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的书中，没有具体写到张玉凤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的。而这是从文革过来的中国人几乎都有所风闻的故事﹕一次，毛乘坐他那行踪诡秘的专列外出巡游，见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问其姓名，答曰「张玉凤」。入夜，心潮澎湃的老毛一声不吭，用毛笔在铺开的白纸上反反复复地写﹕「张玉凤、张玉凤、张玉凤......」一旁的随行人员不解其意。第二天，毛仍难以释怀，实在忍不住，喃喃自语﹕「那个，张玉凤，好象杨开慧。」汪东兴听了，顿时心领神会，立即出面把张调进了中南海。
张玉凤 毛泽东
「青春不解风情」
这故事还有许多版本，但都大同小异。张玉凤自己关于这一段的回忆，也没有否认和澄清民间的这些传言。当然这并不能说，没有否认和澄清，这些传言就一定是真的。虽然一般来说，中国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和皇宫轶事，是不会大走样的。
张玉凤从一个地位卑微的小服务员而一跃龙门，的确具有极大的偶然性。
她出生在东北边陲小城牡丹江市一个铁路工人家里，一家八口挤住在城郊一间简陋的小房里，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过活。张玉凤念书前，跟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样，曾背着箩筐去附近单位的垃圾堆拣煤渣。小学毕业，家里无力再负担她上中学，于是跑到城里找工作，正好遇上铁路局招工。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投考，没想一考便中，录为铁路客运列车员。那一年她才十四岁。
一九六○年冬，铁道部到下面选调专列人员。十六岁的张玉凤又被选上。她当时并不知道，专列是专为「中央首长」和外宾服务的，审查非常严格。只知道能到北京工作，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她年轻单纯，容貌端正，历史清白，很快受到重用，当年就被调到了毛的专列上当服务员。最初，她只负责毛泽东的随行人员的车厢，为他们端茶送水递毛巾。她永远记得第一次随毛巡游时的情景。
专列开动时，她甚至都不敢相信「伟大领袖」就跟她在一列火车上。车抵蚌埠，毛邀请所有的工作人员合影，她才得以见到活生生的毛泽东。
那一次，她并没有引起毛的特别注意。大概因为年纪太小，「青春不解风情」，躲躲闪闪混杂在一群人中间，无法崭露头角。而这种场合下，毛泽东又必然是被人们逐拥的中心，众目睽睽，哪里能由得他去看顾娇娥﹖
历史还需要再等两年。
一九六二年，已满十八岁的张玉凤终于调进毛泽东的车厢。与她一同工作的还有一位「老大姐」。跟老大姐一起侍候毛的左右，可谓天赐良机。谁知道呢，也许良机并非「天赐」，而是主管领导的刻意安排﹖不管怎样，命运把机会推到了她的面前，能不能把握，就看她自己的了。事实证明，她的把握能力还是很强的。
曾被怀疑为日本特务
据李志绥回忆，毛一开始并不完全信任张。张曾对毛说，一九四四年她母亲在一个日本牙医家做女佣。这样，张可能有一半是日本血统，因此毛怀疑张可能是日本特务。李志绥的叙述有些不清楚，「张可能有一半是日本血统」，究竟是「张曾对毛说」的话之一，还是毛根据张的前一句话所作的推测﹖总之，毛很久以后才对张放下戒心，并将她作为专宠。﹙三九四页﹚
张玉凤正式调进中南海，是一九七○年七月。一个上午，她正在清扫车厢，列车长通知她去一趟中南海，来不及梳理就跟着走了。当小车拐进警卫森严的深宫禁院时，她确实猜想不到，自己将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那位老人，度过其生命的风烛残年。接待她的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问话很简单﹕愿不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这时的毛泽东，连行动都不大方便，住在游泳池。在前面第三章我们噎知道，游泳池原有一个室外池，夏天对所有中南海工作人员开放﹔一九五五年建成一个室内池，专供毛及其它中央首长使用，后来其它人渐渐地都不去了，成了毛泽东的专用游泳池。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到南方巡游数月，策划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于七月十八日才回到北京。第二天召见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宣布﹕「凡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正式开始对刘的歼击行动。为了防止对手可能的侦察和暗害，毛从居住多年的菊香书屋迁至钓鱼台国宾馆十号楼。江青步步紧跟，迁至十一号楼。几天后，毛又住进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
接近年底，毛泽东回到中南海，迁入游泳池，一直住到他去世前不久﹙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受地震影响，搬到二○二大楼﹚。毛住室内游泳池旁，一间供临时休息的房间里。此外还有一个大厅，摆着沉重的沙发和堆满线装书的书架。这就是人们常在电视和新闻影片里看到的，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等诸多外宾的会客室兼书房。当然，还放着他著名的白色痰盂。
外界对于毛的病况所知不多。即使在中央高层，毛的健康问题亦讳莫如深。人们心目中，依旧保持着他「红光满面」的光辉形象。实际上头发已花，面容也苍白憔悴。每到入冬或开春，总免不了生病，而且得的都是老年人容易染上的严重疾病。一九七一年初，毛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他固执己见，不相信吃药，不遵医嘱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由于不停地咳，以至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打盹。而一旁伺候的主要就是张玉凤。她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只好「摸着石子过河」，在干中学，直到毛一天天好起来。
张玉凤进中南海是政治原因
李志绥的说法，张玉凤进中南海，是政治的原因。庐山会议上，汪东兴不明就里地吹捧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毛大发脾气，怀疑他是林彪一伙的，把他臭骂了一顿，停职反省。接着叫吴旭君揭发汪东兴，吴揭发不出来，毛便怀疑她也和汪是一伙，从此不信任她，不再让她值晚班。张玉凤才奉召进宫，正式为毛泽东值班。张进来不久，毛就得了肺炎，这是一九七○年十一月初的事。
张玉凤回忆，江青听说毛泽东发病，当即大发了一通脾气﹕「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成这样﹖你们谎报军情﹗」这话引起毛的不满。他当着周恩来、汪东兴的面对江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毛泽东咄咄逼人，江青不敢接腔。
沉默片刻，毛忽然指着自己的鼻子﹕「就是我﹗是我﹗」
江吃了一噎，出得门来，正遇见张，便冲她开火﹕「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风都吹着我了。」﹙她的话其实也对﹚不料张顶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给吓着。」
江厉声指责﹕「你狡辩﹗」
一旁看着的周恩来，赶紧走过来对张说﹕「你认个错吧。」
江青倒台后，张玉凤披露出这个故事，说明她与江青之间一直是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暗示江青老早就说她是「反革命」。其实张在这里来了一个移花接木。江青说「反革命、特务集团」不是针对张，是指毛的医生、护士，如李志绥、吴旭君等人。与新来乍到的张玉凤有什么关系。李和吴都曾被怀疑是「汪东兴的人」，汪又一度站错了立场，差点上了林彪的大当，所以才有「特务集团」之说。始作俑者还是毛泽东自己，只是江青一提再提，连毛都觉得有些过火了。张玉凤恰恰是为了防止「特务暗害」，才点名调到毛身边来的亲信。江对她发难，是藉她撒气。张顶江，是脾气使然，并非敢于斗争。如果说这就是敢于斗争，那她张玉凤对谁都「敢于斗争」。
就是这么一个俗人
一九七一年，是毛的多事之秋。九月，林彪事件爆发，对毛的精神打击极大。入冬，他再次引发肺炎。由于严重缺氧，一次他突然休克。情势之骤然，周恩来听到后，吓得战战兢兢，几乎挪不动步。张玉凤守在毛侧，一边帮着捶背，一边轻轻呼唤﹕「主席，主席。」经紧张抢救，毛渐渐苏醒睁开了眼睛，愕然看着围在身旁的人。当他明白了事底，微笑道﹕「我好像睡了一觉。」还要大家不要告诉江青，「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能添麻烦。」
李志绥记述的这件事，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一日发生的，与张玉凤的回忆基本吻合。李志绥说，听到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周恩来当场大小便失禁，都拉在裤子里。等换好衣服赶到游泳池，毛泽东噎救醒过来。反对李志绥的人，认为这是对周恩来的诬蔑。李志绥直截了当地表示过不喜欢周恩来，这是事实，但说周「大小便失禁」也谈不上诬蔑。年纪大了，失禁一两次是很正常的事。李跟张玉凤的关系一直处得不好，对张的评价也很不怎么样。毛病成这个样子，张还每天跑出去，不出去也经常避不见面。后来李才知道，她当时正通过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把她父母和妹妹张玉梅的户口由牡丹江迁到北京来。
张玉凤就是这么一个俗人。很多年以后北京开张「毛家菜馆」，毛身边的人只有她才会拋头露面去当「董事长」。前面说到的「顶江青」，一半是懵懂，刚进中南海，底层人的性情脾气未脱，初生牛犊不畏虎﹔一半是仗宠，以为只要毛喜欢她，别人就拿她没办法。
她好象对谁讲话都没好气。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之后，服用了强心剂和利尿剂。张玉凤跑来问，什么时候可以排出小便，可以排除多少。医生告诉她，一般四个小时可以排出大约两千毫升。张玉凤冷笑说﹕「你们有把握吗﹖」
李志绥说﹕「治病不是算命。我们根据病的程度和所用药量能起到的作用来分析。最重要的是，按规定的药量和时间服药。」张说﹕「吃药我不管，这是护士长的事。」
旁的医生大为奇怪，这么个说话没礼貌的东北妞儿是在这儿干什么的﹖﹙五三八页﹚
早在很多年前，她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的时候，就跟李志绥有过一次间接的交手。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结束后，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泽东左胸表面长了一粒毛囊炎。张玉凤不听李志绥的医嘱，一次次用手为毛挤压，结果严重感染发烧，创口与淋巴脓肿。那时张玉凤才十九岁，和毛的关系噎密切到这样的地步，竟敢一再违背保健医生的指令。
主席的吃喝拉撒睡，你也不管管
正式调到毛身边以后，张玉凤更不信邪。她喜欢喝酒，于是鼓动毛泽东也跟她一起喝，每顿饭喝一小杯茅台。一九七二年一月病重以后，毛泽东常和张一起吃饭，所有中央领导包括江青要见毛都得先通过她。江青只好主动讨好张，送她手表、西装、衣料什么的，甚至孩子用的尿布，以疏通渠道，打听消息，传递材料，取得毛的支持。
这种由张玉凤控制毛泽东的局面，随着毛身体的衰败愈加严重，一直维持到毛去世。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汇报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张玉凤对周抱怨﹕「你看，现在什么事都要我管。主席的吃、喝、拉、撒、睡，都要我管。你也不管管。」周一时很尴尬。
张的抱怨是得意，还是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其时，汪东兴已宣布她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进中南海才四年多，从服务员、护士、生活秘书，一直升到这样重要的位置，连周恩来都得忍受她的大大咧咧。
周死后，华国锋被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对她也是毕恭毕敬。一次华去找毛汇报工作，听到张玉凤在睡觉，便不敢打搅，守在外面等了她两个多小时还没醒来，只好好悄悄离去。
就是对毛泽东，张玉凤也常常没好气。最出名的一例，是骂毛泽东作「狗」。
一天，护士孟锦云一觉醒来去接张玉凤的班，走到毛的卧室门口，听到里面毛在大声吵嚷﹕「你给我滚﹗」
「滚就滚，」张玉凤的声音也很激动，「谁不让我走谁是狗﹗」毛泽东气得发抖，「你骂我是狗，你......」
后来毛把张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有关工作人员。
我要不滚，你就是狗
这件事李志绥也提到了，而且更为生动。
那是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李同两位心脏病专家朱和陶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一进去毛就叽里咕噜说了一套。张玉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跺脚，张才说明真相。原来前天，即六月八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回来，毛很生气，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即回骂﹕「我要不滚，你就是狗。」毛对李志绥等人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朱陶二位听完，不禁愕然。
毛和张吵架，张玉凤也有回忆。
有一次，张玉凤为了弄录音机的事，引得毛发了脾气﹕「不高兴你就跟我滚﹗」张的脾气也上来了，二话没说收拾了东西就走。回到家里待了个把月，最后还是毛泽东派人，把她又接进了中南海。毛对她的评语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这次「录音机事件」，与孟锦云和李志绥说的「骂狗事件」似不是一件事。录音机事件要她滚她就滚，「二话没说」，当然也就没反骂一声狗。而且一滚就滚了个把月。骂狗事件则不但骂了狗，还并没有真滚，第三天还陪毛接见李、朱、陶。录音机事件可能在先，骂狗事件可能在后。骂她滚她就滚，还得毛泽东把她接回来，于是才有后面的「谁不让我滚谁是狗」，才有毛的觉得自己挨了骂﹕「我不让她滚，所以我是狗」。
之所以被骂了狗还不让她滚，关键在于毛泽东讲话噎含混不清，除了张玉凤，谁都听不懂了﹙其实能听懂他话的人还有的是，如后面将要说到的孟锦云。只是能句句听懂并准确翻译出来的，莫过于张玉凤﹚。张虽然是个粗人，「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也不是一无聪颖之处。她是东北人，却能准确地破解毛泽东浓重的湖南方言，以及毛的痰声、喉音，一个眼神、半个手势、一丝表情，把它们变成毛对外界的询问、要求和指令。李志绥曾跟汪东兴谈到过对张玉凤干预医疗方案的不满，汪听了很不高兴说﹕「有些事说不清楚。主席不让她走，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主席说话根本听不清在说些什么，可是张玉凤因为一直在身边，她能听懂。换了别人，还是听不懂说些什么。」
毛泽东晚年唯一的「知音」
晚年毛泽东，把张玉凤当成了唯一的「知音」，造成了张的专横跋扈。到后来，她噎不仅仅违抗医嘱，而是直接干预医生的人事调遣了。一九七五年十月底，江青等人的反邓运动升级，毛泽东病情大变，医疗组提出增加神经内科医生住进中南海，张耀祠不同意﹕
「张玉凤说了，这些医生不顶用。进来也是吃闲饭。她不同意，怎么好让他们进来﹖」
张耀祠是张玉凤的顶头上司，张玉凤进中南海，还是张耀祠经办并找她谈话的。短短五年时间，张玉凤竟变得拥有如此权威，「张玉凤说了」，「她不同意」，张耀祠都不敢让毛需要的医生进门。后来找汪东兴，才解决这一难题。
病入膏肓的毛泽东，被张玉凤拉上天天在游泳池的书房里看电影，看了一场又一场。有趣的是，毛的正式夫人江青也是个电影迷。但两个电影迷层次相差太远。江青喜欢看西方的艺术片，遇到好的经典影片，还会反复观赏，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她搞京剧革命和样板戏，敢当着那么多的专家评头品足指东说西，除了手中的权力，多少还是有些艺术的造诣和本钱的。张玉凤完全不同，她又不要搞「样板戏」，也不懂什么艺术不艺术，看的都是些台湾香港的大滥片。
那个时代，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是极为贫乏的。电影院公开上映的，好几年都只有那么十几部老掉牙的国产片，还有少得可怜的苏联、北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影片。高干及其家属和某些特权阶层，有时可以看到一些「内部电影」，供参考和批判。数量和内容也仍然极有限。只有中南海才不受这种限制。江青可以随意调看任何她想看的电影，包括全世界最好的电影﹔张玉凤不甘示弱，也可以调看任何她想看的电影，包括全世界最差的电影。问题是毛泽东要陪张玉凤看，其它值班的人包括护士和医疗组的医生也得跟着看。不去不成，张耀祠说，「反正大家都看了，不要到时候又揭发，主席病重，我们值班看电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一组」内依旧歌舞升平，游泳池每天仍放电影。中国新年到了，张玉凤提出放些鞭炮热闹热闹。自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入住中南海以后，任何人不许在中南海燃放鞭炮。张玉凤一句话就打破了这一禁令。张玉凤发话，张耀祠当即去买，当夜就在游泳池后院里放。吸引了许多民众在北海的大桥上驻足观看。由此引起传言，毛泽东放鞭炮，庆贺周恩来死。
「张玉凤要放鞭炮」，是李志绥说的。据另一些人包括张自己的回忆，放鞭炮热闹热闹，是毛泽东的提议，张不过传令行事罢了。以毛的身份和个性，他大概是不会想到除夕要放鞭炮热闹热闹的。「十一」，「五一」，这些国家级的庆典上，什么规格和花样的焰火没看过，要去街上买那些小民百姓放的鞭炮﹖多半还是张首先出的点子，而毛也表示同意，藉以驱赶「老、病、死」给中南海带来的凋敝、寂寥和凄怆，驱赶新年伊始就显现无遗的种种凶兆和晦气。
张玉凤仍然同毛吵架。一九七六年五月，毛泽东会见老挝﹙寮国﹚总理凯山，完了又和张玉凤大吵一架。华国锋亲自出面劝说张﹕「主席年纪大了，有重病，伺候他老人家要有耐心嘛。」张嘴里犹自嘟嘟囔囔，很不耐烦。王洪文也凑过来﹕「小张，好好伺候主席，我们感谢你。」
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
这种不耐烦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毛的确是难以伺候。但毛泽东病床前并非只张玉凤一个人，还有孟锦云、李玲师等一批护士，她们就没有表现出而且也没有胆子表现出「不耐烦」。更别说只有她一个人可以打破禁忌和常规，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毫无顾忌了。毛泽东病卧在床，她还要看她的电影和录像，有时还把给毛鼻饲用的压力泵延长线拔去插她的影像设备。无论如何这也是太过分了。
可以说，毛泽东待之最为宽厚的女人，就是这位张玉凤了。他对她最大的惩罚就是自己的离世。他死了，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她再也不能也不敢为所欲为，再也没有耀武扬威的本钱了。毛一咽气，她忽然意识到没了靠山，缓过劲来放声嚎哭﹕
「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
倒是江青用左手抱住她的肩膀，笑着劝慰﹕「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
张立刻停止了嚎哭，满面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不久江青被捕，她反过来揭发江青「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某年某月某日，江青吵着要毛的钥匙﹔某年某月某日，又吵着要分稿费，把毛气的不得了﹔某年某月某日，江青不顾医生反对，硬要给不能翻身的毛翻个边儿，结果促使毛心跳过速，面色紫涨，......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都堂而皇之加载了中共中央签发的红头文件，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一九八○年底公审四人帮，张玉凤又出庭作证。
如果让江青去揭发张玉凤呢﹖是否也数得出﹕某年某月某日，她扔下病重的毛泽东，滚回去一个月﹔某年某月某日，她骂毛泽东作「狗」﹔某年某月某日，她违抗医嘱，把毛泽东的毛囊炎挤成脓肿，差点送了毛的命﹔某年某月某日，她拔了毛的鼻饲压力泵延长线去插自己的录像设备，......可惜江青没有发言的机会，她以前的言发得太多了。
世态炎凉，是张玉凤最深切的体会。她患了甲状腺瘤，先在一家医院就诊，后来突然不给治了。一问，说是「上头的意见」。而当年她的婆婆生病住院，人们巴结犹恐不及，院长亲自参加专家会诊。一九七三年八月，张玉凤生孩子，住进最好的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室。毛泽东有言，一切费用，均由他的稿费支出。前去探望的政要显贵也不少，江青和张耀祠都送了尿布和吃的东西。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她怀的是毛的「龙种」。只有李志绥心里清楚，毛早已丧失生育能力。张玉凤解职之后，一时竟找不到生活中的位置，在中央警卫局政治部挂了一阵子，接着转业到一个档案馆。她既没有专业知识，又无文凭，只能干一些搬运档案之类的体力活，就像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指使的临时工。
主席*这类人儿太多，统统不能承认
一般民众很少有人不知道和不相信，「张玉凤是毛泽东的女人」。很多年以后，走出红墙的张玉凤还会在某个场合被人认出来，并朝她指指点点﹕「这个人就是老毛的......」因为从文革过来的人都还记得，那个紧扶着毛泽东无数次出现在照片、影屏和萤屏上的年轻女人。民间流传的毛的风流韵事，也以张玉凤的故事最为详尽、具体和生动。京夫子写《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就明言以张玉凤作为这本书的女主角。韩作写的《毛泽东情史》，也把张玉凤正式列为毛泽东的「第六个女人」。
但流传是一回事，要证实却不能以是否流传得广泛作为依据。李志绥第一个以知情者的身份公开证实了这件事。他的回忆录里，张玉凤是毛泽东的众多女友当中，唯一一个被他点明了姓名的。其它那些女人的名字，李志绥都隐去不谈，因为他考虑到她们还要在社会上做人，她们的家人还要继续生活。张玉凤则不一样，她历时最久，并因此而获得巨大的权力。对于民间的传言，她和她的丈夫好象也并不在乎，至少在乎过一阵子之后便不再在乎。张玉凤跟毛的生活又联系得如此之紧，以至于你无法单独去谈及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张玉凤是揭开那一段「历史的真相」就首先得面对的一个人。
在汪东兴、林克等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跟李志绥辩论历史的真相时，张玉凤缺席。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对张玉凤名字和形象的熟悉，用时兴的话说也就是她的知名度，要超过汪东兴、林克，她又是李书中唯一被点了名的「女友」，如系捏造，完全可以站出来诉诸法律，告他一个「严重损害名誉罪」，岂非最有力的批驳﹖
俗话说，「屎不臭挑起臭」。张玉凤的沉默正是这样。何况这么些年过去，人们的观念开放了，对以往的许多禁忌也都转持较为宽容的态度。「毛泽东的女人」，原来也不是那么丑的事，甚至还有几分神奇和荣耀，正可以藉此搞活经济「先富起来」，如当个什么毛家菜馆「董事长」之类的。她有什么必要为那死去的老头子并不甚好的名声，自己褫夺自己头上的这个名分﹖
民间流传的故事，就包括了张玉凤在毛泽东身后的「名份之战」。一个皇朝噎结束，先君正遭到当政者明里暗里地清算，这个名份有什么可讨的﹖但她似乎有一种「秋菊式」的执着，一定要讨「一个说法」。她接连向党中央打了三次报告，要求为自己和孩子正名。这事儿若到了当初被她冷落怠慢过的华国锋手里，到也就好办了。毛泽东不是说过，「你办事，我放心」么。华是个老实人，但已大权旁落，自身的位子都难保，根本没他置喙之地。党中央也作出过决议，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由邓小平拍板。邓的批示是﹕「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郭沫若同志去世后，也有许多女子领了孩子来提要求。统统不能承认。」倒是胡耀邦觉得应该实事求是，至少得有个妥善的安排，于是让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找张玉凤个别谈话。冯文彬色胆包天，竟依仗权力，将她弄上了手，满足了巨大的好奇心，但还是没能给她「一个说法」。张玉凤一气之下，写信告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后由胡耀邦出面，撤了冯的职务。
这故事的真假，尚待真正知悉内幕的人出面证实。胡耀邦噎作古，冯文彬也早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死于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只剩下一个张玉凤还健在。然而多年的经历已告诉她，「秋菊的官司」在她那儿是打不出名堂来的。她也早放弃了讨「一个说法」的诉求，只要民间的「说法」继续这样响亮，人生夫复何求﹖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除了众所周知的张玉凤，还有一个发掘出来的「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这就是孟锦云。
孟锦云到毛泽东身边，是一九七五年初夏。准确些说，是五月。孟锦云一身陆军军服，和另一个身着空军军服的姑娘，一道去求见毛泽东。她们在中南海北大门往里打了电话，警卫人员写了个条子，很快送到张玉凤手里﹕
「田玲和湖北来的孟锦云要找张玉凤。」
张玉凤并不认识孟锦云。如果她把条子一扔，这事儿也就没了。她知道她们其实是来找毛泽东的。她去问毛，毛点头同意了。
「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
「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毛泽东甚为诧异﹕
「你这么多年不来看我，见面就让我给你平凡，这个反莫法平噢。」
此时他一只眼睛已瞎，另一只视线微弱。孟锦云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但他还记得她，这个十几年前跳舞跳出来的女友。
一九五九年，十二岁的孟锦云考取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那时她看到一些年纪较大的老同志经常到中南海「出任务」，也就是陪中央首长跳舞，心里羡慕极了。所谓老同志，不过就是十几二十岁左右。到了一九六三年四月，她十六岁，成了老团员，也被派去陪舞。在「春藕斋」舞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看过毛跟别的女团员跳过一曲之后，孟锦云主动上前邀毛。这时奏的舞曲是《喜相逢》。
「你是新来的﹖」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面生。小同志，你叫什么名﹖」
孟锦云报了姓名。
「这名字好听，你跟孟夫子同姓呢。」
又问到她的老家湖北，更高兴了，连说「是我的半个小同乡﹗」这就是陪毛泽东跳舞的许许多多女友中的一个，认识过程非常简单，是由孟锦云自己回忆的。权延赤写的《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也有一章《陪领袖跳舞》，所记另一位叫王学文的女团员，第一次进中南海参加「春藕斋」舞会，就与孟的经历非常相似。朱德怎么跳舞，刘少奇怎么跳舞，毛泽东又怎么跳舞，风趣，潇洒，朴素，平易，和蔼，......但她们都回避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李志绥回忆录披露的，舞会的真正目的是为毛泽东提供性伴侣。(
「红旗」哥哥与「硬骨头」妹妹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话说空政文工团分成两大派，一派叫「硬骨头革命造反派」，一派叫「红旗革命造反团」，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为了寻找真理与靠山，「硬骨头」的孟锦云几个小将一道去中南海找毛泽东，当面告了「红旗」的御状，说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毛泽东要她们「团结大多数」，又用红铅笔写了张纸条，叫她们这五个人去找林彪的夫人叶群。
空军大多由原四野组建而成，是林彪力图要控制的一个军种。毛泽东「找叶群」三个字的手谕，令「林办」主任叶群兴奋不已，立刻表态支持她们，也要她们支持空军司令吴法宪。孟锦云回到文工团，把这一机密告诉了「红旗」派的哥哥，劝他反戈一击，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她哥哥见事态严重，赶紧把这一消息遍告「红旗」派成员。事情传开，孟锦云反而成了「硬骨头」的异己。
在林彪的授意下，吴法宪让文工团把那几个经常去中南海跳舞的小将召集问话，要她们汇报主席的情况﹕主席说了什么话﹖喜欢听什么歌﹖什么戏﹖健康状况如何﹖吃什么药﹖去了哪儿﹖有什么习惯﹖......点滴不漏。她们每人写了几大篇，有人还去毛泽东那儿偷药，交给林彪手下的人去化验。
这些情况，又被当作「异己」的孟锦云告诉了哥哥。哥哥把它写成材料，一式两份，托江青和文革红人蒯大富转交毛泽东。不料江青与叶群订有协议，互通情报，互相惩治对方的敌人。江将材料转交给了叶群。孟锦云的哥哥立刻被抄家，关了起来。不久，孟锦云也被逮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一关就是五年，直到林彪垮台。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四日，孟锦云被宣布「宽大」释放，安排在武汉一个军队医院当护士。这时她已二十五岁，同医院一位搞政工的年轻干部小裴爱上了她，他们结婚了。小裴不能再搞政工，被调换工作。孟锦云知道自己档案里仍塞有黑材料。她做了一次人工流产，赚到规定的十五天休假，借着这点时间，悄悄离开武汉，到北京去为自己想办法落实政策。她找到了好友小丽。
小丽也是当年空政文工团的，也陪毛泽东跳过舞，也犯了「路线错误」打发到农村劳动，并被剥夺去毛泽东那里玩的资格。这种特殊资格，长期以来由一个叫小李的造反派头头独霸了，她是叶群的亲信。有次，毛泽东问起小丽，要小李让小丽来玩。小李只好找到小丽，说自己如何如何帮她讲情，要她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可以去见毛主席。小丽拔笔就写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深深忏悔，这才得以从农村回到北京，并由小李带去见到了毛。
一次二次，小丽完全摆脱小李的控制，就开始说起其它的舞伴。她问毛﹕
「小孟可不可以回北京﹖」
「当然可以，这么大个北京，放不下我的半个小同乡﹗」
于是就有了孟锦云找毛泽东「平反」的一幕。毛泽东哈哈一笑﹕「你个孟夫子，要不是你档案里放了黑材料，你还不来看我呢。一去就是八年啊，看来档案里还是放了黑材料好。」
终于讨得了「一个说法」
毛泽东当即拍板，留她在他身边工作，武汉都不用回了。留在他身边，就是最有力的平反。但孟锦云多了一个心眼，要求中央办公厅一定要为她消除档案里的黑材料。一九七五年八月，由汪东兴转交她一份空军政治部党委《对于孟锦云同志的平反结论》﹕
「原空政文工团歌舞团舞蹈演员孟锦云，女，一九四八年生，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九年入伍，一九六四年入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孟锦云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曾向中央首长写信揭发叶群、吴法宪在空政文工团所搞的阴谋活动，并对叶群、吴法宪在空政文工团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林彪死党叶群、吴法宪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捏造罪名，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将孟锦云同志逮捕。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原空政部党委根据空政文工团革委会的报告，报经吴法宪批准，将孟戴反革命帽子，送兰州军区空军农场监督劳动，后转至兰空高炮雷达修理所，直至一九七三年一月，近五年时间。现已查明，这完全是叶群、吴法宪对孟锦云同志的政治迫害。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现决定撤销原政治部党委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的报告，给孟锦云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团的生活，分配工作。过去凡整了与本结论不符的有关孟锦云同志的一切材料，予以清理，一律作废。空军政治部党委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我不厌其烦地将这份奇文全篇照录在此，是抱着与读者共赏的目的。在中国，不知有多少蒙受冤屈和迫害的人，为了得到一纸这样的《平反结论》而奔走呼号、上下求索、耗尽余生、皓首穷经﹙这一成语绝非误用﹚、精神崩溃，甚至重入监狱或饮恨自戕。这些人上至高官名流，下至平民百姓，芸芸众生，都被逼得无论如何要讨「一个说法」。孟锦云算是非常走运的了，一下就讨到，不过五分钟、十分钟的场合。因为她找着了人，找到了发起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真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回想毛的一生，向他讨「说法」的人还有过不少。李志绥的书里就至少讲了两个。一个是许世友。毛对李志绥说﹕
「许世友早先在张国焘手下，长征到陕北后，张国焘跑了。一九四二年整风开始，大家都说许不可靠，把他斗得要死要活。许急了，要拉队伍自己去打游击。康生要将他抓起来枪毙。我说不忙，我找他谈谈。他们都不赞成，怕许害我。我说不会。许到我这里，见到我，张开大嘴就哭。我说不要哭，我只问你两句话，你相信张国焘，还是相信我﹖你愿意走，还是愿意留下﹖许说我当然相信你，我愿意留下。我说，那好，你照旧去带兵，没有事了。许世友到现在不是干的很好吗。」
另一个是专门给毛泽东理发的师傅王惠，外号王胡子。也是延安整风时，被打成反革命。毛泽东说﹕
「我就不相信，他给我理发和刮胡子这么久，一个小口子都没有割开过，怎么可能是要杀我的特务﹖如果要杀的话，早就可以下手了，还等到现在﹖我让他们叫王胡子来，我谈谈。王胡子来了，见到我就下跪，大哭说，坦白交代，要杀主席。我说为什么不动手呢﹖他说等国民党来了再动手，我说到那时还用的着你动手﹖我让他讲老实话，他说不这么讲，日夜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只能按他们讲的坦白交代，这才让他睡一觉。这样，我才下命令停止抢救运动，凡是以前坦白的全不算，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就不要说。」
据说，毛身边许多最亲近的忠心分子，都曾受过他的救命之恩。
陪毛度过最后的四百八十九天
孟锦云留在中南海，在毛身边当贴身护士，陪伴毛泽东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四百八十九个白天与夜晚。
这之前，毛泽东还有一位贴身护士「小李」，一直伺候毛伺候得好好的。孟来了以后，毛开始左看她不顺眼，右看她不眼顺，经常喊她「滚」。这是真滚，不是假滚。跟孟在一起却老是有说有笑，打趣，讲故事，等等。后来小李真的「滚」了。这位「小李」，就是李玲师。她原是铁道兵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还在学员班时，就进中南海陪毛泽东跳过舞。后改行到上海学医，主修麻醉，又去四川医疗队度过了五、六年时光，回来见毛，被毛留下来当了护士。毛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竟然把从未正式学过医护的孟锦云留下来，将受过专门训练、医护经验丰富的李玲师赶走。李和孟，都是当年跳舞跳出来的女友，李在毛身边伺候的时间更长，但在宠幸程度上，仍存着巨大的差别。
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的《序幕?毛泽东之死》中，提及孟锦云和李玲诗，都是原空政文工团的演员，毛的亲密女友。她们为他擦身、喂食，直至他去世。李志绥的说法与孟锦云的回忆稍有出入，如果我们取当事人孟锦云的说法，那么﹕一、李玲诗应为李玲师﹔二、李是原铁道兵文工团演员﹔三、毛去世时，李已被调走。
到毛泽东身边去玩的女人那么多，为什么孟锦云能独获青睐﹖
首先是她的性格。她不怕场合，胆子大，放得开。第一次进中南海跳舞，毛才跳过一支曲子，就敢主动邀毛跳第二支。权延赤笔下也曾写过一位叫王学文的大连姑娘，是和孟锦云同时第一次进宫侍舞的四、五个同伴之一，比孟还虚长了一岁，却左怕右怕，精神紧张，「刚跳了一圈就出了一头汗」。孟锦云还不像别的女孩子，问一句才答一句。她敢于跟毛瞎侃，从「小同乡」，扯到「天上的九头鸟」，扯到「黄鹤楼」，以及毛泽东下巴长的那颗痣。她「充满稚气」的发问，常引得毛开怀大笑。
我们来瞧瞧那颗痣--
「主席，您嘴巴底下有一个痣子，听我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痣子呢。」
主席听了，看到小孟白白净净的脸蛋上，也有一个小小的痣子，便笑着说﹕
「你的脸上也有一个痣子，那你也有福噢。」
「那可不是，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长的地方不一样。」
主席哈哈大笑﹕
「没想到，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郭金荣《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一二页岩）。
「红娘」与「鹊桥」
毛泽东就喜欢这种在他面前无拘无束的女孩。综观他的一生，泼辣、敢作敢为、乃至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占了多数。贺子珍「你扔椅子我就扔板凳」﹔吴广惠因为稍嫌柔弱，不敢跟贺对着「扔板凳」，没好多久便遭毛逐出延安﹔江青的敢作敢为我们都领教得多了﹔张玉凤敢当面骂他作狗。就连那位想结婚而毛不让她结婚的女机要员，也敢于指责毛是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
相反，那些扭扭捏捏，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小脚女人」会使他厌烦。他觉得那样的女人﹙男人也一样﹚不自然，没有天真感，看了很不舒服。疑心上来的时候，还不知她私底下藏着什么勾当，是不是兼有什么特殊使命，以至吓成这副模样。总之，他不可能跟这样的女人好到哪里去。
那么，孟锦云跟毛泽东是不是好到「哪里去」了呢﹖郭金荣根据孟的口述写成的《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一书，并没有直接挑明这层关系，也没有装模作样地否认这层关系。口述者和著作者都还在中国大陆，他们还得顾虑周围的生活环境，敏感地方只能点到即止。但就从他们认可的，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书名来看，实际已摆明了她就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
书中写道﹕「当时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的人，有时也住在那里一两天。歌舞团里的人都不知道她们的去向，而实际上，又都知道她们的去向。文工团的领导们再三强调，不该打听的事，就不要去打听。」﹙十三页﹚
看来所谓「出任务」，确实是在陪舞之外，还有另外的服务，以至于要「在那里住一两天」。而且文工团的领导还要再三强调，不该打听的事，就不要去打听。什么事是不该打听的﹖这似乎印证了李志绥的说辞，那就是陪睡。
有过陪睡的经历，孟锦云她们才敢贸然去找毛讨一个「公道」，要他表态支持她们「硬骨头」造反派﹔坐过五年大牢之后，她也才有直截了当找毛给她平反的勇气。获得毛平反，并当即留用身边的殊荣后，毛还说小丽是「红娘」，是「鹊雀」。鹊雀搭桥，使小孟走过这座小桥，来到了毛泽东的身旁。﹙四十四页﹚说穿了，就是把自己比作牛郎，把孟锦云比作了织女﹔或者是把自己比作张生，把孟锦云比作了莺莺。毛泽东一连用两个典，来表达对牵线人的感激之情，这两个典都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可见孟锦云还不是一般的陪睡，而是噎睡出了「很深的感情」。
有一次，孟锦云对张玉凤说﹕
「张姐，我都快三十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
张果真把孟的想法告诉了毛﹕「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
「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一二三页﹚
孟锦云想要小孩，如果不是想要一个毛的孩子，干嘛要张玉凤跟主席替她说说﹖她要跟丈夫生孩子，与毛泽东和张玉凤何干﹖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小孟想请个假，回去与丈夫同房。但这样理解显得牵强。当毛的贴身护士虽不自由，并不是连跟丈夫同房的机会都没有的，除非你不想同房。
毛的回答也有意思，明显是不想跟孟生孩子。其时孟锦云才二十七、八岁，毛却已力不从心，李志绥也早告诉他无法再生育的实情，所以才有「等我死了，她再跟她丈夫去生吧」的潜台词。
到底谁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是张玉凤还是孟锦云﹖其实是无关紧要，也无从考据的。而且「最后一个女人」的意思，也本来含混不清。是指最后一个跟毛泽东睡过觉的女人，还是指毛泽东最后发展成「女友」的女人﹖看叙述者力图表明的意思，应该是指具有女友身份、最后一个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女人。
某春日，毛泽东到户外蹒跚走了一圈，半开玩笑地说﹕
「张姐，孟夫子，你们二位是我的左膀右臂噢。」
他没有说错。一个左右了苍茫大地沉浮的人，一个「扭转了乾坤」的人，最后就剩下这两个年轻女子，扶着他走到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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