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延海（2011年4月30日，美国费城）
去年的今天，也就是2010年4月30日早晨，我们去图片社取了签证用照片，然后就去了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我们是来办理女儿的赴美签证。我和太太2009年10月份访美，参加耶鲁世界学者项目校友活动，一年期商务签证依然有效。我们顺利拿到女儿签证，但需要到5月6日才能来取。我们当天晚上坐火车，从广州去香港。一周后，5月6日，我们离开香港去了美国。
4月25日深夜， 我 们到达广州，住在朋友的家里。到达广州后，我突然感觉心理放松下来，不那么紧张了，也不急于离开这个国家了，但我们逃难的模样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一家人全 部生病了。广州潮湿的天气，我们适用不了。我们去医院看病，身体逐步恢复。我们女儿身体也逐步康复，我们带她享受广州的饮食，欣赏花园里的小鸟。
我们刚刚到达广州的时候，并不知道可以确切去哪里。我们初步想法是先去香港，再去泰国，再处理去第三国的情况。我也开始联系香港、美国和欧洲的人权组织以及基金组织。我购买了香港去曼谷的机票，咨询了香港入境和出境的规定，联系了香港的旅店。
正 好美国使馆官员要来访问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就建议我们在广州多呆几天，见一下使馆人员，看看可否协助我们女儿的签证。年初中国电视连续剧上美国间谍的 故事依然让我心有余悸。我的同事们询问过我，那个角色是否指的是我。我很难受，很惊恐，但故作镇静，内心却充满恐惧。但我们也没有其他好办法，就留在广 州，做一次“冒险”。
在 广州期间，我依然忙于会见媒体、企业和维权方面的人士，在继续为机构筹集资金。爱知行参与的艾滋病防治和维权工作，在国内筹款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爱知行服 务的群体大多社会经济状况不好，很多人因为社会歧视，不愿意暴露自己身份。因为中宣部等机关对爱知行和万延海个人在媒体上的封杀，爱知行媒体曝光度不够， 缺乏公众认知。处理社会政治敏感议题，令国内一般慈善人士或团体却步。处理边缘而道德上有争议的议题，比如同性恋、性工作、吸毒、少数民族，即便一些有政 治觉悟的人士，也对爱知行的工作缺乏兴趣，政治活跃人士的兴趣主要在泛民主和泛人权的议题上，人们更加关心如何及早结束专制统治。
在广州的时候，和一个很有善心的企业家介绍爱知行的工作，谈到爱知行支持的组织帮助吸毒过量的人得到急救帮助，当时就被问道，为啥要救这些吸毒的人？为啥不送他们/她们一程？意思是不如送他们/她们去死。而在我们看来，健康和人权是所有人的健康和人权，包括吸毒者的健康和人权。
在 一个公共健康议题艾滋病流行及其防治下，爱知行开始接触中国社会的边缘群体，包括艾滋病病人、血友病人、男女同性恋者、性工作者、毒品成瘾人员，并与国际 社会接触。在西方社会，基本的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已经确立，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少数人或边缘群体的人权保护，解决社会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上述问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参与上述工作，比较早地接触到国际社会并得到支持，但上述问题在中国社会下得到的社会支持却远远 不够。人们更加关注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问题。
4月29日，我参加了凸凹酒吧举办的纪念林昭去世的活动，胡杰老师现场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主持人表示，我们比林昭幸运，我们至少今天有20多个人在这里。
期间，北京的片警来过电话，询问我近期是否去上海？大概那一天全中国无数个人接到类似电话。
同事们继续传来税务稽查的信息。我思索着，我需要在税务部门找到一个理由之前离开，我需要时间。我继续处理机构办公室的事项，但很无聊和无奈。外汇局政策限制了机构境外捐款。机构进不来钱，就很难处理很多事情。作为机构负责人，员工发不出工资，心里也不是滋味。
国际上的一些朋友建议我再坚持一下，但我实在没有信心了。我不仅没有安全感，我也需要摆脱被动挨打的情况。我需要找到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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