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但因成了中国的禁书，五年来想看这两本书很难，作为文字作者的我因此决定连载《杀劫》。
“杀劫”是藏语“革命”的发音，汉语拼音为“Sha Jie”。传统藏语中从无这个词汇。半个多世纪前，当共产党的军队开进西藏，为了在藏文中造出“革命”一词，将原意为“新”的藏语词汇和原意为“更换”的藏语词汇合而为一，从此有了“革命”。据说这是因新时代的降临而派生的无数新词中，在翻译上最为准确的一个。
藏语“革命”在汉语中可以找到很多同音字，我选择的是“杀劫”，以此表明二十世纪五0年代以来的革命给西藏带来的劫难。四十年前，又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卷西藏，于是“杀劫”之前被加上了藏语词汇的“文化”，而其发音，汉语拼音为Ren Lei，与汉语的“人类”发音相近，所以用汉语表达藏语中的“文化大革命”一词，就成了对西藏民族而言的 “人类杀劫”。
【目 录】
序（王力雄）
关于照片
Ⅰ 砸烂旧西藏
◎ 砸大昭寺
◎ 斗“牛鬼蛇神”
◎ 换新名
Ⅱ 造反者的内战
Ⅲ 龙在雪域
◎ 军事管制
◎ 全民皆兵
Ⅳ 毛的新西藏
◎ 革命委员会
◎ 人民公社
◎ 造新神
Ⅴ 尾声
序
·王力雄·
一
九九九年底，我收到唯色寄来的邮件，里面有数百张底片。那时我们还没见过面。她在信中告诉我，底片是她一九九一年逝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所
拍。她知道这些底片很珍贵，却不知道该怎么用。她虽然和我从未谋面，但是看过我写的关于西藏的书，相信我会很好地使用这些底片，因此决定把底片送给我。
我戴上手套，对着灯光看这些底片。很快我就断定，我不能接受这份馈赠，因为它实在太过珍贵了。
中
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事件，它除了是一段空前绝后的奇异历史，还关系到对人类走向的探索，因此一直受到众多研究者关注。幸运的是，因
为文革波及广泛，距离时间又不太远，留下的资料可以用浩如烟海形容，世界各国的重要大学和图书馆都有收集。即使在文革研究遭到官方禁止的中国，文革资料在
民间也多有流传。
然而，无论是在文革研究方面，还是在文革资料收集方面，一直存在一个空白——西藏。目前对文革资料收集最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二00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收入了上万篇文件、讲话和其他文献，其中关于西藏的文献只有八篇；美国华盛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收入三一00种红卫兵小报，其中西藏的小报只有四种。正如文革研究专家和文革资料编纂者宋永毅在给我的信中感慨：“西藏材料可以说是奇缺……我们对西藏文革实在了解得太少了！”
即使在官方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也是一个断层。六年时间留下的材料仅有三份。文革初期最热闹的两年竟然一份材料也没有。
当
然，西藏文革的资料肯定存在，至少在文革中掌握西藏重权的西藏军区就保存得相当多。但那是一个深埋的黑箱，卫兵把守，绝不外露。跟所有被中国官方掌握的文
革资料一样，被当作不可见天日的“绝密”。文革不仅是会使中共痛楚的旧疤，而且挖掘下去，会触及中共制度的根本，所以尽管已过四十年，文革在中国仍被列为
不可触碰的禁区。
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个尴尬，西藏则是另一个尴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双重禁区，愈加不可触碰。中共统战部一九九九年编辑的《图说百年西藏》画册，数百幅照片中竟然没有一张文革期间的照片，似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时间在西藏历史上不曾存在！
面对这样的有意抹煞，“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愈发显得千真万确。如果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是文革研究的空白，文革研究就是无法完整的。由此而言，唯色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与
其他资料相比，照片的客观性相对最强。文字、口述、采访等免不了与当事者的主观性——立场、目标、记忆和解释等——有关，灵活多意，容易遭受怀疑和否定。
照片则是历史瞬间的凝固，当时光影所投射的每个象素都具有不可否定的性质，属于“铁证”。以往西藏文革的文字材料奇缺，西藏文革的照片更是少到不能再少。
多年来，正式发表的西藏文革照片只见过一张（台湾《摄影家》杂志第三十九期）；用google做中、英文搜索，全部互联网上找到的西藏文革照片也只有一张！唯色父亲的数百张西藏文革底片，价值由此可想而知。
我回信告诉唯色，我可以帮助她，但是让这些照片见证历史不是我这个外族人的职责，而是应该由她自己承担。
从那时到今天，六年过去了。唯色围绕这些照片所做的漫长调查和写作终于完成，她父亲的照片得以在四十年后重见天日，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也因此不再空白。
愿她父亲往生的灵魂安息。
顺便说一句，唯色今天已是我的妻子。
感谢这些照片。
二00五年九月十七日
（又及：我父亲在三十七年前的这天死于文革迫害）
关于照片
·唯色·
二00二
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当我把这些照片从纸袋里取出，五十七岁的霍康·强巴旦达的反应令我震惊。他是个高大、沉默的拉萨人，开始只是翻来覆去地看着他父母和外
公被当作“牛鬼蛇神”斗争的照片，很平静的样子，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恸哭起来。他的那种恸哭没有声音，只是浑身颤抖，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身边的人，泪流
满面。他就这么哭了许久，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半响他才哽咽道，当年我父亲曾说过，在批斗时他看见有人在拍照，我当时不在拉萨，还以为我一辈子也不会见到
这样的情景……
霍康·强巴旦达终于看到的照片，是我父亲泽仁多吉在四十年前拍摄的。
我父亲是西藏东部的康巴藏人。按照西藏传统的地理观念，整个藏地由高至低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的说法。一九五0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要“解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西藏同胞”，从中国的西南方向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沿途吸纳数百名年轻藏人，其中就有我年仅十三岁的父亲。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燎原，我出生在西藏军区总医院。此时我的父亲已是中国驻西藏军队的一名军官，亦是一位热心的摄影爱好者。从懂事起，我经常见父亲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九一年，仍在军队任职的父亲病故于我出生的那所医院。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我保留了这些照片，但当时并不知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间照片。
直到一九九九年，我读了从海外传到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决定把父亲的照片寄给书的作者——中国作家王力雄。当时的想法只是，与其让父亲的照片继续沉没箱底，不如提供给一位能够公正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或许能发挥一些作用。
未曾谋面的王力雄把照片又还给了我，并在回
信中说，这些照片再现了西藏一个被抹煞的时代，属于应该恢复的西藏记忆。一个民族的传承靠的是对历史的记忆，而用“记忆”对抗“遗忘”是每一个有良知者的
责任，也许这就是我父亲留下这些照片的心意。他的话打动了我。从那以后，我被这些照片牵引着，进入了艰难、漫长的采访与写作之中。
六
年来，我采访了七十多人，基本上与我的父母同辈，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西藏天翻地覆的几十年历史紧密相连的，大多数是藏人，也有汉人和回族，如今他们或者
是退休干部、退休军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还在其位的官员、仍在工作的学者、虔心侍佛的僧侣等等，但当年，他们中有红卫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
神”、有“积极分子”……我带着王力雄帮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在拉萨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开，一幅幅传递。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发一段苦涩回忆。
很
多人的回忆都夹杂着难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说。我总是默默倾听着，不愿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闪失打断了他们并不轻松的回忆。我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终于流露或泄
露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往往是对这些照片详细的说明或补充。多少回，当我整理录音时，反复倾听他们的惊栗、叹息和忏悔——“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
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这时我总是感到，直面历史和创伤的确很困难。
感谢我的父亲，不论他出于什么动机，他留下的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见证；感谢我的母亲，她容忍父亲把相当一部分工资消耗于被当时人们认为无用的摄影；感谢王力雄，他不仅是我写作此书的推动者，如今是我的先生；感谢西藏学者才旦旺秋，他为此书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划，并提供了他的采访和翻译；感谢远在波士顿的Carma Hiton，为我做了照片的保管和扫描；感谢台湾大块出版集团的郝明义先生，使这些照片和调查文字公诸于世。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采访的长辈们，许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为了他们的安全，书中对其中七人使用化名（三位男子以藏语的星期日期替代，四位女子以藏语的二位数字替代）。令人难过的是，其中已有两人病故。
出于诸多考虑，我原本打算署名亦用化名，但是二00三年九月，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认为有“政治错误”而遭查禁，我也被解除了公职。这恰是西藏今天的现实，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依然与文革时代如出一辙。这也使我不再有顾虑，决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以真实身份出版此书。
最后，我要转录一九五九年逃离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师——索甲仁波切在他的著作《西藏生死书》中的一句话：“我愿把本书献给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难的人，他们见证了他们的信仰和佛法的殊胜景象被摧毁”。
二00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亡故二十九年整
附：《杀劫》出版资料
书名：《杀劫》。
作者：泽仁多吉摄影；唯色文字。
出版社：台湾大块。
出版日期：2006年。
定价：350元。
邮购：1、大块文化
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Searching.aspx?bs=%e5%94%af%e8%89%b2&kd=2
2、博客来网路书店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22429
获《中国时报》2006年度中文创作类十大好书奖。并被译为日文和藏文出版，目前在译英文。
来自： 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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