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起，我依据我父亲在西藏文革中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在拉萨、北京等地做了长期的调查、采访和写作，历时六年，访谈七十多人，于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和《西藏记忆》两本书。
《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但因成了中国的禁书，五年来想看这两本书很难，作为文字作者的我因此决定不定期地连载《杀劫》一书。
现已在博客上连载了（一）和（二）。
鉴于随后的章节，图片与文字交错、繁复，惟有印成图文书的纸版《杀劫》才能呈现，而在博客上只能精选少量的图与文，以飨读者。
下面是第一部分中“砸大昭寺”之第一节（注：陶长松图片来自网络）。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但确切的时间对于很多当事者已不记得。或许那只是细枝末节，不必铭记。或许那些日子，每一天都与往日不同，具有破旧立新的意义，纷繁的事件穿插、重叠，使某一个日子在记忆中模糊不清。
然
而那天发生的事件，不论当时还是今天都令人震撼，如同西藏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地震。当年拉萨中学的学生久松（化名）回忆说，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
是去大昭寺破“四旧”。她的母亲肯定地补充道，那是一个星期三。那个星期三对于这位虔信佛教的藏族老人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就在那天，神圣的宗教殿堂
被公开践踏，庄严的宗教圣物被任意破坏，显然是老人一生中从未遭遇的劫难，所以在她的记忆里留驻。
如果是八月下旬的星期三，那就应该是二十四日。
事 隔二十年，被列为“西藏党校增刊”的一本出版有限、内部发行的《西藏大事辑录（一九四九——一九八五）》，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八月二十四日 拉萨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破‘四旧’”。作为当时西藏自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西藏日报》，对此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 五）第一版，以《造反有理 革命万岁 拉萨“红卫兵”举起铁扫帚横扫旧世界》为题，用典型的文革语言将拉萨红卫兵在八月二十四日的那次“革命行动”抽象化、抒情化，至于事实上是如何“横扫”那 个“旧世界”却语焉不详，而对“革命行动”的目标——大昭寺，这座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如何被砸更是只字不提。
那 天，走上拉萨街头大破“四旧”的是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三月的西藏师范学校（前身为创办于一九五一年的藏文干部培训班，一九 八五年升格为西藏大学），大多数学生来自西藏各地的农村和牧区，文化水平很低，处于扫盲阶段；也有一些因为形势突变而离开寺院的还俗僧人在此学习。
拉 萨中学创办于一九五六年，一度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担任名誉校长、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担任校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中学，从当时拉萨仅有的三所小学吸收 生源，由初中逐级升到高中，其师资力量很强，除了教授藏文的老师是藏人（基本上是在“旧西藏”接受过寺院或私塾教育的上层人士），其余主要科目的老师都是 毕业于内地高等学府的汉人，有的还是内地大学的教师，或因出身不好或有政治问题而被“发配”进藏，但许多人是在共产党的宣传下，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从中国 各地奔向西藏的。像陶长松就是其中之一。
陶
长松是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在文革伊始登高一呼，从此一跃登上那变幻莫测的政治舞台达数年之久。他是率领学生们破“四旧”的带队老师，不久当上拉萨
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其对立面是简称“大联指”的“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的总司令，以至许多在西藏经历过
那个时代的不论藏人还是汉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陶司令”，后来还曾坐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的官位却又
随着文革结束沦为阶下囚。一九八0年代中期以后，以学者身份退居书斋。
他是江苏扬州人，一九六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进 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授汉语文，在学生中颇有威望，这也正是他组建拉萨红卫兵和“造总”的资本。二00一年，我两度访问他时，仍在拉萨居住的他年过六旬， 虽已退休仍被西藏社科院聘请，主持政府的一些项目课题研究。三十多年过去，清癯依然的他依然是当年的那副装束：鸭舌帽、眼镜和中山服。从他文质彬彬的举止 上，实在无从想象在很多人那里听说的他当年是如何地威风凛凛。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汉人知识分子：内敛，沉静，儒雅；但慢慢地就有 了些许变化，曾经贯穿他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某种气质开始流露出来，充溢在他越来越激越的语调和越来越狂热的眼神里。这显然因为我们的话题是西藏文革的缘故。 尽管他有时会突然醒觉似的停住滔滔不绝的讲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会回到他曾经叱咤一时、辉煌一时且充满变故的从前。
关于拉萨红卫兵的出现，他直率地说：
红卫兵在大昭寺破“四旧”的情况是一个敏感话题，在其他事情上记忆力惊人的陶长松对此却有些泛泛而谈：
周恩来的这项指示具体不详，从采访中获知是阻止砸大昭寺的指示，但并不包括其他寺院。
久 松惊讶地认出了照片上的自己。在这张合影上，她是第一排右边那个瘦瘦高高、裤子上有两个大补丁的女孩子。看上去很秀气，也很腼腆，而且不像其他同学，手臂 上没有红卫兵袖章，手里也没有红缨枪，显得孤零零的。久松说，那时候，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当不了红卫兵，也没有拿红缨枪的资格。
何 谓红缨枪？这是一种木棍上插着并不怎么锋利的金属矛头，并系着一束红穗子的古代兵器，在今天看似玩具，即使在当年也并不具备多大的杀伤力，应该说它的象征 性远远超出它的实用性。早在中共还是散兵游勇聚结于所谓“革命根据地”的中国乡村时，红缨枪已是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一个装饰性符号，和红领巾、红袖章等以 示有别的标志一样，拥有这类标志也就拥有了成为红色接班人的资格。所以，在特别强调一个人的“阶级成份”的文革时代，对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能不能获得 一杆红缨枪，乃是能不能划归到革命阵营里的一个大问题。
说起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的往事，当时壅塞心中的难堪和自卑仍令久松难以释怀。那时 候她是拉萨中学初六六级（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的学生，年仅十七岁。眼看身边许多同学都当上了红卫兵，她却只能背负着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包袱无法推卸，实在 抬不起头。她记得在砸大昭寺的前一天学校召开动员大会，语文老师陶长松语重心长地开导大家：虽然我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是“翻身农奴”的子弟，但我们并不是歧 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关键在于他（她）的立场和表现，这是可以选择的。明天的行动就是检验每个同学的机会，你是站在革 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就看明天的行动。
当时的拉萨中学，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为数不少。这是因为贵族、庄园主和商人之家历来有送儿 女上学的传统，但底层百姓苦于贫穷，哪里有能力让子女求学？为了吸引藏人不再沿袭把孩子送到寺院或私塾接受教育的习俗，更出于从中培养所谓“民族干部”的 目的，在1959年之前，但凡就读于拉萨小学和拉萨中学的学生，无论哪种家庭出身，统统每月都可领到政府发的三十块大洋（银元）。与中国内地当时的情形相 似，一个人如果家庭出身不好，肯定会被打入另册，也因此他们的学生时代十分黯淡。比如同样出身商人家庭、又因祖母“参叛”（“参加叛乱”的简称，指参加一 九五九年三月在拉萨发生的藏人反抗中共的事件。中共予以军事镇压，称其为“平息反革命叛乱”，简称“平叛”）而遭另眼相看的初中生次多至今难忘，由于他给 课本上的岳飞像画了一顶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帽子，被同学向班主任打了小报告，班主任虽是一个成分也不好的藏族老师，却很“革命”，就此事上纲上线，认为 次多对民族英雄岳飞怀有“阶级仇恨”，又是开批判会又是让他写检查，使得还是十三岁的次多痛苦难忍，甚至有了寻死的念头。那是一九六四年，“唯成分论”的 阴影已经笼罩在许多年幼的中学生身上。
截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实行寄宿制的拉萨中学总共十二个班（高中四个班，初中八个班），共计三六0多名学生，外加从其他县招收的两百多名出身贫苦的新生，一概住校。其中汉族学生近百人，可以享受与五十五名教职员工共用一个食堂的待遇，较藏族学生特殊化。
八 月二十四日，天高云淡，阳光灿烂。一大早，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们敲锣打鼓地到拉萨中学送大字报，这在当时是最时尚的“革命行动”之一。以居委会为主的 拉萨各单位的积极分子约上百人也赶来了。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传来语文老师谢方艺的声音，他要求全体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到操场集合。在发誓要把文化 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西藏各个角落的口号声响过之后，全校师生与各单位的积极分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拉萨城东进发。都说那时候从拉萨中学到 大昭寺的距离似乎比今天远多了，可能是这之间并没有如今那么多商号、闹市的缘故，一路皆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流沙河从色拉寺背后的高山上奔流下来，使得城北 一大片尽是今已不复存在的湿地和阡陌。走在前面的都是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将”，戴着红袖章，扛着红缨枪，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在后面的就不同了，有 的肩上扛着学校发的棍子，有的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这都是出身不怎么样的学生，属于“革命师生”。
可
是，为何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能够加入红卫兵呢？比如这张合影上站在第一排中间穿浅色上衣的那个女孩是高六六级（一九六九年高中毕业）学生，出身于贵族
世家，按理说是不可能戴红卫兵袖章的，也不可能拿红缨枪的。第一排左数第三个女孩是她的妹妹，也是一位红卫兵。又比如右图上的两个女红卫兵出身于商人之
家，本也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像她们这种人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阿达”的孩子。“阿达”是“三大领主”的意思，属于被视为专政对象的“黑五
类”（即当时中国内地所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据说在破“四旧”时，冲在前面的有不少“阿达”的孩子，其理由是为了改造思想，“三大领
主”的后代被认为最应该将功赎罪。
在这张合影上，第一排左一那个只有大半边身影的人正是语文老师谢方艺，他是学校团总支书记，也是拉萨中 学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后来是“造总”的头头之一，一九八0年代末调回老家福建，现已去世。据说正是这位谢老师在这次去大昭寺之前，专门挑选了一批家庭出 身不好的学生，于是，本来不可能戴红袖章、拿红缨枪的“阿达”的孩子们，也有人因表现积极而当上了红卫兵。事实果真如此吗？时光流逝不过四十年，却已有如 许多的疑窦丛生，对于当时为何不是红卫兵或者为何不努力成为红卫兵，恐怕久松自己也很难说得清楚了。
被辨认出的还有第一排左五、左六、左八三个女孩，都是汉人，是初六六级汉族班的学生。
需 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当天部分师生的合影。那么其他人为何没有参加合影呢？还有，这是在砸大昭寺之前拍摄的，还是在砸大昭寺之后拍摄的？如今说法不一。不过 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这幅照片给很多当年的参与者带来莫大冲击，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或者自己熟悉的人就在这合影当中，霎那的愣怔之间往事纷纭，已掠过眼前， ——那是他们并不愿意回首的青春往事。有人神情复杂，良久才说：“我们也是历史的罪人啊。”
Ⅰ 砸烂旧西藏
砸大昭寺
砸大昭寺
严 格地说，大昭寺并非寺院，而是一座供奉以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为主兼有众多佛像、圣物和法器、被藏人尊称为“祖拉康”的佛殿，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图伯特王 朝第三十三代赞普（君主）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一三00多年。松赞干布被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以佛法治国的法王，他不但派遣重臣 赴印度学习文字和佛法，统一沿用至今的藏文，制定以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主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还迎娶崇信佛教的尼泊尔王国的布里库蒂公主和中国唐朝的文 成公主。两位公主各自带来两尊释迦牟尼身像，据说皆承佛祖在世时开光加持，故珍贵无比。松赞干布亦正是为了供奉之，率两位公主修建了两座佛殿，这便是大、 小昭寺应运而生的良好缘起。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行动
大、小昭寺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在西藏的民间传说乃至历史典籍中，整个藏地的地形状似一仰卧的罗刹魔女， 而原为大片沼泽地的拉萨中央，有一湖泊恰好是女魔心血聚集之地，应在此填土以堵塞其血脉，并建寺镇之，这便是大昭寺；湖泊之畔的沙砾滩则为龙宫所在之处， 也需建寺以镇龙魔，这便是小昭寺。另外，为了使女魔的四肢受到控制，还在藏地各处分别修建十二座寺庙，犹如在她的身上钉下十二根钉子，今西藏山南境内著名 的昌珠寺即“镇魔十二寺”之一，其余的大多已在文革中沦为废墟。
大昭寺还曾是噶厦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之一。自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 “甘丹颇章”政权起，噶厦分管财政、税务、粮食、司法、外交等部门便设于大昭寺二楼。以后，还有诸如“金瓶掣签”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在此举行。这表明， 大昭寺充分体现了西藏的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无法分离的特点：在宗教上，它是佛化世界“曼陀罗”的具象化；在人文上，它是千年尘世拉萨的中心。大昭寺的历史 也即拉萨的历史。
然而随着新政权的取而代之，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浪翻滚，凝聚了西藏传统的大昭寺，理所当然会被确立为“四旧”的象征，难逃被毁的厄运，这已是大势所趋，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大昭寺终究将成为事实上的革命目标。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但确切的时间对于很多当事者已不记得。或许那只是细枝末节，不必铭记。或许那些日子，每一天都与往日不同，具有破旧立新的意义，纷繁的事件穿插、重叠，使某一个日子在记忆中模糊不清。
然
而那天发生的事件，不论当时还是今天都令人震撼，如同西藏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地震。当年拉萨中学的学生久松（化名）回忆说，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
是去大昭寺破“四旧”。她的母亲肯定地补充道，那是一个星期三。那个星期三对于这位虔信佛教的藏族老人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就在那天，神圣的宗教殿堂
被公开践踏，庄严的宗教圣物被任意破坏，显然是老人一生中从未遭遇的劫难，所以在她的记忆里留驻。如果是八月下旬的星期三，那就应该是二十四日。
事 隔二十年，被列为“西藏党校增刊”的一本出版有限、内部发行的《西藏大事辑录（一九四九——一九八五）》，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八月二十四日 拉萨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破‘四旧’”。作为当时西藏自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西藏日报》，对此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 五）第一版，以《造反有理 革命万岁 拉萨“红卫兵”举起铁扫帚横扫旧世界》为题，用典型的文革语言将拉萨红卫兵在八月二十四日的那次“革命行动”抽象化、抒情化，至于事实上是如何“横扫”那 个“旧世界”却语焉不详，而对“革命行动”的目标——大昭寺，这座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如何被砸更是只字不提。
那 天，走上拉萨街头大破“四旧”的是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三月的西藏师范学校（前身为创办于一九五一年的藏文干部培训班，一九 八五年升格为西藏大学），大多数学生来自西藏各地的农村和牧区，文化水平很低，处于扫盲阶段；也有一些因为形势突变而离开寺院的还俗僧人在此学习。
拉 萨中学创办于一九五六年，一度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担任名誉校长、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担任校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中学，从当时拉萨仅有的三所小学吸收 生源，由初中逐级升到高中，其师资力量很强，除了教授藏文的老师是藏人（基本上是在“旧西藏”接受过寺院或私塾教育的上层人士），其余主要科目的老师都是 毕业于内地高等学府的汉人，有的还是内地大学的教师，或因出身不好或有政治问题而被“发配”进藏，但许多人是在共产党的宣传下，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从中国 各地奔向西藏的。像陶长松就是其中之一。
陶
长松是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在文革伊始登高一呼，从此一跃登上那变幻莫测的政治舞台达数年之久。他是率领学生们破“四旧”的带队老师，不久当上拉萨
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其对立面是简称“大联指”的“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的总司令，以至许多在西藏经历过
那个时代的不论藏人还是汉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陶司令”，后来还曾坐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的官位却又
随着文革结束沦为阶下囚。一九八0年代中期以后，以学者身份退居书斋。他是江苏扬州人，一九六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进 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授汉语文，在学生中颇有威望，这也正是他组建拉萨红卫兵和“造总”的资本。二00一年，我两度访问他时，仍在拉萨居住的他年过六旬， 虽已退休仍被西藏社科院聘请，主持政府的一些项目课题研究。三十多年过去，清癯依然的他依然是当年的那副装束：鸭舌帽、眼镜和中山服。从他文质彬彬的举止 上，实在无从想象在很多人那里听说的他当年是如何地威风凛凛。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汉人知识分子：内敛，沉静，儒雅；但慢慢地就有 了些许变化，曾经贯穿他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某种气质开始流露出来，充溢在他越来越激越的语调和越来越狂热的眼神里。这显然因为我们的话题是西藏文革的缘故。 尽管他有时会突然醒觉似的停住滔滔不绝的讲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会回到他曾经叱咤一时、辉煌一时且充满变故的从前。
关于拉萨红卫兵的出现，他直率地说：
西 藏地区要成立红卫兵，这是新生事物，当时这些学生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当时在拉中（拉萨中学的简称）是个年轻教师，也有些影响，我实际上也就负责了这个 事情。反正很快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具体日子真的说不清楚。可能是“八•一八”（指的是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以后就成立了。
最 早的红卫兵都是学生，因为内地都是中学生嘛。拉中领头的可以说是我，师校（西藏师范学校的简称）领头的是个外号叫“米米”的藏族男教师。不过因为我曾经在 师校上过课，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也比较听从我。但后来范围就很宽了，因为红卫兵很时髦，所以到处都是红卫兵，居民最多，单位里也很多。这也是因为毛主席一 下令，全国都要动起来。
红卫兵在大昭寺破“四旧”的情况是一个敏感话题，在其他事情上记忆力惊人的陶长松对此却有些泛泛而谈：
我 们并不是冲着砸寺院去的，我本人尤其不同意这么干，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文物，需要保护。而寺院被砸，主要还是跟普通群众有关系，他们也混在红卫兵的里面 进去了。红卫兵更多是在那些磕长头的人身上贴标语，说他们的行为是封建迷信，很快磕长头的就见不到了。有时去寺院骚扰一下也是有的，当成“四旧”嘛。但对 于红卫兵来说，即使砸寺院也并非乱砸一气，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们去砸的时候都一一做了登记。
去 大昭寺那次其实在里面的时间并不长，宣传部派人对我们说，总理有指示要保护，我们马上就撤出来了，后来很有可能是居委会的红卫兵又进去过。其实我们去大昭 寺就没怎么动，很快我们就出来了，因为周总理有电报。……说句老实话，红卫兵还是很听话的，给大家讲清楚也就没什么了。当时大昭寺是被砸了一点，但没有全 部砸得只剩下释迦牟尼一尊像。
周恩来的这项指示具体不详，从采访中获知是阻止砸大昭寺的指示，但并不包括其他寺院。
久 松惊讶地认出了照片上的自己。在这张合影上，她是第一排右边那个瘦瘦高高、裤子上有两个大补丁的女孩子。看上去很秀气，也很腼腆，而且不像其他同学，手臂 上没有红卫兵袖章，手里也没有红缨枪，显得孤零零的。久松说，那时候，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当不了红卫兵，也没有拿红缨枪的资格。
何 谓红缨枪？这是一种木棍上插着并不怎么锋利的金属矛头，并系着一束红穗子的古代兵器，在今天看似玩具，即使在当年也并不具备多大的杀伤力，应该说它的象征 性远远超出它的实用性。早在中共还是散兵游勇聚结于所谓“革命根据地”的中国乡村时，红缨枪已是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一个装饰性符号，和红领巾、红袖章等以 示有别的标志一样，拥有这类标志也就拥有了成为红色接班人的资格。所以，在特别强调一个人的“阶级成份”的文革时代，对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能不能获得 一杆红缨枪，乃是能不能划归到革命阵营里的一个大问题。
说起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的往事，当时壅塞心中的难堪和自卑仍令久松难以释怀。那时 候她是拉萨中学初六六级（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的学生，年仅十七岁。眼看身边许多同学都当上了红卫兵，她却只能背负着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包袱无法推卸，实在 抬不起头。她记得在砸大昭寺的前一天学校召开动员大会，语文老师陶长松语重心长地开导大家：虽然我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是“翻身农奴”的子弟，但我们并不是歧 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关键在于他（她）的立场和表现，这是可以选择的。明天的行动就是检验每个同学的机会，你是站在革 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就看明天的行动。
当时的拉萨中学，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为数不少。这是因为贵族、庄园主和商人之家历来有送儿 女上学的传统，但底层百姓苦于贫穷，哪里有能力让子女求学？为了吸引藏人不再沿袭把孩子送到寺院或私塾接受教育的习俗，更出于从中培养所谓“民族干部”的 目的，在1959年之前，但凡就读于拉萨小学和拉萨中学的学生，无论哪种家庭出身，统统每月都可领到政府发的三十块大洋（银元）。与中国内地当时的情形相 似，一个人如果家庭出身不好，肯定会被打入另册，也因此他们的学生时代十分黯淡。比如同样出身商人家庭、又因祖母“参叛”（“参加叛乱”的简称，指参加一 九五九年三月在拉萨发生的藏人反抗中共的事件。中共予以军事镇压，称其为“平息反革命叛乱”，简称“平叛”）而遭另眼相看的初中生次多至今难忘，由于他给 课本上的岳飞像画了一顶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帽子，被同学向班主任打了小报告，班主任虽是一个成分也不好的藏族老师，却很“革命”，就此事上纲上线，认为 次多对民族英雄岳飞怀有“阶级仇恨”，又是开批判会又是让他写检查，使得还是十三岁的次多痛苦难忍，甚至有了寻死的念头。那是一九六四年，“唯成分论”的 阴影已经笼罩在许多年幼的中学生身上。
截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实行寄宿制的拉萨中学总共十二个班（高中四个班，初中八个班），共计三六0多名学生，外加从其他县招收的两百多名出身贫苦的新生，一概住校。其中汉族学生近百人，可以享受与五十五名教职员工共用一个食堂的待遇，较藏族学生特殊化。
八 月二十四日，天高云淡，阳光灿烂。一大早，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们敲锣打鼓地到拉萨中学送大字报，这在当时是最时尚的“革命行动”之一。以居委会为主的 拉萨各单位的积极分子约上百人也赶来了。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传来语文老师谢方艺的声音，他要求全体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到操场集合。在发誓要把文化 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西藏各个角落的口号声响过之后，全校师生与各单位的积极分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拉萨城东进发。都说那时候从拉萨中学到 大昭寺的距离似乎比今天远多了，可能是这之间并没有如今那么多商号、闹市的缘故，一路皆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流沙河从色拉寺背后的高山上奔流下来，使得城北 一大片尽是今已不复存在的湿地和阡陌。走在前面的都是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将”，戴着红袖章，扛着红缨枪，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在后面的就不同了，有 的肩上扛着学校发的棍子，有的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这都是出身不怎么样的学生，属于“革命师生”。
可
是，为何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能够加入红卫兵呢？比如这张合影上站在第一排中间穿浅色上衣的那个女孩是高六六级（一九六九年高中毕业）学生，出身于贵族
世家，按理说是不可能戴红卫兵袖章的，也不可能拿红缨枪的。第一排左数第三个女孩是她的妹妹，也是一位红卫兵。又比如右图上的两个女红卫兵出身于商人之
家，本也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像她们这种人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阿达”的孩子。“阿达”是“三大领主”的意思，属于被视为专政对象的“黑五
类”（即当时中国内地所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据说在破“四旧”时，冲在前面的有不少“阿达”的孩子，其理由是为了改造思想，“三大领
主”的后代被认为最应该将功赎罪。在这张合影上，第一排左一那个只有大半边身影的人正是语文老师谢方艺，他是学校团总支书记，也是拉萨中 学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后来是“造总”的头头之一，一九八0年代末调回老家福建，现已去世。据说正是这位谢老师在这次去大昭寺之前，专门挑选了一批家庭出 身不好的学生，于是，本来不可能戴红袖章、拿红缨枪的“阿达”的孩子们，也有人因表现积极而当上了红卫兵。事实果真如此吗？时光流逝不过四十年，却已有如 许多的疑窦丛生，对于当时为何不是红卫兵或者为何不努力成为红卫兵，恐怕久松自己也很难说得清楚了。
被辨认出的还有第一排左五、左六、左八三个女孩，都是汉人，是初六六级汉族班的学生。
需 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当天部分师生的合影。那么其他人为何没有参加合影呢？还有，这是在砸大昭寺之前拍摄的，还是在砸大昭寺之后拍摄的？如今说法不一。不过 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这幅照片给很多当年的参与者带来莫大冲击，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或者自己熟悉的人就在这合影当中，霎那的愣怔之间往事纷纭，已掠过眼前， ——那是他们并不愿意回首的青春往事。有人神情复杂，良久才说：“我们也是历史的罪人啊。”
延伸阅读：
附：《杀劫》出版资料：
书名：《杀劫》。
作者：泽仁多吉摄影；唯色文字。
出版社：台湾大块。
出版日期：2006年。
定价：350元。
邮购：1、大块文化
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Searching.aspx?bs=%e5%94%af%e8%89%b2&kd=2
2、博客来网路书店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22429
《杀劫》获《中国时报》2006年度中文创作类十大好书奖。并被译为日文和藏文出版，目前在译英文。
作者：泽仁多吉摄影；唯色文字。
出版社：台湾大块。
出版日期：2006年。
定价：350元。
邮购：1、大块文化
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Searching.aspx?bs=%e5%94%af%e8%89%b2&kd=2
2、博客来网路书店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22429
《杀劫》获《中国时报》2006年度中文创作类十大好书奖。并被译为日文和藏文出版，目前在译英文。
[通吃 http://like-chilli.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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