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改革”与青海省兴海县藏民暴动

兴海县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西部，东西宽118.75公里，南北长159.5公里， 总面积12100 平方公里。东与贵南、同德县隔黄河相望，北与共和县接壤，西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毗邻，南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玛沁县相连。地理座标北纬35°35'，东经99°59'。鄂拉山耸立于西北，西南为布尔汗达山余脉，南部为阿尼玛卿山，境内山盆并列，山川相峙，而黄河则是劈山开道越境而过，大河坝河、由什安河纵横其境， 形成独特的草原牧场。

大跃进与农牧业合作化

1956年，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中共青海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要求“于195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754,921,035市斤， 较1955年增长49%； 油料作物总产量达到96,375,505市斤，较1955年增长73%。”还要求1957年增加水浇地213.4万亩，即增长17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89页）

这样的农业出产高指标现象，当时在全国各地都出现过。事实上，粮食和油料在两年中有如此大的增长幅度是违背自然，根本不可能。农业总产量的增长，一是通过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常识告诉我们这种增长只能是渐进而有限的；二是通过开垦荒地，但是青海的高原地理和气候，宜农荒地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多，而且新开荒地在初始几年中的出产十分有限，有时亩产仅够种子。事实上，中共建政后对青海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移民垦荒，除了劳改农场以外，基本以失败告终。“这种失败局面，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破坏之大，在青海农业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 冯浩华: 《对青海移民与垦荒的历史考察》)

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各地干部纷纷夸大农业出产量，政府随之水涨船高地下达对农业的征购指标。1957年2月23日，高峰在州、县委书记会议上对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派下的指标是：“1957年的粮食总产量较1956年增加2亿斤，油料增加123万斤，生猪达到236,400头。”（《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248页）

这样的征购，无异于杀鸡取卵，直接危及当地民众的生存，不难想象会遭到层层抵制，当局则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应对。1958年2月9日，国家民委主任汪峰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做“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这次社教是“整风和批评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地方闻风而动，到了4月，兴海县就开展“诉苦斗争”，“召开了130多次诉苦大会，6万多人次参加，诉苦2万多人次，所有牧主、头人、宗教上层人物均被批斗”，还把217名宗教人员关起来“集训”。当时全县总人口不过16572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至少参加了3次，除去病人、儿童等，每人参加的次数就更多了。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58年5月，青海海南州宣布实现了“全州牧业合作化”，涵盖全州86.03%的牧户。一个多月之后，海南州包括兴海在内的三个县藏民就开始暴动。

牧民为什么反对公社化？

有关藏区合作化之前，牧民生活状况的资料不多，目前所见的，大多数只是政治宣传，缺少确实的数据。好在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曾组织过大规模调查，1958年，国务院民委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为了编写《少数民族简史》等三套丛书，又做了一次调查。有关青海藏区的资料，收集在《青海省藏区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于1985年出版。提供了海南自治州兴海县上阿曲乎部落在1949年到1955年之间的一些数据。这个上阿曲乎部落1956年1月成立了“灯塔牧业生产合作社”，是青海省第一个成立牧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的数据恰好说明了这个部落在合作化之前6年的发展状况，为我们理解藏民为什么反对合作化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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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从1949年到1955年之间，上阿曲乎部落的人口和财富都在增加，而且贫富差距缩小，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趋势，如果照此趋势发展，可以预见，“多畜户”和“贫苦牧民”将渐渐减少，“中等牧民”逐渐增加。可是，合作化运动改变了这个发展方向。

牧民为什么反对公社化？公开的资料里，没有说明牧民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加入“牧业生产合作”的，但是，从1959年5月30日，青海省委就牧区的各种问题发出了一连串指示。其中有一份“关于牧业区牲畜入社问题的指示”，从中可以看出，牧民为什么不愿意加入合作社：

“公社化初期,我们对牧业区的经济特点和处理牲畜入社问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不适当地采取了不分阶层、不论牲畜多少，一律无代价入社的办法，入社后又忽视了生产队的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加之牧业区大多数地区只经过几个月初级合作化过程，个别地区刚办起高级合作社就转为人民公社，以致许多群众误认为‘牲畜都成了公家的’，他们是给公家‘当牧工’，因而不爱护牲畜，丢了不找，病了不治，死了不剥皮。”

也就是说，至少在1958年，牧民入社是“无代价”的，所有牲畜必须无偿交给合作社统一管理。这份“指示”规定，要将牧民和牧主、富牧的牲畜折价入社。但折的价却是分期归还，而且是“每年从公社的纯收入中，抽出20-30%偿还价款，先少后多”，规定的利率牧民是4%，牧主、富牧的年息为千分之五。这样的入社条件，如果听凭自愿，即使是对那些正在朝“富牧”发展的“贫苦牧民”，恐怕也没有吸引力。

除此之外，1958年5月就实现合作化，但是一年后才规定给牧民分配每户1、2头奶牛作为“自留畜”，以便牧民们能够吃上奶子和酥油。“指示”根据调查，认为“要保证奶子、酥油、曲拉的正常需要，最少每两口人一头奶牛。以往一般中等牧户稍高于这个水平，贫苦牧民只有奶牛虽少，但算上租入奶牛，一般也能接近这个水平。”于是就按照这个“贫苦牧民”的最低标准来分配“自留畜”。而事实上根据1955年阿曲乎部落的数据，合作化前连“贫苦牧民”人均都有3头牛。

那几年正是“一平二调”高潮时期，劳动力和产品随意抽调，“关于牧业区人民公社生产队、小队的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以一个牧业大队为例，1959年1月到5月，即抽调57%的牧业劳力去进行农业生产，加上其他原因，“公社化以来即死亡大畜5,324头，幼畜成活率仅38%。”完全体现不出任何“优越性”。一方面“自留畜”是最低标准，另一方面国家控制牧民的粮食供应，加上掠夺性征购，牧民反对公社化是十分正常的。然而，这些反对公社化的牧民却变成了“叛匪”。

“饥民”还是“叛匪”？

根据《兴海县志》的记载，1958年6月20 日， 隆务龙、汪什代海、玛积雪山地区牧民因拒缴枪械发生暴动。7月29 日， 解放军步兵第402团司令部奉命进驻兴海开展“平叛”。玛积雪山地区1954年5月才有第一个工作团进入，被认为是青海省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地区。仅仅4年之后，这个地区就开始合作化和收缴武器。

据《兴海县志》记载，1958年7月兴海藏民暴动的组织者是更藏（赛宗寺管家、原兴海县四区副区长）、夏知布（原兴海县副县长）、占德尔（原州政协副主席）等人。暴动的诉求之一是反对合作化运动，参与的群众有2340户、9820人，以及10座寺院的僧众1020人， 共10840人。根据《兴海县志》：“为了解救广大贫苦牧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402团）和广大民兵、干部进行平叛斗争。”然而，1958年该县人口的总户数为2877户，总人口16572人，其中牧业人口10028人；当时整个海南州各民族的千户、百户、官人、王爷以及大小头人的总数也不过262人，也就是说，几乎整个兴海县的牧民都成了“叛匪”，根本没有可供“解救”的“广大贫苦牧民”。

平叛主力部队打了5个月，“至1958年底，歼灭叛匪6898人，解放群众6630人”。冬季，解放军撤出之后，这些被“解放”的牧民又一次暴动。《兴海县志》如此记载：“同时，县边沿牧业队群众又大量外逃，仅五龙、温泉两地从1958年12月至1959年5月外逃1900余人。”

“牧业队群众”为什么大批外逃？因为缺粮。1958年12月，温泉乡的牧民已经有将近3分之1的人口死亡，剩下的只好外逃，侥幸逃出去的饥民被当成“叛匪”，被人民子弟兵“歼灭”。这些“叛匪”大多数手里只有“刀具”：“至1960年未，在3年多的平叛斗争中，共交战108次，歼灭叛匪8609人，缴获机枪2挺，冲锋枪5支，手枪30支，各种步枪1613支，火枪296支，各类子弹45200发，刀具5269把，望远镜14具。”

兴海县的大饥荒

紧随着合作化而来的，是兴海地区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大饥荒的产生，不仅与合作化有关，也与国家掠夺性的粮食和油料征购有关。

1957年开始，兴海县实行国家对粮食统一管理、计划供应的政策，粮油供应主要对象是“非农业人口和牧业人口”，这部分占总供应量的95%以上。牧业人口供应量是多少呢？从1957年开始按每人每年65公斤供应；1958年减少到7岁以上每人每月5公斤，即一年60公斤；7岁以下每人每月3公斤，其中60%是青稞。

注： 1. 粮食和油料总产量根据上面的征购比例推算。

 2.计算人均粮食时只计入农业和牧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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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格中的数据来源于《兴海县志》。事实上，青海省在土改与合作化以后大幅度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各地干部大大地夸张了粮食总产量。兴海县1957年到1959年的逐年粮食总产量的大幅增加，违背常识，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粮食征购数量，却要在这样浮夸的粮食产量数据上强迫实行，事实上也难以做到了。那三年中，征购数占总产量的比例逐年下降，就是这个原因。实际上，农牧区饥荒已经开始，那么高的征购比例，就是想征也征不上来了。而在这些数据背后的事实是，征购后的农牧民实际拥有的平均粮食和油料根本达不到表面上的数字，无法保证人的生存需要。兴海县和青海其他藏区一样，发生了藏民记忆中最为惨烈的大饥荒。

《兴海县志》中有这样一条记载：（1959年）8月，温泉乡因发生麻疹、肺炎、流感等传染病和牛肺疫、牛炭瘟、羊快疫、羊豆疫等人畜传染病，死亡330人，占总人口的25.58%，牲畜死亡38768头(只)，占牲畜总数的33.43 %。

《兴海县志》这份公开资料中，没有说明温泉乡因何发生人畜传染病，导致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但是在1959年出版的内部资料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牧区严重缺粮的情况，竟然是由“平叛”的解放军发现，并报告给青海省委的。1959年5月24日。海指（海南平叛指挥部）提交了一份报告，题为“关于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几点意见”，给地方政府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两处提到兴海县温泉乡：

“目前牧区粮食甚为紧张，加上管理不善，……如兴海县温泉乡群众因粮不够，吃去冬死去且已发臭的牛羊肉，生病、死亡甚多。双龙沟拉毛德（女）打柴时，遇到6个叛匪问：投降杀不杀？她答：‘回来没吃的，不杀掉也要饿死’。该乡去年11月（即1958年11月—JL）至今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实际原因很多），对我不满，从去年12月至今年5月10日，外逃为匪者165人。粮食问题反映甚为普遍，并已影响对敌争取。据悉，省委原规定牧区口粮标准，每人每天半斤， 但有些地区为求节约，减为5两，加上管理不善，未积极找代食品，以致造成紧张。”（《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 1006页）

就在牧民已经到了以隔年死畜为食，导致人畜感染，一个乡死去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时候，解放军还在与民争利。1958“平叛”过程中，解放军“收集”到的“散畜”并没有交还民众，而是集中起来，在兴海县办了三个军用牧场。所谓“散畜”，就是牧民死于饥馑或镇压而导致部落消失以后，无人照管的牲畜。 “海指”的报告中当然没有提到这一事实。

从这份资料来看, 温泉乡牧民大批死亡事件主要发生在1958年。当牧民已经到了不得不以死畜充饥的地步，两个月后，即1959年1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青海第二届省委十次全体会议上作题为“继续克服右倾保守，鼓足干劲为今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说：

“1958年是各项建设事业全面大跃进的一年，也是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2亿斤，较1957年增长71.96%，增产的绝对数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增产的粮食（5.38亿斤）近一倍，一步越过黄河，……按现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粮食近1千斤。”而实际情况是：1958年，兴海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1089亩，粮食总产量159万公斤; 平均亩产143.39，人均口粮一年不到100公斤，这还是征购前的人均粮食量。

到了9月，兴海县的民众就不得不靠打野兽，挖藏麻，挖野菜来解决“缺粮问题”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不得不安置6千名河南移民，因为国家民委主任高峰已经把“要不要汉族干部和汉族移民的问题”上升到了“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民族繁荣的问题”。事实上，这些移民并没有带来“民族繁荣”，几年后，移民农场纷纷撤销，屯垦移民们不少因水土不服，缺少粮食，病饿而死，剩下的基本上返回原籍，留给当地农牧民的，是严重的环境破坏。就在这年，兴海县还遵照上级指示，在全县开展大炼钢铁。

到了1960年5月，兴海县“因食物不足，全县大部分地区发生人浮肿、消瘦等营养不良现象和食物中毒事件”，这年，兴海县粮食平均亩产26.01公斤，比1958年下降5.5倍;油料作物平均亩产2.7 公斤，除去种籽，基本无收。可是到该年12月，全县还在推行食堂化，在农牧区办了149所食堂。到1961年，兴海甚至发生青年农场职工拣食死旱獭肉，导致鼠疫流行的事件。

“平叛扩大化”

根据海南平叛指挥部党委的报告：“再看兴海情况，该县从去年（1958年）部队撤离至今年2月，曾争取回来235 名，但由于不能正确贯彻政策，乱加捕杀，给工作带来严重恶果，如温泉乡将投诚分子逮捕判刑有10人，有名可查错捕的4人，错杀的5人，如麦黑浪部落头人拉什则是县委大洛书记写信叫回的，拉什则回来时还带50余人归降，但不久即被捕法办；垮什科部落小头人招降回来后，在解往大河壩途中被杀。目前由于揭发不够，究竟全县错捕错杀多少，尚无法查清，甚至杀人的人都找到，却找不到负责人，事情虽过去半年，但由于有些群众亲眼看见杀人，有的被杀尸体被群众挖出，因此影响极坏，叛匪也反映：‘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拒不投降。……故自2月以来，还未争取回来1人，相反群众逃亡为匪者却达千人。”《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004-1005页）

《兴海县志》记载：“1958-1960年，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全县逮捕各类人员697人，其中反革命占80%，主要罪名是‘阴谋叛乱’。”

民族的苦难，国家的罪行

半个世纪前发生在兴海县藏区的饥馑和镇压，档案尚未公开，详情迄今没有记录下来。对于经历了那个苦难岁月的农牧民来说，这是一场从天而降的民族灾难。在那场全国性大饥荒中，刘少奇曾经告诫过毛泽东，“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然而，对于藏民族来说，这场由外来民族带给他们的大饥荒记录，将是另外一种更为惨烈更为痛切的版本，那就是六个兴海牧民和一个女人的对话：

“投降杀不杀？”

“回来没吃的，不杀掉也要饿死。”

活下来的人会告诉他们的子孙，那些年里有人要他们这个民族死亡，但是老天爷让他们活了下来。这就是民族苦难形成的集体记忆。这一民族苦难的根源，是国家对民众的迫害，是一种国家罪行。

拥有政治暴力工具的国家政权，可以暂时掩盖自身曾经犯下的罪错，可以封锁、涂改甚至销毁国家罪行的书面记录，可以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强迫民众沉默，不许历史真相出现在书本、报纸、电视、课堂。但是，对于藏民族来说，这样的集体记忆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正是这种集体记忆，在铸成藏人的现代民族意识。

人没有死绝，历史就没有终结，它还只是刚刚开始。

原文链接：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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