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措的牺牲让我想起了去年在印度达兰萨拉所采访的一位僧人，他是拉卜楞寺的格旦江措，是零八年那次震惊中外的3、14 拉萨事件的主角。面对达兰萨拉落日的余辉，我们坐在旅馆的房间内，他给我讲起了他的故事。由于格旦江措不太会汉语，那天的采访由“西藏政治犯团体“九十 三”组织的副会长洛克强给我们翻译。格旦江措穿着茄克衫，已留了长发，但从他的坐姿来看，依然可以感到是一个修练有素的僧人，他的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有 着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淡定，他的脸上有着高原民族特有的红朵，他的眼睛面视着我，双手插在口袋里，没有一般人讲话时的姿体语言。面对着他，我的坐恣也变得恭 敬了起来。
格旦江措生长在甘南的一个牧民家里，父母亲以外还有二个兄弟姐妹。他12岁就出家到拉卜楞寺，他的一个舅舅是拉卜楞寺的僧人，在西藏的风俗习惯中，出家人 往往是跟随着自己的亲戚出家。12岁的这个年令，要进寺庙出家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共入藏后，以尊重个的的选择为名，禁止18岁以下的孩子出家，所以他到了 拉卜楞寺后还不能穿起袈裟成为正式的僧人，但这并不妨碍他持戒修佛。格旦江措出家是文革刚刚过去的1982年，当时的西藏大小寺院满目疮痍，拉卜楞寺这座 西藏三大寺院之一，曾经有着6大学院，48座佛殿，6万多册经卷，500多座僧院，多达4000余名僧众，有着三百年历史的名寺几近废墟，唯有敬奉弥勒佛 的大殿保存了下来，这是一个奇迹。我问他面对这样目不忍睹的一片废墟，你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我那时还小，对废墟一样的寺院没有太大的感受，但我清 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寺院经堂大院有一个大坑，这个大坑发出一阵阵，令人窒息的恶臭，僧人每进过那里都要双手合十唸唸有词，急速而去。后来我知道那一个坑， 在文革期间造反派为了侮辱寺院，佛法，把这里当了屠宰场，血水渗透了这个院子。从此每当经过那里我就心怀恐惧，绕道而过。
格旦江措说我进寺院的时候，寺院内还留有政府与警察机构，寺院也是由汉人管理，所以那时我们都心惊胆战，看到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到了80年代后期胡耀邦执 政，中央对藏政策发生了变化，不但政府、警察机构撤出了寺院，寺院的管理也回到了僧人手里，寺院的修建工作也加强了，被毁坏的经堂佛像都重新修复。那个时 候可以说是寺院生活最宽松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比较舒畅。我在18岁那年正式成为了僧人，穿上了我久久想往的绛红色的僧袍。在我穿上的僧袍的时候，其实已 经差不多把基本的宗教课目都学习完了。因为我长得眉清目秀，寺院就让我到寺院的“戏剧团”去学习表演艺术。寺院的“戏剧团”所演出的都是宗教内容的剧目， 在学习表演的过程中，我对藏传佛教的戏剧理论表演艺术都有了很好的体会。在“戏剧团”三年后，我又专门学习“法号”，就是你们看到在做法会时，头戴新月形 帽子的僧人，吹着的长长的法号，这种法号是我们格鲁派黄教所特有的。吹这一种法号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是很难吹得出声音来的。我插话：听说吹这种法号有人 不但吹破了嘴，连牙齿都有被吹落的。他笑了一笑并没有作荅。又把故事讲下去。学会了吹号我又去了寺院的“印刷厂”当工人，在那里也呆了三年，出来后我已成 为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然后我又进入寺院的“辩经团”。辩经团在寺院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各方面的待遇非常地优惠。进过这些学习，训练，修持我才成为一个真 正的合格僧人，也被寺院委以重任，先是在寺院的“展览馆”当管理员，又在寺院当了保安的负责人。
在稍作停顿后我问这些年来，你对中共在宗教事务上的干涉有怎样的体会，或者有那些事情影响着你，成为零八事件的主角。这时我感觉到他的脸上有过一丝不易察 觉的变化，神情似乎显得凝重起来。他说政府对我们寺院的管理是相当的细微的，比如说我的上师要给我讲经，这本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却要得到上面的批 准才能进行，为了能够听上师讲经，我们就不得不屈从于，或者说不得不讨好他们。在寺院内我们每天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习的内容是中国编写被歪曲了的 西藏历史，与中共对西藏文化的图解，还有那些不厌其烦的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更上我们不能忍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中辱骂尊者达赖喇嘛。我说作为一个僧人来说 这的确是要了你们命的教育。你们在受了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后，会不会在私下发发牢骚。他说这只存在于非常小的范围内，不是非常信任的朋友是不敢说的， 因为在寺院内有很多中共的线人，当然很多当线人的僧人也是被迫的。我们私下的议论，一当被他们知道轻则被赶出寺院，重则投入牢房，所以我们非常地谨慎。我 对他回答问题的条理之清晰，轻重缓急之得当实在感到佩服。在短暂的停顿后，他对我说了一件事：那一年中共扶植的假班禅来我们寺院，政府命令我们对假班禅顶 礼膜拜，念佛听经，谁如果抗拒就被关进黑屋子，进行严重处罚。你们要知道让我们僧人对一个假的班禅进行顶礼膜拜，是对我们莫大的侮辱，是不可忍受之耻，当 时有许多僧人为此被关进了黑屋受到严重处罚。我很想问一问他当时作了这样的选择，但话到了嘴边咽下去了，我不忍心触动他内心的痛苦，无论他当时作了这样的 选择，对他都是一种不堪回首的痛苦。
2008年3 月14日这一天，无论对西藏的历史还是对格旦江措的一生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天。格旦江措还没有等到我的提问，就开始直入了采访的主题。
3月15是西藏抗暴运动纪念日，在这个纪念日来到之前，我与寺院的一些僧人就酝酿着做一些什么，我们觉得不能对中共的压迫，不表示一点愤怒与抗议。我们决 定在14日那天到街上游行去，打出雪山狮子旗。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行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僧人都表示，为了表达我们自由的愿望不惜一切代价，甚 至牺牲生命。我们大家都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于是14日那天我们就上街了，呼着口号，打着雪山狮子旗，那天我们走在街上，感到好骄傲，那么多的同胞对我们迎 来了敬佩的眼光，我们感到终于为我们的民族呐喊出多年被压抑的心声。那一天游行没有受到军警的镇压，我们知道他们在等待着上级的指令。当我们回到寺院后， 寺院立即被军警包围了。接着的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各地的藏民都起来了，他们声援我们，抗议军警包围寺院不让我们出来，时态也一直在扩大，我们在寺院等到第 十天，寺院的负责人对我们说，事情是你们引起的，只有你们自己负责，我们也没有能力帮助你们，你们好自为之吧。我们知道寺院为此担当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 不能因此给寺院带来麻烦，于是我们商量决定逃到山上去躲避。我们准备了一些逃亡的用品，在人静夜深之时分批地悄悄地溜出了寺院。我和另一位僧人一组跑到多 岗华尔山（音）的一个牧民家里躲了二个月。一天凌晨我们还没有起床，主人家神色荒张地把我们叫醒说，“军警已经把你们包围了，你们赶快跑”。我们赶紧起床 走出屋子，主人已将他的二匹马牵来交到我们手中，我们来不及道一声感谢，就骑马向更高的山峰奔去。这时候我们已听得到军警们报话机的对讲声，子弹也在我们 身边嗖嗖地响着，但是我们很不幸跑进了牧人防野兽所设的铁丝网，马无法穿越过去，我们只能下马，卸下笼头，放马南山，只身跑出铁丝围栏。在冲出铁丝网后， 我与朋友赤登江措在奔跑中失散了，后来得知他四天后落入重围被抓，被中国政府以颠覆罪判处无期徒刑，我每想到此，既为自己感到幸运，也为他感到难过。
我冲出重围后就往雪峰上跑，在奔跑中碰到了和我一样为了逃避追捕的藏人，我们先后相遇一共有6个人，我们一直跑到了无人区才歇了下来，我们知道自己安全 了。汉人军警不可能跑到这样的高山来，他们的身体无法适应这样的海拔高度，这样的高度就是我们也都得了高山反映。在荒凉的无人区，我们整整呆了一年，在这 一年里大家都病到了，气如游丝。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够活着出去，我们常常做着噩梦，我们被抓，被军警毒打，我们被判了刑，关进了牢房。
虽然他的故事象一部好莱坞的惊险片，听得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但我还是经不住提出了我的疑问，在这样寸草不长的无人区你们6 个人是这样活下来的。此时，他的眼眶有些湿润了，我的问题触动了他的感情。他说：是我们的同胞让我们活下来的。我们藏人有一种独有的原始求救信号。我们到 了无人区后，就发出了信号，牧民们看到我们送发的信号后，为我们送来了生活用品和食物，使我们生存了下来。他们这样做是背负极大的生命危险，一当被军警发 现他们也要受到惩罚。我很想问一问这个救人性命的信号是什么，但是我把话打住了，我知道他如果可以告诉我的话，一定会告诉我的。这个信号还不到公开的时 候，还会有更多的藏人在逃避军警的追捕，躲避藏身时需要这样的信号。他说在牧民家被围，信息如何被泄，回想起来就是用了手机，信息被中共截获所至。他说在 现代社会也许越是原始的通信方式，会越是安全。通过逃亡之路，让我深深感受到在生死之中，同胞的深情厚谊，这种感情，才真正是血浓于水的感情。
在无人区呆了一年后，我们知道这样长期呆下去，不但给为我们送食品的同胞带来极大的风险，总有一天也会被发现，长期下去帮助我们的牧民负担也太重，而这样 长期的风餐露宿的生活，我们的身体精神也无法坚持下去了。我们商量的结果，只有一条路，到印度去。于是我们开始实施逃亡印度的计划。逃亡印度这又是另一个 故事，这样的故事我相信你们已听过很多了，在达兰萨拉的街头随便拦住一个藏人，他们都会给你们讲述一个九死一生，躲过中共军警的子弹，翻过千年的冰山雪 域，爬过死亡的滚石地带来到达兰萨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所叙述的内容却是相同的。我能活着到了达兰萨拉，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我有三 个没有想到，一、没有想到逃到山上躲避计划能够成功。二、没有想到逃亡印度达兰萨拉的计划也同样成功了。三、没有想到我能面对面地与达赖喇嘛站在一起，作 为一个僧人，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见到达赖喇嘛，而我不但见到了，而且如此地与他贴近，当他抚摸我的时候，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想只有佛菩萨的保护 才能让我实现计划，实现心愿。
当格旦江措离开我的旅馆时，一弯新月挂在天空，达兰萨拉雪峰的轮廓清晰可见。格旦江措就象那月光下的雪峰，巍峨，晶莹。他们是藏民族的知识份子，是西藏社 会的精英，是这个民族的代表。他们不仅仅是在寺院吹号念佛的僧人，他们在承担着这个民族的苦难，他们在民族的关键时刻，是走在前面用自己的胸膛为同胞挡子 弹的人。绛红色僧袍，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色彩，更是一种道义的形象。
采访格旦江措后，我迟迟没有完稿，当今年3、14纪念日看到盘措为了纪念3、14事件，而自焚的报导，我想是完成这篇采访记实的时候了。格旦江措与盘措他 们的生命与精神是相通的，为了藏民族的自由解放，他们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藏民族有了格旦江措与盘措这样的僧人，这个民族的自由解放是不会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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