诚、不谋私利，仍保留着老右们一个共有的特点：铮铮铁骨，高风亮节。当然，非常自保，这点应该理解，勿去苛求。
一年后的1993年“3.15”国际消费日，发生了央视与事实不符的上海霞飞化妆品厂“伪劣产品爆光”事件。不到一周，这个残疾人的名牌工厂频临倒闭，商 家纷纷要求退货。出于对民族工业的保护，我冒着极大的风险，以电话形式通过顾秘书向他反映了此事请的真实情况。顾听后，立即叫我写个紧急报告送到中南海， 三天后朱老兄很快作了批示，使“爆光问题”得到了圆满地解决。
巧好，我们推展会有位国家计委老人在当顾问，当年和朱在一起工作过，对朱的往事较为了解。他不胜感慨地说：朱镕基比我小几岁，湖南人性格倔犟，坦荡直率。 他学识渊博，精通外语，工作能力强，懂经济管理，很有主见，看问题深刻独到，从不人云亦云。当时他是国家计委主任张玺的秘书，张玺原河南省省委书记，搞政 工出身的领导。作为秘书的朱镕基任务之一，就是为他整理搜集国内外各种经济资料，朱镕基花了许多时间收集整理出一份南斯拉夫的资料。在“反右斗争”中，作 为顶头上司的张玺，却把这分资料抛出来，说朱镕基反苏，宣传南斯拉夫，为此划成右派份子。其实，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朱镕基并未说错什么话，所以 大家对他很同情。他的处理仅作为一般右派到送到农场去监督劳动。
他还说，朱镕基是计委当时最出色、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值很高的年轻干部，无论人品与能力都得到很多同事的肯定。他先在 东北工业部工作，1953年撤销大区是和马洪一起调来国家计委的。马洪比他将近大10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对朱镕基很赏识，张玺整了朱后他 很不服，一直在暗中关怀朱镕基。1978年朱的右派得到“改正”却回不了国家计委，因为有人排挤他。好在吕东和袁宝华识才，才把他安排到他们主管的、原先 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下属管道局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作办公室副主任工程师，与他二十年前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同为副科级别。后 国家成立经委，袁宝华出任经委主任，朱镕基便上调到国家经委，先是处长，后是副局长、局长，再后去上海当了市长，现是副总理，下一届人代会是总理。我问 他，为什么邓小平欣赏朱镕基，让他当总理是不是对五七事情的一个忏悔？他想了老半天后，十分认真地回答：我看是邓小平欣尝他的才干，再有他是被张玺整的 人，与右派不右派没什么关系。本事能力到那里去了，你不得不服。
1992年10月中华国产精品推展会第二届“猴年杯”在沈阳举行，使我有机会和右派市长武迪生结识（笠年11月25日，武去以色列考察，不幸飞机失事身 亡。）。在这之前的1989年，身为沈阳市市长的武迪生回到母校东北工业学院（现东北大学），有学生问到他：“你有没有外快？”武迪生回答说：“没有”。 学生们又问：“你家有几大件？”武迪生说：“只有黑白电视机，还没有彩电。”一个大市的市长，到了1989年家里还没有彩电，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沈阳是个大市，按级别应是副部级，他的助理是马向东负责接待我们（在武死后，此人很快从市长助理升为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长，后玩权贪污，去澳门葡京赌 场豪赌，一夜输去人民币近五千万元，为此被判处死刑）沈阳人好酒，一餐饭吃几个小时，除正式场合外武迪生从不参加。
在我们十多天的交往中，有两件事印像最深。一件是国产精品“猴年杯”抽奖活动，他抽到一台二十二英寸的长虹彩台，他立刻捐给了机关幼儿园的孩子；再一次推 展会为答谢支持宴请吃饭，无论怎样请他也不到，最后他向我摊牌说：铁流老弟，我们都是右派，一生吃了不少苦，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才有好重新工作的机会。我是 一市之长，处处得以身作责，我给自已定了一条规矩，任何吃请都不参加，所以你的吃请也不参加，你应该理解与原谅。为表歉意，他请我和太太任蘅芳去他家中一 叙。他说我的家谁也不知道，也从不允许任何人去我家，对你是个例外。我和太太准时步行而去，他的住房也很一般，住在一栋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里。四居室，客厅 也只有14平方米。这对市长这样的官员来说，真可是“陋室”。家里的摆设也很简单，地上铺的是地板革，一对沙发和小茶几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旧家什。他对 这样的生活条件并不觉得“掉价”，也从未感到寒酸。相反，他倒觉得自己很充实，很自在。他的夫人是个穷教师，穿戴极其一般。在闲谈中他说，自我出任市长来 只管三件事，一是把经济搞好，人民生活提高；二是狠抓教育。一个城市教育发展不起来，这个城市也就发展不起来，所以我特别重视教育，不断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此时他夫人在旁插一句：我怎么没提高？他笑答：你不在此例。）；三是抓卫生抓环境，进口吃的东西一定要干净。在城市建设上尽可能少拆迁或不拆、不迁，保 持古城原貌。
他还深有体会地说，当官有三个层次，一是会当官不会做人，二是会做人不会当官，三是会当官又会做人。我觉得这话深含哲理，不禁笑着问：你属于哪一个层次的官呢？他静静地望着我道：你说呢？我不知该怎么说。老百姓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清贫市长，一尘不染。
王蒙和我是同龄人，没见过面，通过两三次电话。1957年身为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兼社长的张黎群先生，在他全退后的1999年出任了中华名人协会会长，我是 他的会员，有次在一起闲话，他说：1957年共青团内有三个大右派，一是中青报的刘宾雁，二是北京的王蒙，三是四川的晓枫，都是因1956年文章事情当上 右派（刘，《本报内部消息》；王，《组织部新来的年人》；晓，《给省团委的一封信》）。现在你们三人除王蒙还在写文章外，刘宾雁流亡美国当民运分子，你辞 去公职“下”经商。生活真有意思，各走了各的路。由于这个原因总想见见王蒙，巧好那年有人建议叫我把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的关系转到北京来。我去作协 找了一位姓翟的书记（也是右派），他提出不要转，干脆直接加入，但须有两位作家介绍，他是一人，另一人找王蒙。为此，我冒然自报家门，给王蒙去了几次电 话，不知是互不了解，还是性格各异，他有点推三推四，便不去找他了。“不加入作协又怎样？”于是放弃了这一念头。后来有人向我说，王蒙新出了本书要首发， 问我去不？我说，除非他参加我的首发式。
1994年（？）老右范敬宜在人民日报社作总编，因当时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归人民日报社主管，而中华国产精品推展会又是它的下属机构。两家发生了矛盾，“孙 子”只好找“爷爷”评理，去找了范敬宜。此时才知道，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俺的二十六代孙。他耐心地听完我的陈述后两手一摊说：我 只管办报，不管行政。一切行政的事都是邵华泽社长作主。他还说，他最怕的是红机电话（指直通中南海的电话），只要红机电话一响，他就心惊肉跳直打罗索。我 心里纳闷：既是这样何苦当总编呢？还不如我“下海”赚钱好，轻轻松松想去哪就去哪，当官有什么意思？记得1988年初来北京，把一本民办刊物搞得火红，钱 像水样地涌来。有家中央大报的老总，有意要“招安”我，开出的条件是：正处待遇，三居室住房，挡案、户口转调北京。我回答，既已经脱下“黄马褂”就不再穿 了，故成了真资格的人格独立的“北漂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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