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上爭論日趨白熱化，胡錦濤更加緊在組織上做接班的準備。
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胡錦濤的體會則是：“政治路線沒確定之前，幹部也是決定的因素。”隨著胡錦濤在中共高層的崛起，“共青團派”擴張勢力由未來時和過去時，變成了現在進行時。而臨近中共十六大，胡錦濤接班在即，權力交接和政治佈局步伐加快，共青團派成員的職務變動也加速，每個月、每個星期、每一天，都有人從一個崗位升遷到另一個崗位。
借用“第三梯隊”和鄧小平創造的“第X代核心”這樣兩個詞，我們可以說“共青團派”有三個梯隊，核心恰恰是“三胡”：
第一梯隊核心：胡耀邦（1915年－1989年）；
第二梯隊核心：胡啟立（1929年－）；
第三梯隊核心：胡錦濤（1942年－）。
胡耀邦是第一梯隊核心。正如我們在第四章曾經提到的，“共青團派”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壇上，曾經叱咤風雲了一番。那是因為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後改任總書記，曾經在共青團工作過的許多人，這時候在政壇上都成了氣候，呼風喚雨，煞是引人注目，例如胡啟立、李瑞環、錢其琛、王兆國、賈春旺、喬石、吳學謙、朱良、錢李仁、朱厚澤、項南、艾知生……等等。
1987年年初胡耀邦黯然下台，團派第一梯隊使命結束，共青團派聲勢也隨之重挫，多數團派成員原地踏步，在一段時間之內沒有升遷，卻也沒有跌落。
1987 年秋，比胡耀邦小14歲的胡啟立，在黨的十三大上升任政治局常委，頗使共青團派成員喜出望外了一陣。但沒想到剛過一年多遇到“六四”，胡啟立被趕出決策圈，後來貶為電子工業部副部長、部長，再後被安排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爲權力圈的邊緣人士。“共青團派”即使還有受提拔重用者，像錢其琛就氣勢如虹，成為外交界說一不二的實際掌門人，但這些人哪裏還願凸現共青團色彩？
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崩潰，中共元老年齡老化不可抗拒，掌權者不得不重新重視選拔接班人。客觀現實是：可以相對信賴、又可以相對避免社會反彈的人才群體，仍然是共青團的幹部，他們比較接近中共遴選拔擢人才的標準。1992年6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與團中央聯合舉行全國性會議，總結與推廣如何以共青團組織向中共推薦接班人的經驗。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兼國務院人事部長趙宗鼐在會上強調：“共青團員是黨組織是發展青年黨員的主要來源，團組織‘推優’（推薦優秀人才）是黨組織發展青年黨員的主要渠道”，“這樣是關係到保證黨的事業後繼有人的百年大計，是為保證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
說的是基層團員、黨員，但是其含義卻延伸到高中層官員。這一形勢，在客觀上為當時即將上任的胡錦濤，形成了“共青團派”再次崛起的背景。而胡錦濤當時甄別審查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對象，也無疑有相當一部分人曾與共青團有這樣那樣的淵源。不論胡錦濤本人是否意識到、是否願意承認，他注定要成為“共青團派”第三梯隊的有凝聚力的新核心，他注定要被人們視作“共青團派”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掌門人。
談到中國的政壇，“太子黨”、“共青團派”、“祕書幫”這幾個詞是常常提起的。
“祕書幫”的概念，只是指出某人是當祕書起家的事實，由祕書而青雲直上者，多與其昔日的上司構成縱的淵源關係，與其上司一榮俱榮、一枯俱枯，卻很少能與別的前祕書們橫向同氣相求。後來，情況出現了某些變化：在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王寶森、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腐敗案件中，都可以發現祕書們沆瀣一氣，狼狽為奸，聯手作案，利益均沾。但這並不表明他們是以“祕書”為結幫標準，他們不過是以利益為旨歸而已。
而 “太子黨”，是指某人具有“紅色高幹血統”。並不是說“太子”們真正成了能彼此呼應、協調行動的“黨”。中共上層的長期政治爭鬥在“太子”之間留下的創傷和其它後果，已把“太子黨”拆得支離破碎，各立山頭，各佔天下，但他們因爲在成長歲月中有相似環境和共同遭遇，所以有相近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即便父輩相互是政敵，子女有時也還是“不計前嫌”。太子與公主們都具有極大的能量，在各個領域，共產黨權力體系中的要害系統和部門，國有企業中把持了重要的權柄。
不用專門去調查統計，把手邊大家耳熟能詳的列一列，就有：
鄧小平家族，葉劍英家族，王震家族，薄一波家族，李維漢家族，烏蘭夫家族，賀龍家族，江澤民家族，李鵬家族，習仲勛家族，粟裕家族，彭真家族，萬里家族，聶榮臻家族……還有曾慶紅、俞正聲、何光煒、劉延東、王歧山、陳元、廖暉、潘岳、周小川……這是一個長得看不見盡頭的名單。尤其值得重視的，就是活躍在軍隊裏的大批“太子黨”，佔據了作戰、情報、軍工、國防科研等等極多關鍵性崗位。
與“太子黨”“祕書幫”這一“黨”、一“幫”比起來，“共青團派”倒確實像個“派系”樣子。在中共對黨內小團體如臨大敵，絕不給予任何生存空間的情況下，“共青團派”固然不可能有成形的組織，更不可能有什麼成文的綱領，但是“共青團派”的存在則無可否認，其成員不僅有感情的紐帶，有昔日上下級隸屬關係，還有很多在後來工作任務中互相配合的機會。
與前述一“黨”一“幫”相對應，共青團派的官員非常普遍地上下提攜呼應：一個前共青團幹部，很可能將他原來的團內下屬繼續提拔重用，逐漸在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形成氣候。
九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共政壇上崛起又一個群體：“海龜”（海外留學歸國者），與“共青團派”和“太子黨”並列。但是“海龜”目前崛起政壇的人數還較少，多半是在金融、法律、科技等專業性很強的部門的領導崗位上，尚不足以挑戰“共青團派”和“太子黨”。
與主要憑藉父蔭、先天擁有豐厚政治社會資源的“太子黨”不同，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共青團派”很多人出自平民階層，通過自我奮鬥而冒升的——儘管“共青團派”中也有劉延東、李源潮這樣的“太子黨”成員，他們的成長經歷將影響他們的執政取向。如果說“太子黨”服膺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更理直氣壯強化自己的精英身份，那麼“共青團派”倒是更願意凸顯大眾平民色彩，更多地呼喚公平。有政治學者分析說，在自由與平等這兩端，他們更傾向於“平等”，包括平等地被選舉、受教育和提拔的權利，也更關心弱勢群體，更願意擺出下層民眾利益代言人的姿勢。
從“太子黨”與“共青團派”的爭奪，我們隱約可以看到中國自魏晉以來的門閥世族與庶族寒門矛盾的延續；而從雙方在價值取向上的分野，我們也依稀可以嗅到類似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政策對峙氣味。這種爭奪未來是否可能演變成某種有中國特色的體制化的制衡格局？值得關注。（《他領導中國：胡錦濤新傳》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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