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我真的不知道，下一个就轮到了你。我恨我的乌鸦嘴，我觉得就是我的这杆臭笔惹的祸，把你写进了监狱。
你究竟犯了什么罪，在你被失踪时，我们费劲地猜想，我们用陈景润的智慧都没有想到你最终是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而被收监。这个罪名太他妈有喜感了，以至于我们没心没肺地狂笑起来——大姐，原谅我们。
亏他们也能想出这样的罪名。是啊，不以这个贝克特都想不出的荒诞的罪名定你的罪，还真是为难了他们。你是红色军人的女儿，没有美帝背景，颠覆罪要是按在你头上就是笑话——至多是内讧罪，他们知道这是自扇耳光；经济问题也不靠谱，你比北京的乞丐还穷，每月一千多元的固定收入只够自己活命，还收养了一条腿被汽车压断的叫“蛋蛋”的流浪狗。我经常在我们之间的通话中听到它在一旁呜咽，我开玩笑：“你是不是拿它当羊来养啦？”你说不可能，它吃的比我还好。后来知道了，其实你的罪就是被福建司法秋后算账的“围观罪”。
载着退而不休，以“视察”的名义行拉帮结派或是到处游山玩水的Big Man的专列所到之处，沿途铁路道口全是公安，所有计划内的列车让道晚点，这不叫“扰乱交通秩序”；一个区区副部级以上的官员所到之处，就可以使唤警车如自家恶犬般地沿途狂吠，逼停所有行走的人和物，惊飞所有的禽鸟，这不叫“扰乱交通秩序 ”。还有，在“民航重要旅客保障的有关规定”里，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只是一只动物比另外几百只动物更平等”的法律依据，宁波机场“让领导先飞”的丑剧扰乱正常航空交通秩序的却不是罪，而是可爱的“国家利益”；在往前推，克拉玛依的“让领导先走！”的“秩序”倒是没有扰乱，只是“交通”二字的每一笔都是几十个儿童烧焦的肉体写就的，而“维持”秩序的那个女畜生堪比纳粹，却非但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反而据说有官升几级。这些都是他妈的“小事”，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姐到福州的一个法院门口在警察、保安专业的有秩序维持下的围观却成了犯了“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天理何在？
有人说围观改变中国。你也激赏这种做法。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诉求和较为安全的表达方式。我曾就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围观没有改变三网友被判刑的政治迫害事实，更没有改变中国，如果非要说改变，那就是使中国上空恐惧的阴霾更重了。现在我修正部分：对你而言，围观改变了自己——你被权力“围观”而不得脱身。从你第一次被关押八天那天起，你也改变了你的朋友——我们以是你的朋友而骄傲！
是的，我曾有一个当官的朋友，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好茶叶，过去我抽烟，每次到他的办公室，都可以装上满满一个塑料饭盒的散装烟。其中有很多每一支的价格就够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几天的伙食了。后来我还是渐渐疏离了他，理由很简单：权力的好处和其能量如同一台电火花设备能使蘸过火的特殊钢成为权力想要的模样。很难有独善其身者。不，就是没有！我经常感到一种恐惧——和他在一起时，我觉得我快要被他的位置迷住了。
而和你这样的人交往则不同。你会处在一种待净化的状态。你有一种崇高感，犹如进入一座教堂一样，信或是不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宗教氛围就会让人油然起敬。人总该有些敬畏意识，不是吗？
网友农民赵亮说过一句让我感动的话：“没有什么时候能比知道自己还是一个好人更让人兴奋的事情了。”记得我们熟了我问过你财务状况。你支支吾吾说每月就一千多元，过去从牙缝中积攒的一些储蓄这些年都贴在为上访者的奔波和维权事上了。我们就上访者的话题讨论过。你私下对那些一旦维权成功就立马翻脸不认人的人而感到有些伤心，但一旦我趁机试图说服你放弃你力所不能及的为上访者奔走的事时，你立马又强调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有情有义的人等等，其语调仿佛我在说你坏话似的。我们谈到福建三网友事件的肇因主角林秀英的骨气和感恩的坚贞时，我们都觉得为这样的人而奔波是值得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事实上，你正是这样的人，说句你不要见气的话，你才是党的乳汁喂大的好人。有济天下的共产主义情结，还有宁死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所有的这些品质，应该是这个国家的栋梁而今却成了这个国家的阶下囚。奇怪吗？不，我们红色监狱关进红色囚犯的事例多的用纸质书记录就会引发纸张市场恐慌性涨价。和那些动辄家产上亿的官员相比，你可以说就是一个等待打土豪分田地的赤贫者。有一次，你跟我抱怨，手头很紧，什么事都干不了。又说有人还欠你钱，而这些人如今又都比你好过许多，就是像完了似的不还这笔钱。我问多少？你用我听起来很夸张的话说：“好几万啦！”我鼓励你说：“你替一个来自河北山东的素不相识的人和混凝土的‘墙’硬碰和神出鬼没的黑社会周旋一身的胆气，怎么替自己维权却成了难事了呢？”几天后，接到你的电话，告诉我你终于拿到了三万。那语气听起来好像原本不是你的钱而是你捡来的而且不是三万而是三千万。我嘲笑起来，你正经地说：“那够我两三年的生活呢。”我听罢再也笑不出来，我为自己的嘲笑而羞愧。三万对一个官员而言就是一顿像样的晚宴而已，却对一个同样有资历、有赤胆、有良知的红色将军的女儿却是三年的生命补给，而吊诡的是，倘若这个高干子女如果能有一颗和权力一样的心，三万对她也可能仅仅是一次Shopping而已。我猜，她的很多熟人旧友都早已是了。她没有说过，但我知道。
我曾问过她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吃力劳心贴钱甚至危险的事做，她说我在陕北插过队，知道老乡（她把来自农村的都视同老乡）活着不容易，再遭欺负，我不帮像我欺负他们似的。她曾为一个后来死掉的上访者而久久不能平静。她坚持认为这和她的无力有关。很长时间她都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每当一谈到这个话题，她都要把那个不幸者拿出来说一番。我说你都快成祥林嫂了，当心别让孙东东看到把你也当成精神病。她就是这样，外表的刚强在朋友面前一旦卸下时就显出了内心的无助和虚弱。其实我和大姐皆属于最悲哀的一代。我们出生时，面对的是饥馑和饿尸遍野；我们青少年成长面临下乡流放和文革对人的尊严的灭杀；好不容易盼来希望，生存和物欲的裹挟使我们挣扎；接着就是军用推土机开进广场的屠杀，死的是学生而活着的也大多被吓成了仅是行走的塑料；中年是黄金岁月，我们透支了太多的健康且恐慌老无所依。现在，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可能迷茫，但我们不该干什么应该是很清醒：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政治丑恶，再相信任何政治就是真的白痴了，更别说去触碰政治这个随时放出火花伤及无辜的高压线了。大姐对我说过，最恨借各种手段玩弄政治的人。她知道我对政治反感，并对我的“永远不要和任何组织结盟”大加赞同。她这样评价自己：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也不想通。就是这个对权力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凭着良心的指引而行走的人却被政治带进了高墙。
像你这样怀有人文情怀的中年人当下有几人？你不自量力心又软，所以总是干一些“傻事”：为上访者奔忙；“捞好人”等，你没有鼓动家的野心却有激情（钻石般“幼稚”）；没有政治家的雄略却常怀解救苦人的慈悲。一身的病，一身的贫，一身的天然正气，一身的悲悯情怀。这样的人他们还是不放过你。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帕斯卡尔说：“犹太民族的历史，只是与上帝的一场长长的恋情。”即使在德雷福斯这样的小事件中，上帝也派了左拉和当时的报人后来的老虎总理克里蒙梭来帮助德雷福斯这个犹太人。我们这个和犹太民族有着相同苦难的民族，在5•12大地震后，上帝派了谭作人来帮助汶川孩子，谭作人进去了；上帝派AWIWI来帮助谭作人，被国家公器暴力相加。他开始了继续谭作人的事，以他自己的方式，还是免不了被失踪。在福州三网友事件中，上帝派王荔蕻来充当“女左拉”，三网友还是未能幸免坐牢命运；这次“女左拉”又进去了，上帝，你还在吗？我们还有左拉吗？有《我控拆》吗？有克里蒙梭吗？有《震旦报》吗？上帝，假如你真的还在，你不能光是派人来作牺牲的。不是吗？
这是一群多温顺的东方人啊！他们中的人都没有说过类似左拉在给共和国的总统的信《我控诉》中说的那样，一旦暴力和欺骗成为政府的手段，这种政治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道德合理性。这时，公民的责任就是反对它。既然政府已失去维护正义这种神圣的特征，公民就有权利用一切手段反抗它。他们知道，即使是引用，都可能被打成颠覆国家罪。他 们没有给权力这样的机会，即便这样，他们还是逃不掉囹圄之灾。
“如果上帝死了，那么所有的事情都将被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上帝真的有吗？你有次问我。我记得当时我回答：我不知道。二战初期被困敦克尔顿的一英军官发出的求救电报“即或不然”。只有这四个字。这个来自圣经里《但以理书》（3:18）的典故所蕴含的力量可以说拯救了英国。这种宗教精神已然是他们血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我还是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我同时也相信1938年时落魄的丘吉尔在下议院的演讲：“不要假定这就是结束。这只是清算的开始。这只是我们年复一年要吞下的苦酒的第一口和预先品尝到的滋味，除非我们最终恢复道德的健康和尚武的气魄。我们应当像往昔那样，再次挺身而出，捍卫我们的自由。”
大姐，我不知道你如何能挨过这道关，如何能逃出红色的魔掌或是骗过伤痛的进一步的恶化。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这一切不由你的选择，甚至不由你曾做过什么——你的勇气、正直、善良、侠肝义胆——什么都没有用。你只能听候处置。倘若幸运的话，那个拿着你“罪行”的决策者恰好在前一天晚上没有遭到小蜜的粉拳相加而是粉唇伺候，他心情大好延续到早上上班，那么，对你而言就是“机遇”。你的命运不在自己，不在法律，不在民意，而是可能在天气，在一次他人的偷情，在某个手拿你“罪行”文档的官员乘坐的电梯是否被卡住。
我不指望以我一己之力能够松动体制的一块墙皮，所以我早已对自己说：别再写一些无用的杂文来浪费自己的时间了。今天我抱有同样的态度，只是希望，这篇人物速记能够触动那些可能接触到失去自由的大姐的人的心中严实的硬壳包裹未到的一点点柔软的地方。我知道你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那个在审判曼德拉的法庭上由于良心发现而羞愧且毅然当庭拂袖而去的检察官的勇气，但我还是希望你们中有像看守曼德拉的警卫詹姆斯•格瑞格里那样的人多一些。在恶的环境中尽量为善，是大家的温暖，是做人的底线。即使是纳粹，也不乏人性尚存者。“最终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指纳粹对欧洲犹太人采取的肉体消灭政策】在轰轰烈烈进行，望着满载着犹太人的列车鱼贯而入奥斯维辛，一个叫拉文斯基的指挥官轻声说道：“有一天我的女儿会沦落到为黑鬼服务的妓院里去，为我们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人对其同类的残暴。这种残暴到底是人性使然还是历史造成？似乎每一个施暴者都可以在事后找到各种合乎逻辑的理由来为暴行开脱，而每一个政权得势者从政治上的考量也似乎很乐意以“仁政”、“宽容”来接受这类托词。死于暴行的无法出声，而幸存者则惊魂未定。于是人类向下一轮暴行发出了邀请函，于是权力擦拭屠刀。使我恐惧的不是恶本身，而是恶的不可遏制。一战结束后不久，人们仍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中时，卡夫卡就断言：“恐惧只是在聚集力量，以便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再次迸发。”卡夫卡之所以要求焚毁自己的书稿不是他的谦虚，而是他的孤独绝望——没有人能理解他，倒是希特勒的崛起和历史本身的逻辑证明了卡夫卡的伟大洞察力。我们无力扭转世界的邪恶，我们至少可以做索多玛的义人；我们从体会美好中获得安宁。但好像这也可能是“犯罪”。我不知道是这个时代在穿越，还是权力在穿越人类的良知和穿法律如穿肉串一样，总之，我无法想象这个国家种种穿越理性的行为到底是想把我们带到哪里？是秦王朝还是尼禄时代？
把所有的罪恶都归结于权力是一种深刻，也是一种无力。似乎在当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这种东西以及这种东西的继续。我们在这种尴尬和无奈中渐渐学会了灵魂和身体各行其是。然而这正是公权力所愿意看到的——群山顶峰（公权力）的威严是以峡谷（国民）死一般恐惧的沉寂或是相互撕咬的猥琐映衬出的。恐惧如一把刀，在我们本来就隐隐作痛的难以愈合的流着组织液和鲜血混合的伤口搅来搅去。我们的痛放大、剧烈，引发全身痉挛、抽搐，但我们还不敢喊，因为我们的勇气早已透支殆尽，我们的力气早在苟延中化成了轻烟。去他妈的！我真的够了！
暴政依赖于恐惧而生存。唯有将恐惧植入无权者的生活中，才能使他们屈服。而个人想渴望摆脱这种焦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加入制造恐惧的行列，使自己变得有权；二，远离政治，追求除了政治以外的任何东西。于是，“恐惧导致权力之梦”（克里玛），恐惧导致“经济畜生”。这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写照。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在中国，该是呼吸沉重的清明或者不清明 蜗迹燐燐”（余光中句），在所有荒诞的月份，中国，中国，你令我恐惧、令我伤心，令我恶心。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再读威廉福克纳的《熊》，我感到忧伤。我把那头老熊读成了大姐你，而把很多人读成了那只叫“狮子”的狗，最糟的是，我把世界读成了那个插向老熊背上的那把猎刀。最后，我读到老熊像一棵树直挺挺地倒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就是那个猎人。
大姐，游弟冯弟和我，等你在外面饭醉。没有你的宴席，寡味。
秋蚂蚱 20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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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人物背景資料由推友 @G418 整理彙編
王荔蕻 背景说明
王荔蕻，1955年10月出生于青岛，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1975年4月赴陕北延安插队，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就读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工作。1991年起离职。
王荔蕻女士被大家称为“用脚维权的人”，即是她在用自己亲临、亲为的行动关注权利被侵害的个体，同时又用她理性的思维尽力化解社会矛盾。她参与了倍受关注的湖北邓玉娇案、福州三网案的庭审，参与了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庆祝，用悲悯和大爱关注山东李春霞自杀案，关注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关注艾滋病受害者田喜，她的无私和不辞辛苦的维权活动，不仅是在行使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监督政府的权利，同时也是在践行一位人权捍卫者的使命和责任，以期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依法保障人权。
2011年 3月21日王荔蕻女士被北京朝阳警方带走并抄家，随后被朝阳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王荔蕻的亲属在长达一个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逮捕通知书。4月26日，刘晓原律师通过努力在朝阳看守所会见了王荔蕻。5月2日，王荔蕻的亲属终于拿到了逮捕通知书，由朝阳区检察院批准的逮捕通知书上的罪名变更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逮捕通知书的签发日期为4月21日。
原文链接：http://www.de-sci.org/blogs/qiumazha/2011/05/14/%E4%B8%80%E4%B8%AA%E7%BA%A2%E8%89%B2%E7%9A%84%E5%A5%B3%E5%84%BF-%E2%80%94%E2%80%94%E8%AE%B0%E7%8E%8B%E8%8D%94%E8%95%BB%E5%A4%A7%E5%A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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