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公司，我发现老板和他怀孕的妻子都在，老板一如既往的笑容可掬，就像平时接待生意场上的人那样对三个国保敬烟，但是被他们谢绝。我担忧地看着他的妻子，心里在想她正在承受着多大的惊吓。
国保让我指认了我打印传单所用的那台打印机，屈保军给它拍了照片。又让我指认了我办公室里的那台工作电脑，让我打开来看看。我只好按下开机键，打开了电脑。
杨云海给了我一个U盘，让我把桌面上的几个从境外网站上保存下来的文件拷进去。我发现他的U盘不是空的，里面已经有几篇明显是来自境外网站批评共产党的文章了。“想不到啊！”我暗自想着。
“杨警官，你的U盘里的这几篇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我故意问道。“你不要问！”他说道。
我拷贝完了后，让屈保军检查了一下这台电脑的硬盘，以示我的电脑上除了桌面之外，别的磁盘文件夹里都没有他会感兴趣的内容。
终于，他检查完了，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没有打算拿走这台电脑。我得再跟他们回公安局，我在公司门口看到了我的老板，他还是那么笑容可掬地送走这些国保。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第一次用双手握住他的右手，说：“曾先生，对不起，我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别的都问心无愧，但是就是觉得对不起你，还有我的父母。”迄此为止我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还没有落过泪呢，但是此时我把泪水留在老板的手背上了。老板安慰我说：“没事的，没事的，你早点回来。”我松开老板的手，跟着三个国保一起走了。
三个国保又把我带回公安局，在回去的路上，我心情格外沉重。我对他们说：“我有很多大学校友，他们有的在当警察，有的在当法官，有的在当公务员，更多的则是像我一样在私企里打工。我平时跟他们在QQ上聊天，互致问候，了解对方的目前如何。我发现他们没有一个对现状满意，人人都对当前的社会不满。有一位当法官的校友其实曾经悲观地跟我说过：‘我现在对未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将来我有孩子了，我一定要把它送出国’。”
我继续说道：“我发现所有人都对现状不满，只是有的人选择了忍耐，而我选择了去发传单。”
三个国保都没有来打断我的话。
我甚至把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埃及人古奈姆的讲演也向他们复述了一遍。他们谁也没有说什么，一声不响，也没有打断我的话。
我以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些文章，说有些访民被抓住后，稍稍顶嘴，就被饱以拳脚。我现在想想也觉得自己的经历堪称奇迹。我想我是个手无寸铁的姑娘，嘴硬到这种地步，别说挨打了，连被打断话头都没有过，真是不可思议。可能是因为我虽然评点了时政，但是我自始至终都没有骂他们是狗，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推心置腹的同党来对话的缘故吧。
我还说：“我的那份公开信传单，你们已经都看到过了，是吧？我前几天给杨警官写的信，杨警官也说自己看过了。那一份公开信，我是3月8日才在茉莉花官方网站上看到的。虽然我在3月6日给杨警官写信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茉莉花官方网站上的文章，但是我后来发现那篇公开信和我写的那封信中都提到了一个词：‘可耻的沉默’，茉莉花官方网站的公开信中号召青年学子要放弃那份可耻的沉默，而我，则在信中写道：‘在现在这样的时刻，目睹这么多黑色民情，如果依然选择保持沉默，那是多么可耻啊！’”我对另外两个国保说：你们也看过我之前写给杨警官的那封信了吗？但是回答我的只有沉默。
不过也不全是沉默。3月4日我被请去喝茶的时候，国保曾经让我打开自己的推特微博给他们看看。我看到他们也是用“自由门”软件翻墙的。3月6日我去交那份“保证书”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电脑屏幕右下角有“无界”软件的那具锁，他们正在浏览境外的“中国新闻网”。于是在之前的审讯室里时，我曾经对杨云海和单国华说：“老实说吧，当我发现你们要看境外网站居然也需要依靠翻墙软件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我以为中国政府在网上建了这道防火墙，相当于建了一个监狱，把全国人民都关进去了，但是我一直以为警察们总有特殊的管道不需要翻墙就能看到境外的网站的吧。就像建了一个监狱关犯人，总不至于把看守也一起关进去的吧。但是谁能想得到居然连你们去浏览博讯网、看中国之类的网站也需要依靠自由门和无界这些翻墙软件呢？”我说：“其实我发现不仅我是囚徒，你们也是囚徒，因为你们和我一样，也不自由，不是吗？”
我发现面对我的这些反问，杨云海比较容易附和地回答“是的，是的”，而单国华总是一声不响。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单国华比较年轻，任何一点政治立场不坚定的表示，都会影响甚至危及他的前途。而杨云海年纪比较大了，过两年就要退休了，也无所谓前途如何了，所以才会发自内心地认同我的看法并表达出来。
他们刚才把我送回家的时候，在路上，我还对车里的屈保军、杨云海，以及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说：“你们不用来问我我有哪些同伙的。因为我没有同伙的。如果说谁是我的同伙，那只有你们。因为你们认同我的理念，你们‘帮’我去传播茉莉花革命，你们还答应明天和我一起去轩亭口。所以你们是我的同伙。是不是啊？”
我旁边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低声说：“是的。”碍，愿老天保佑他。
我旁边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低声说：“是的。”碍，愿老天保佑他。
到了公安局，他们又把我带回五楼的国保办公室里。杨云海整理着我的笔录和户籍档案，此时是下午四点多了。此时我的母亲也被允许走进国保办公室里来看看我。她不安地在旁边坐下，手里抓着一只塑料袋，里面有一些衣服裤子和袜子。
杨云海问我道：“樊潇洁，你现在对自己的行为如何认识？”
我答道：“我对自己的行为怎样认识，我刚才不是已经都跟你说过了嘛！”
他说：“你还是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是不是？”
我说：“是的。”
于是我看到他在审讯笔录的档案上写了结束传唤的时间：16：30。我松了一口气，我以为接下来他又会像上次那样打发我回家了。但是紧接着他又签署了一份刑事拘留证，在罪名一栏中填写了“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一切都明白了。
在此前几天，我在博讯网上看到过一份声称是国家安全保密局内部的报料的文档，好像是说国家安全保密局已经制定了一个定罪原则：抓到一个宣传茉莉花革命的公民，没有案底的一律加以批评教育并记录在案；有案底的一律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刑拘，有案底而且有组织的一律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逮捕。我当时还对这个报料将信将疑呢。我当时想：这种声称是内部报料的东西太真伪难辨了。但是在杨云海签下刑事拘留证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相信博讯网上的那个报料是真的的了。
当他把刑事拘留证交给我妈的时候，她失声痛哭，大哭起来，大骂我让她操碎心而不知反哺，大骂我不听她的告诫最终把自己送入牢房，我的眼圈也红了。
当他把刑事拘留证交给我妈的时候，她失声痛哭，大哭起来，大骂我让她操碎心而不知反哺，大骂我不听她的告诫最终把自己送入牢房，我的眼圈也红了。
我说：“妈妈，不要伤心，不要难过，柏林墙会倒塌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妈惊恐地叫我别当着国保的面说这句话。我翻了翻口袋，发现口袋里还有昨天买双面胶剩下的一块八角钱，就摸出来交给她。然后我抓起那只装了衣服的塑料袋，什么也不再说，跟着他们下了楼。
我又一次坐上了那辆没有警车涂装，但是有公安通行证的小车，杨云海和那个中年女人（我现在知道她也是一个国保）分别坐在我的两边，屈保军在前面开车，他驶向绍兴城南。在去看守所的路上，在经过稽山中学那边。我看到熟悉的学校从我身边后退，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不是要送我去看守所嘛？绍兴市看守所不是在柯北钱陶公路那边的嘛，为什么要往南开呢？”杨云海说：“柯北的那个是绍兴县看守所，你要去的是绍兴市看守所。”
我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啊。碍，”我说道：“两年前，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要乘公交车经过柯北的绍兴县看守所门口的，因为上班要经过那里。绍兴县看守所门品有一个公交车站，但是每天早上我乘车经过那里的时候，因为地处偏僻，那里总是既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所以公交车一般不在那里停，直接开过去。有一天，我乘车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那看守所门口有一个大约六十岁的老头，用扁担担着一点行李，两眼焦渴地望着看守所的大门内。可是看守所的伸缩拉门紧关着。
当时才早上七点左右。我不知道他在等谁，也不知道他已经等了多久了。虽然他仅在车窗外一晃而过，但这道风景已经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再也忘不掉了。想不到现在我的父母也要承受这般痛苦了。”
当时才早上七点左右。我不知道他在等谁，也不知道他已经等了多久了。虽然他仅在车窗外一晃而过，但这道风景已经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再也忘不掉了。想不到现在我的父母也要承受这般痛苦了。”
旁边两个国保都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杨云海说：“小樊，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朋友约好要和你见面的啊？”我说：“没有啊，但是有一个高三的女生，我平时给她做家教，她每周六周日傍晚都要来我家来的。”
“这样的啊？”杨云海拿起手机打电话道：“小单，樊潇洁的妈妈她还在不在？樊潇洁说有个高三的女生今天傍晚要到她家里来请她辅导功课，你叫她妈妈给她打个电话，让她不用来了。”
这时那个中年女国保突然开口问道：“你给高三的女生做家教，你教她哪门课的啊？”我答道：“我哪门课都教的。因为我是全科家教。我记忆力很好的。高中时学过的知识，甚至生物课的知识都记得很牢固。”她有些吃惊，看着我，轻轻叹了口气，显出复杂的表情。
汽车很快开过了天镜南苑，又向前开了一段路，往东一拐就到了，还没等我看清车停下的地方是哪里，他们已经押着我走进去了，经过两道铁格子门，他们把我带到一个铁格子柜台前，在登记了我的姓名、身份证号等等之后，他们又让我进了一扇铁格子门，他们对我进行了左侧、右侧、正面拍照，登记了我的身高、体重、血型等数据，还让我把外衣和外裤脱掉，只穿着棉毛衫和棉毛裤走进一间小室，由刚才陪我来的那个女国保检查我的体表，然后让我重新穿好衣服，询问我有没有怀孕？有没有性病？有没有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我都答道：“没有。”
都登记好之后，他们要把我带到监房里去了。这时带我来的那个女国保突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小樊，你在这里一定要听话的啊，不要跟人吵架，还要把个人卫生搞好，知道没有啊？”我的眼圈再次红了。我说：“我会听话的，你也要安慰安慰我的母亲，叫她不要过度担忧。”她说：“我会的。”然后我抓过那包被检查过的衣服，跟着一个看守走向看守所里面。
此时我心里非常害怕。因为我曾经听说过一些看守所里的被自杀事件，躲猫猫啊什么的。我对那个看守说：“你不要打我好不好？我会听话的。”他哭笑不得地说：
“你没做什么，我干嘛打你啊？”他打开一扇牢房门，说：“进去吧！”于是我畏畏缩缩地走进了那扇牢门。“哐当”一声，我听到牢门在身后关上了。
“你没做什么，我干嘛打你啊？”他打开一扇牢房门，说：“进去吧！”于是我畏畏缩缩地走进了那扇牢门。“哐当”一声，我听到牢门在身后关上了。
牢房面积不大，但是空间很高，窗户都在上面四五米高处，一张坑床占了大半面积。十几个女人正或坐或站地在聊天，看到我进去，她们的目光刷地都投到我身上了。
我畏畏缩缩地说：“你们好，我叫樊潇洁。你们不要打我好不好？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我的声音小得只有我自己才听得到。
我畏畏缩缩地说：“你们好，我叫樊潇洁。你们不要打我好不好？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我的声音小得只有我自己才听得到。
但是她们都围了上来，绝没有半点想欺负我的意思，她们有的问我吃过晚饭了没有？例假来了没有？卫生巾带来了没有？我说我还没有吃过晚饭，例假上周来过了。马上有人把一块面包塞到我手中，叫我吃。她们说：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这里只有这么一块面包了，你快吃吧。我犹犹豫豫地接过面包，我问：“这是配发的吗？”
其中一个说：“这是我买的，但是你说你还没有吃过晚饭啊，快吃吧。”但是我还是没敢立即吃。
其中一个说：“这是我买的，但是你说你还没有吃过晚饭啊，快吃吧。”但是我还是没敢立即吃。
她们赶紧拿了一件桔黄色的号衣马甲让穿上，我发现上面的数字是2715。
然后旁边有一个长头发的大姐向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你是犯了什么被抓进来的啊？”
我怯怯地沉默不语，因为我刚才来的路上两个国保曾经再三向我强调绝不可以告诉牢里的人我是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更不可以向牢里的人宣传茉莉花革命，否则就是罪加一等。我还在车上问过杨云海什么时候会放我出去的，他也不肯说。他只是说：这要看你的表现的啊，你什么时候思想有了悔悟了，才能放你出去。我怏怏地说：那如果我一直不悔悟怎么办啊？他说：你一直不悔悟就关你一辈子啊。
那个长头发的大姐见我不肯说，又赶紧加了一句：你说出来吧，没事的。旁边的人也一个劲地怂恿我告诉他们我是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我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在传播茉莉花散步的号召、偷偷张贴传单，所以被抓进来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样的啊，没事的，没事的，我也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抓进来的。那位头发长长的大姐快人快语地说道。
“你也是这个罪名？”我感到很奇怪：“你是做了什么事被按上这个罪名的啊？”我问题。但是她没有直接回答我。她只是问道：“你是个大学生吗？”
“是的啊。”我答道：“我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我说。
“啊，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我在那里读过研究生。”她说道。
“是吗？”我有点吃惊：“你现在几岁了？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我啊，我45岁了，毕业很久了。”她说道。
“你已经45岁了？你有家庭了吗？你有孩子了吗？”我急切地问道。
“我有家庭的。我的女儿12岁了。”她答道。
“你叫什么名字？”
“童晓蓉”她答道。并用手指在我的手掌上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一遍。
“碍，你在这里被关了多久了？你的家人有没有来探望过你？”我关切地问道。
“我被关在这里8个月了，我的丈夫来过的，但是只能把衣服什么的送到外面门口，由看守转交给我。”
“他不能来见到你的吗？”我吃惊地问道。
“是的，我的案子还没有判下来，他们不让我见到家人。”
“那你的案子在审了吗？”
“在审了，但还没有判下来，关键是我不认罪。”她说道。她又加了一句“我是刘胡兰啊，所以坚决不认罪。”她毫不沮丧地说。
“你过去的朋友同学都知道你被抓了吗？”
“他们全都知道的。”
“这样的啊，你的案子有律师为你辩护的吗？”我急切地问题。
“有的。”她答道。
“那这个律师可真够大胆的，为你辩护，他也要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我说道。
我看着这位大姐，她身材匀称，长发披肩，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没有半点沮丧的表情，要不是因为她穿着桔黄色的号衣，否则根本看不出她已经蒙冤坐牢大半年时间了。不知为什么，听完了她的陈述，我的心情大为好转。刚被关进来时的恐惧消失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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