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血路──1989

北京没有春天。　

干冷干冷的冬季﹐干热干热的夏季﹐再搭配一个天高云淡﹑寥廓无比的季节——令人怀恋的秋天。　

应是春天的日子了。这座城市阴沈着﹐依然冷峭。塞外的风越过长城﹐挟着黄土的粉末﹐把天空染成像这个民族一样的肤色。没有春雨﹐间或有些晦暗的云﹐像一床旧棉絮捂着国都﹐空气被榨干了﹐欲哭无泪。　

这个季节很多事。近几十年左右历史走向的大事件通常都选择这个时分。　

北京的心脏博大而宏伟。凝固着帝王气象的古建筑沿南北中轴线一字排开﹐嵯峨肃穆的宫殿并不因逾代隔世而稍减威严﹐檐脊的瑞兽昂扬着中华上国之古风﹐教人讶嗟往昔之盛朝气象和举世无匹的国力。而东西两侧却是共和景象，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巍然相对﹐象征着一个时代。这种皇朝与共和的奇异混合﹐在居东西南北之中的毛主席纪念堂有最强烈而集中的体现﹐一如躺往里面那位冰冻的长眠者﹐人们迄今无从概括其真实形像。是旧世界的埋葬者﹖是开国皇帝﹖是农民知识分子﹖是暴君﹖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代宗主﹖是孤独的﹑不为同代者所理解的空想家﹖抑或是一个不惜将整个民族的命运作社会实验的理想迷狂﹖　　　 

只有一点很清楚﹐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他是巨人﹐他周围的支持者及反对者都是侏儒。　

他死了。这个时代并不因此结束。他化为石像和图腾﹐祭坛之下﹐一切的梦想与痛苦﹐迷惑与挣扎都在漫长地延续。　

这群风格矛盾的庞大建筑物围拢着一个空间﹐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天安门广场。这座舞台只有上演震撼全世界的历史事件才配得起它的壮阔恢宏。事实上﹐已经不只一次地演出过了。这些划时代的大事件足以改变人类的思维定式和国际的政治型态﹐却偏偏未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哪怕一分一毫。　

这是一个谜。曾有无数人充当过大时代的见证﹐仍是百思不得其解。　

天安门广场西南﹐有一排高层公寓﹐其中有一间临街的房子﹐可以远眺广场。那是我的家。　

现在我已失去了这个家。　

我和千百万试图缔造历史的同胞一样﹐身历了惊天动地的五十日﹐终于遭到最惨痛的失败。　

89民运改变了世界﹐传递火种的前驱却倒在血泊之中。　

这是中国人最辉煌的记录﹐亦系最耻辱的一页。　

一、

6月3日凌晨。　

北京人在床上﹐学生在帐篷里。营地的旗帜呼拉拉卷着广场上的风。　　　 　 

戒严以来持续的懮愤﹑焦虑﹑警觉已徐徐松弛成酣梦。人民的血肉长城令几十万大军始终无法开入首都﹐连日来盘旋于广场上空的军用直升飞机遁去无踪。报载﹕围城部队已后撤10-20公里﹐并安营扎寨﹐一时再无异动。　

北京人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感。和平正义与枪杆子对峙的气壮山河的史诗场面﹐令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民气从来没这样昂扬过。　

假如执政者收敛其雷霆天威﹐承认这次全民运动的爱国民主性质﹐并与之共商改革大业﹐这磅礡大潮所转化的能量﹐将使中国进入一个最朝气蓬勃的新纪元。　

确实有这样一个孤独的声音在广场回荡过﹐然那张眼泪纵横的脸上刻着的却是「绝望」二字。没有人真正悟透﹐一帮八十多岁的老人尚且不能容忍一个七十多岁的同僚不和谐的声音﹐又怎能容忍广场上数十万条年轻的喉咙发出的激昂吶喊﹖　

然而，青春的血潮和青春的思维咸认为，人海旗林的隆隆声威足以压倒一切远虑近懮。　

进入6月﹐大气中不祥的气息确实在减褪。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全部威慑力只剩下水准类乎军营墙报一般低劣的宣传战。甚至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也一直顽强地发表隐晦地支持学生的文章﹐并和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结成神圣同盟﹐和死硬派的《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列阵对垒﹐大唱反调。　

局势是如此混沌﹐京城上空尽管战云积聚﹐广场上十数万年轻的革命圣徒﹐衷心祈盼着圣灵般的奇迹──几千年的专制阴魂会被一张「非暴力」的符箓镇住﹐颤巍巍地匍匐在洁白的民主女神像脚下。　

二、

凌晨2时半　

一个惊惶的声音穿街而过──「市民快出来﹗大兵进城啦﹗」　　　 　 

我隔窗眺望时﹐那声音已远去。惨黄的碘钨灯映照着空荡荡的前门大街﹐绝无军队踪影。要进入广场﹐这里是西南方向唯一的信道。　

自5月下旬﹐广场频频「告急」﹐市民闻风而动﹐巳经有了「狼来了」的心理疲态。我伫立好久﹐广场上并未传出异常声浪﹐学生广播站也无示警。　

我钻回被窝﹐毕竟睡不着了。　

凌晨3时许﹐电话铃响﹐友人从南池子附近打来：「鬼子进村啦﹗」　

我骑车至东长安街。一幕「全民截兵」的壮剧已近尾声。宽阔的路面布满市民伧促设置的路障﹐臂挽臂的血肉人墙更是重重叠叠。此处距广场仅一箭之遥﹐夜半突袭的军队竟无法逾越这最后的两百米。望去几千军人已被群众分割包围﹐沮丧地退到人行道树下﹐在浓黑的阴影里沉重地喘息。谁也未见过堂堂人民解放军是这般扮相的﹐这些军兵们都没穿军装﹐白衬衫﹑花格子衫﹑圆领衫﹐五花八门﹐显见得是一次精心伪装的偷袭。他们看去都是徒手。只拎一包压缩饼干之类的物品。其后才知并非如此简单。士兵们一概缠两条军皮带﹐拉扯撕缠的混乱之中﹐地面遗落磨尖的铁条﹑匕首﹑钢筋﹑尼龙绳索﹑甚至还有菜刀等物证。我眼见有市民拾起送还军人﹐有的接收有的则拒绝。随后﹐队形凌乱的军人开始后撇。　

那些非军事装备﹐于我迄今是个谜。人民解放军要用这类江湖帮会般的器械去收拾学生﹖抑或突进广场后丢弃于地以栽赃人民﹖　

无论如何﹐戒严部队一改青天白日下列队进城的方式﹐而对和平的学生市民采取夜半伪装的偷袭﹐这是要写进军事史的。　

更何况﹐它竟然失败了。　

　　「军队行动时间﹑方式﹑着装均属军务﹐任何人不得干预。」　　　　　　　　　　　　　
──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请注意﹐这不是事前警告﹐而是事败后羞恼交加的通告。　

当其时﹐我曾有过闪念﹕凭这六﹑七千便装军人﹐就算使出那些黑帮式的器械﹐能否剿平和肃清天安门广场为数众多的学生﹐实属疑问。更不用说﹐黑夜便装行动更易令场面混乱和失去控制。　

事件的真像很快昭然。　

三、

东路已稳﹐我骑车向西﹐不多远就到了六部口。眼前展现的是官方丢尽颜面的一幕。此刻发生的事情﹐是官方指为「反革命暴乱」见报率最高的「证据」﹐恰巧﹐事件的过程我尽收眼底。　

一辆挂着民用牌照的廿四座旅游中巴﹐刚驶过北京音乐厅就被学生截停。车内约有十条汉子﹐平民化装束掩盖不住军人的精悍之气。学生请他们说明身分和出示证件就放行。军人先是支吾而后沉默。市民旋即包围此车。一支外国电视采访组闻风而至﹐摄像灯光之下﹐学生从窗口钻进车内﹐其发现令人震栗。车内堆满的麻包和纸箱装的是奇型怪状的凶器──一端尖利一端带弯钩的铁笔﹑短匕﹑套着软塑料管的薄钢片圈。有识者说﹕此圈套在人脖子上─拧﹐廿秒钟内就要窒息。学生在车顶展示这些物证﹐激起群众一阵阵怒吼。车内军人神情紧张﹐似有更重大的隐密而默不作声。直至天色初亮时﹐学生又在麻包里发现一批自动步枪﹑机枪和大量弹药。还有两个可随时更换的掩人耳目的民用车牌。　

原来这次大行动是部队从东突袭﹐武器从西路偷运。而这时官方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定性词尚未构思出来。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北京市长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这些「歹徒」正是学生。他们与车前座那位军官模样的人交涉﹐然后将三枝自动步枪和一挺机枪递到车顶架起来示众。车内军人没有作出任何行动阻止。　

群众哗然﹐激愤地彭彭拍打车厢。但整个场面都在学生纠察队的控制之中﹐没有一枝枪一粒子弹被「抢夺」或挪动到这辆旅游车范围之外。自始至终﹐唯一的「暴力」插曲是一个小伙子探头和车前座的军官理论（或是怒骂﹐我听不见）﹐说着说着倏地抽了军官一记耳光﹐即刻被群众拉开并规劝一番。车内军人要解手﹐均由学生手拉手护送到音乐厅公厕。这对「人民子弟兵」的名号固然是深刻的讽剌﹐然谁能料到那些年轻的东郭先生将在一昼夜之间得到怎样的回报﹖　

上午近10时﹐初夏的阳光挣脱雾霭和工业废气的笼罩﹐洒落这座自「八国联军」以来从未领略过炮火硝烟的古城。很奇怪﹐当日有人向天安门城楼毛的画像撒上污糟颜料﹐顷刻间满城狂风大作﹐飞砂走石﹐而6月3日这一天﹐天象毫无警兆﹐北京城晴朗得没有道理。　

这时﹐昨夜发生在复兴门的命案已经风传。一辆武警军车超速﹐辗死二人﹐重伤一人。官方传媒发话﹐那是中央电视台借用了的一个军车。如果相信此说﹐在场群众发现车内警服﹑警棍﹑刃子﹐也可解释为拍戏的道具吧。这类偶然性的事情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刻﹐其后果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面对官方剑拔弩张的架势﹐学生再次诉诸社会的公义良心﹐坚执「和平﹑非暴力」原则﹐号召各界人民下午2时举行全市大游行﹐以哀兵之阵对当局作最后的泣血之谏。　

近11时﹐我返家小憩﹐准备参加下午的大游行﹐但思潮澎湃﹐连打个盹也不能。便给城西的一位作家朋友打电话﹐告知凌晨至今之所见﹐对方说了句﹕「我气得直哆嗦﹗」又表示今晚要来我处。　　　 

这日民情确实已达沸点﹐自中午起﹐整条长安街已水泄不通地涌动着既惊又怒的人海。有秩序的游行实际上已无法组织。连日来京城趋于平和的气氛已荡然﹐出现了自5月23日以来的民运高潮﹐义愤溢然的人群振臂吶喊﹐高举V形手势﹐连公共巴士顶上都站满了头缠红布条﹑挥舞旗帜的青年。高亢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如怒涛般拍击着历代帝王血色的宫墙﹐栖身于故宫殿檐的燕雀呼啦啦惊起﹐久久落不下来﹐场面之宏大﹐望去似为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翻版。　

任何一个民选政府﹐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除辞职下台或立即和人民对话谈判﹑颁布「罪己诏」﹐实在已无其它选择。　

现代中国有过这样的政府吗﹖现代中国会有这样的政府吗﹖　

当局早已作出最决绝的回答﹕一步也不能退﹗　

「如果学生绝食时政府以对话方式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否定『426』社论﹐承认他们的非法组织﹐他们也不会善罢干休﹐也仍然会以其它借口继续制造事端﹐扩大事态﹐也仍然会在非法组织合法化后﹐进而建立反对党﹐进行长期斗争。如果5月20日不采取对北京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的措施﹐6月3日戒严部队不强行入城﹐他们还是要继续使动乱和暴乱升级﹐扩大到全国﹐逼迫政府下台﹐或以所谓『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推翻共和国。」──《平暴「备忘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6日　

四、

下午2时﹐预料中的军民冲突果然发生了。从中南海西门和新华门冲出大批军警两路夹击﹐用催泪弹﹑电棍﹑大棒殴击和驱散人群﹐夺回在六部口的旅游巴士。当时我在广场﹐只隐约听见一阵异响﹐其后有学生举着血衣和催泪弹残骸游行过来。　

应该说﹐军方动武抢回这辆伪装的军械车﹐理由是成立的。尽管当初把这一车奇形怪状的凶器和「装有子弹的机枪」运到市中心显然没甚么道理。　　　 

且按下我没亲眼目睹的一幕不表。最令人疑惑的是人民大会堂西门那起长达数小时的军民对峙。3时半﹐潜伏在人民大会堂内的数千军人突然从西门开出﹐旋即被上万群众包围。军队行动目标不明。人民大会堂居高临下﹐完全清楚这个地段是人海怒涛的中心﹐此时出来列阵示威﹐实不知意欲何为﹐这些官兵和戒严初期入城不遂的那些军人大大不同﹐对群众的斥责反应异常强烈﹐不一会就发生几起军民扭打﹐十几名学生和市民血流满面地被扶走。敌意对峙数小时后﹐学生亮出证件和军官谈判。军队终于答应「撤回大会堂﹐48小时不再出来」﹐群众即时让路﹐并鼓掌夹道欢送。　

此时暮色初临﹐充满火药味的一个长昼即将过去﹐大致可算有惊无险。血肉长城又一次挡住了滚滚铁流。学生与市民个个意气风发﹐天理与民心不可轻侮﹐大凶之日的劫厄都能渡尽﹐民运的火炬也定将熊熊燃烧﹐一直坚持到6月20日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给危难之中的民族命运以─个新的转机。　

人们甚至会想：「48小时」﹐足以发生好多事﹐无论中南海的宫墙里还是全世界的骨肉同胞﹐都会激发出石破天惊的能量﹐霎那间将历史改写﹗　

这是多么天真烂漫的想象﹗　

五、

「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我刚到家﹐妻子告我﹐北京电视台刚刚播出这「紧急通告」。我的心倏地揪紧了﹐连忙屏息守候中央电视台7时播放的「新闻联播」﹐却没播这则通告。北京电视台新闻早播出半小时﹐一向收视率不高。民运期间更见其低﹐能看到的人恐怕也有限。　　　 　

我拨电话给作家朋友﹐他果然没看到这「紧急通告」的播出。我告他﹕「今晚广场要出大事﹐我会在现场作历史见证﹐你路远﹐不安全﹐别过来了。」对方沉默着﹐只听见沉重的喘吁﹐末了他说﹕「保持电话联络吧。」　

我三两口扒了碗凉拌面﹐又匆匆赶到广场。　

纪念碑前依然旌旗猎猎﹐学生却无往日多﹐经过一夕数惊的折腾﹐重见太平﹐北京的学生大都回校或回家休整去了﹐广场上以外地学生为主体﹐最教人讶然的是﹐广播站沸沸扬扬﹐不停宣告着通过长途电讯「海峡两岸对歌」以及「广场民主大学」成立的消息。　

这就是大屠杀前夕学生的精神状态。他们当中好多人到生命最后一息﹐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反革命暴徒」。　

苍天昭昭﹐请记住民主女神下这最后的罗曼谛克。

六、　

甚至于我亦骤生疑惑﹕事态或许不至太严重﹖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权威性大可置疑。毕竟戒严以来十余日已无一个党政军要人在电视上露过面了。　

首传警讯的是西南路。　

天将入黑﹐前门西大街突然出现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前锋﹐以强行军姿态衔枚疾进﹐直奔广场。约一个连的的军人个个浑身精湿﹐跑得摇摇欲倒。从供电局至前门几百米马路上﹐已有六﹑七名士兵昏厥倒地﹐队伍只管向前冲﹐竟置躺倒在路心的战友于不顾。显见得是接到死命今﹐限时限刻到位。　

北京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直至士兵突进广场前的一剎那﹐市民才伧促组成人墙堵截。筋疲力尽的官兵就势一摊泥似的坐下﹐疾跑之后的骤然静止﹐又导致多人虚脱昏迷。有市民指点不太远处有急救中心﹐并协助架走半休克的士兵。此时﹐人群如堵﹐齐声唱起《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闻讯赶来的学生纠察队匆匆跑进电话亭告急传警。　　　 　 

这支前锋分队喘过气来﹐似也茫不知所措﹐任何一个方向都无友军踪迹﹐即使怀有密令﹐此情此景﹐也难有什么施为。半小时后﹐这支分队原路撤回。市民欢声雷动﹐个个神采飞扬。殊不知这场「遭遇战」是89民运「和平﹑非暴力」主义的最后一次胜利了。　

天色尽黑。过于冒进的孤军无助而退﹐反助对方召来援兵。不久﹐各院校的学生打着旗帜增援广场﹐学生纠察队则开赴各路口组织堵截。市民群起设置路障﹐喊着号子搬动路心的铁栏和水泥隔离墩﹐更用公共巴士堵住前门通广场的要津。　

七、

大军压境﹐北京人士气依然高昂。他们未遗忘13年前另一次悲壮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北京人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创造了一个时代﹐现在他们更要着手创造另一个时代。　

我遍体血潮陡涨﹐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将在广场立见分晓。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将要熬过一个无眠的夜晚﹐等待破晓。　

「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暴乱。」──《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北京市委宣传部6月5日。　

不再有幻想。尽管没人知道「暴乱」这个词﹐光明与黑暗的总决战已拉开序幕。当局拟祭出13年前的木棍铁棒﹖改用摩登的催泪瓦斯﹑高压水龙﹑电棍﹑橡皮子弹﹖抑或各路大军一拥而上﹐刺刀枪托加上当日凌晨曝过光的江湖帮会器械﹖　

倘是如此﹐面对宁折不弯的北京人﹐场面之惨烈将是耸人听闻的。　

然而﹐真若如此﹐尽管失之原始和粗暴﹐但对国际政治行为准则的超越毕竟是有限度的。世界仍会一片哗然﹐齐声谴责﹐最终总会不了了之。急火攻心的当局既立心镇压﹐全少应衡量和筛选一下镇压的方式。不幸﹐他们并不具备这起码的心智水准。一个缺乏应变能力的政府﹐不但要输掉民心﹐更会把整个国族的命运葬送掉。　

更不幸的是﹐人民虽已领教过当局的铁石心肠﹐却仍未料及它愚蠢和野蛮到了何等程度。　

20世纪未的一场大血祭﹐就这样宿命般的设坛于中国的北京。　

八、

夜色苍茫﹐广场四周的帝王宫阙和共和建筑被抽象化﹐只剩下黝黑的轮廓﹐如同颟顸的巨兽﹐正联手拉开悲剧之网﹐大气中凝固着诡异和嗜血的氛围。　

我匆匆返家﹐告妻子我要在广场守夜﹐嘱咐她照顾好孩子。妻子极度不安﹐又不知事情将怎样开始和结束﹐便心情沉重地送我下楼。　

正在此刻﹐战幕震耳欲聋地拉开了。两辆装甲车就如庞大的恐龙从夜幕中冲出﹐沿前门西大街开足马力全速冲锋﹐将凌散单薄的路障辗得火星四溅﹐扭曲的铁栏和水泥块尖啸着迸起和坠落。事出突然﹐街上并无人墙。钢铁怪兽横冲直撞﹐疾驰至前门才首遇巴士路障。第一下冲击将巴士撞出个大窟窿﹐接着退后再硬闯﹐把巴士尾部撞得稀巴烂﹐然后拐弯突入广场。　

沿街的市民如遭雷殛。妻子一下抱住我大哭起来。我眼见铁甲车所过之处﹐老百姓霎时都泪洒长街。我永不会忘记这极具震撼性的场面。此刻是10时15分。政府和人民无可挽回地彻底决裂了。

九、　

装甲车开过的间隙﹐市民奋力推动各类型号的车辆组成双重路障﹐善良的人们仍不忘留下两侧的自行车道﹐供红十宇会的救护车通行。或许是西南路的民众最为「和平﹑非暴力」﹐这个方向始终是保卫广场的最薄弱关隘。半小时后﹐见首不见尾的野战军部队蜂拥开至。这是第一支逼近广场的大部队。排头的精选出来的骠悍突击队﹐拉开成散兵线﹐将钢枪倒提﹐像握着棍棒似的。这是一种「身体语言」警告抵抗者﹐军队定将采取断然措施﹐却不会开枪（这支天良未泯的部队和整个屠城行动颇不协调﹐他们最先抵达却最后才进入广场﹐更有令人诧异的表现﹐容后述）。　　　


然而﹐震怒的市民已无意接受军队这含糊的信息﹐那耀武扬威的装甲车已辗碎了他们和平的信念﹐激怒的情绪一下超越临界值。前门一带迎候军队的是一阵阵的汽水瓶和砖石雨。排头的军人即掷石回击﹐人行道两边的广告牌被掷得彭彭作响﹐我周围都有男女痛号。我左躲右闪多次险被击中。凭心而论﹐我绝不认同这种砖石战﹐且不说用石头去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多么不智﹐要显示人民的齐心和力量﹐莫过于臂挽臂的血肉长城（稍后从其它路口传来的消息﹐验证出我的想法是那样迂腐可笑）。　

大批学生纠察队赶到﹐遏止住这混乱场面并终于组成了人墙﹐军队没有硬闯﹐转到毛主席纪念堂南边的空地待命。　

不一会﹐远处隐约传来枪声﹐间歇的一响就是劈啪一片﹐却听不清什么方向﹐一支支学生小分队开赴各热点﹐广场越来越空虚。营地影影绰绰不过几千人﹐望之实在叫人揪心。这时﹐广场广播站召集学生进行最后的宣誓﹕「我起誓﹐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沈郁悲壮的声音令在场每个人的心弦都为之抖索。　

这刻刚过零时。决死的誓词一语成谶﹐使1989年6月4日这一天刻进了纪念碑﹐汉白玉阶石下的千百万英烈忠魂为之辗转反侧﹐同声一哭。历史的创口将永难弥合。

十、　

凌晨1时15分﹐广场正南方向枪炮声大作﹐珠市口一带曳光弹交织成网﹐把天都打红了。我急向前门移动﹐想要目击第一轮军人开枪杀人的情景。殊不知才到美资肯塔基家乡鸡饭店门前即与军队迎头撞上﹐望去是空军系统的兵﹐以冲锋枪鸣枪开路。和早先西南路那队野战军相比﹐正南方向的道路非常狭窄﹐且城南一向聚居文化水准偏低的底层民众﹐性格剽悍又易于冲动﹐抵抗应很激烈。这支空军部队怎会在珠市口开枪不到15分钟就抵前门﹖　

血腥的场面就在我眼前发生了，它解释了一切。空军前锋通过十字路口﹐迎面正是严阵以待的学生与市民──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道防线。军队没有丝毫犹豫﹐端枪就是一轮猛射。我的感觉是朝天开的﹐尽管不少人惊惶走避。防线散而复合﹐军人第二轮乱枪朝脚下打﹐路面铮然火星乱迸﹐得到的回应是一阵汽水瓶夹杂着石头（前门一带售饮料的摊档特别多﹐玻璃瓶就成了民众的主要「武器」）。军人当即端枪平射﹐混乱中多人仆倒﹐惨号声撕心裂肺﹐最靠近我的是美资快餐店停车场岗亭﹐子弹穿过双层铝合金亭子﹐玻璃窗铿锵碎落。我身边空旷﹐只好弯腰躲到这个仅有的「掩体」后面﹐正好看见亭子里一位看更老伯脑袋被射开了瓢﹐脑浆和鲜血溅满了亭子﹐另一人在地上抽搐﹐不知死活。防线已崩溃﹐不畏死的市民仍追掷这支军队﹐但已无法阻止他们前进。士兵进入广场仍不停放枪威胁群众﹐但只要没挡道的﹐兵们只朝人头顶和脚下打。　

这是第一支挺进广场的外围部队，其速度之疾猛﹐正在于冷血和凶悍。大兵们进入大会堂东门前﹐还一轮乱枪向集中在纪念碑下静坐的学生头顶射去﹐多系曳光弹﹐弹头射到纪念碑上﹐宛如火柴头在磷片上划燃一般﹐迸出耀眼的闪光。　

十一、

「问﹐这个过程中﹐天安门广场响枪没有﹖　

答﹔没有响枪。　

问﹔当天夜里﹐天安门广场是不是整夜都没有响枪﹖　

答﹔那不是﹐东长安街1点50以前12点以后有枪声。　

问﹔广场上响过枪没有﹖　　　 　 

答﹕广场上没有响枪。　

　　　　……　

问﹔那天夜里过后﹐我听说有一些人打电话问你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你是怎样
回答的﹖　

答﹕……当时我说﹐没有这种情况﹐确实在清场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说从1点50
分至6点00分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流血事件﹐也没有出现枪声。……」──《一位目击者谈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载《北京日报》1989年6月10日

这是经新华社转发全国及致全世界的一篇奇文。当我读到它时﹐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北京日报》加按语﹕「为保护被采访人的安全」﹐「省略了」他的「姓名和单位」。只说这「目击者」在广场东侧路一间商店﹗如真有此人﹐他说的就不是人话﹗如说的是实情﹐他在剌刀下才真正是没有「安全」。　

既无人性﹐还要诚信来做什么﹗学生和人民还向其「请愿」﹐欲与之「对话」。真是与虎谋皮﹗　

十二、

随着这支空军部队的开入﹐潜伏于历史博物馆多时的军人也纷沓出动。但我望不见广场东边的情况﹐已知气氛紧张至极。政府设在人民大会堂顶上的高功率广播自1时30分起反复播出最新《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这是北京人初次听到这骇人听闻的「判决词」。然而它的威慑已远抵不上眼前腥红的血迹和尖啸的子弹。　

倒是有一个几乎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这由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告》指出「暴乱」发生的时间是「今晚」（尽管首播时已是次日凌晨）。而第二天的《解放军报》社论和北京市长陈希同后来的讲话却又将「暴乱」的发生时限提前到「6月3日凌晨」。这是忙乱中的口不择言抑或是尽可能使杀戮行动多少「合法化」一点点﹖　　　 　 

只有小部份人听从《紧急通告》离开广场。却有更多被枪炮声惊动的市民赶到。人力单薄的广场逐渐充实至几万人。在最危急的关头﹐北京的老百姓站到了最外围﹐用胸膛护卫舍生取义的年轻子弟。场面殊为悲壮。　

这时﹐我在学生的广播里听到柴玲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同学们﹐最后的时刻到了。」这句话她一气重复了几遍。每个字眼都如重锤撞击着我剧跳的心﹐不觉间泪流满面。学生听从广场总指挥柴玲的召唤﹐集中到纪念碑几层台阶上坐下﹐一遍又─遍地唱着《国际歌》。　

不断有伤者被抬进广场救护站。不断有学生和市民跑来报告长安街上惨烈的战况。满城枪声连成片﹐分不清远近和方向。先前那支空军部队进入大会堂东门﹐但大概里头军队已太多﹐有相当多的官兵在门外台阶上布阵﹐不时冲下来鸣枪吓唬群众﹐却未有大动作。至于我望不见的东边广场﹐只听见柴玲在广播中说军队已架起了机关枪﹐但看来也未有行动。过了很久﹐广场末见有新的军队进入﹐气氛倒沉闷下来。我意识到这里己成了风暴眼。东南西方向已部署就绪﹐唯独广场北边的长安大街东西两头都未见大部队杀至﹐也足见十里长街的殊死肉搏是何等的惊天地﹑泣鬼神﹗　

十三、

只在这沉寂的片段﹐我离开了广场约15分钟。原因是我蓦地念及自己穿的是一件红色T恤﹐万一中弹﹐纷乱中不易被人发现血迹﹐难免救护迟缓。我才进家﹐妻子一下抱住我惊恐得不住抖索。她没睡﹐一直在窗前眺望广场。我匆匆换了件白色T恤﹐妻子结结巴巴地告我﹐整夜电话响个不停﹐都是我的同行和朋友从不同城区打来﹐询问广场情况。我陡地觉得多了一份历史责任感。数遍同行﹐没一个住得比我更近广场的了。我无暇一一覆电﹐只拨给城西那至交。他接电话一张口﹐竟没问我这边的动向﹐才讲两句就呜咽起来。他要告诉我他楼前的人间惨剧﹐然而他太悲恸﹐我无法听清连贯的意思﹐只大概知晓木樨地一带满街伏尸﹐军队扫射人墙又追杀平民﹐还对两边居民楼乱枪滥射﹐他楼里已─死两伤﹐他说谁家里人在自己房中无端被射杀。我没听清楚名字﹐可能我认识﹐他那座楼我有很多熟人。我无言以对﹐又急欲返广场﹐便挂断电话。　　　 

我没敢告诉妻子城西血腥战况﹐然窗外情景已说明一切﹐她依然流着泪﹐只提醒我把脚下凉鞋换成运动鞋﹐有事跑起来快些。　

十四、

再返广场﹐局势仍僵持着﹐只是长安街的枪声近了好多﹐不断有中枪者直接往广场送。西单﹑六部口─带火光烛天。很多市民从饮料售卖亭搬出一箱箱空瓶子﹐准备作背水一战﹐一些学生则拆去帐篷﹐抽出木棍竹棒作「抵抗武器」﹐旋被广播站劝止﹐我想﹐那是侯德健的声音。他还请求静坐于纪念碑下的个别学生将戴着的钢盔摘下。　

「某师副师长佟喜刚大校和某部装甲兵副部长谢双喜大校﹐乘坐首长车率装甲车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因后面车辆受阻﹐他们单车英勇前进﹐先期抵达广场﹐对暴乱分子起了震撼作用。在调转车头准备接应后续部队时﹐装甲车熄火﹐暴徒蜂拥而上﹐有的砸车﹐有的点火﹐这两位领导干部先后下车﹐宣传群众﹐揭露暴徒﹐惨遭毒打﹐身负重伤。」──《「共和国卫士」精神永放光彩》《人民日报》1989年8月29日。　

我没看见这辆装甲车的覆灭。当这头钢铁怪兽燃着火光﹐我才远远望见它的狰狞轮廓。但我其后清楚无误地目睹几个学生手拉手围戒保护圈﹐将三名坦克手送向广场救护站方向。三名军人上身都是便装﹐看去行走无碍﹐绝无「重伤」之状。如果佟﹑谢两大校真的身负重伤﹐那么﹐他们尚有天良的话﹐就永不应忘记谁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而他们「单车英勇前进」所获得的勋章﹐正是履带上的鲜血铸成的。　　　 

其时﹐广场西北角也腾起火光﹐长安街上不止一辆大型巴士被点着了。枪声大作﹐一群群浴血抵抗者溃退入广场。此刻，使命感促我冒死趋前﹐要亲眼见证杀戮而来的西路军突进天安门的历史瞬间。岂料才在长安街上探头﹐子弹呼啸而来﹐人行道的铁栏跳跃着串串火星﹐一瞥间整条大街烟火浓烈﹐路两边死伤枕藉﹐军人影影绰绰在火光中蠕动﹐似在整队。　

我才退回广场西面﹐成排重型坦克已开到天安门城楼下﹐又是一轮密集枪声﹐想是在肃清死守天安门的民众。东长安街那头的部队随之掩杀而至﹐实现会师。　

铁壁合围之势已最后完成。

十五、　

一切无望的抵抗都停止了。各隘口败退下来的人群悲愤地向广场核心拢聚。那是最后未曾沦陷的营地。那里的年轻志士从未进行过抵抗﹐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手挽着手﹐恍如雕塑群像一般。决死的心志超越了血腥和恐惧﹐超越了仇恨和罪孽。他们准备好了头颅和热血﹐去完成一场永载史册的大献祭。　

我没加入人团﹐衰疲之极地在广场西侧路边树影底坐下来﹐止不住痛哭失声。有生以来最彻底的幻灭感占据了迷茫的大脑。　

我仿佛从来就是生活在梦里。那些凶猛的挣扎﹑遥迢的跋涉﹐连同那些虚构的光明﹑一再更改的信念﹐都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宿命漩涡中的无效运动，如同一匹青铜铸就的奔马﹐在千年陵墓的殉葬器皿堆里作想象的驰骋。　

这是整个民族的宿命。　

铜墙铁壁般的重围中﹐广场广播站还编织着学生式的幻想﹐呼吁「爱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你们是人们的子弟兵﹐决不能用枪口对准人民……」头遍喊话军队来不及作反应﹐第二遍广播﹐对方就断然答复以一轮枪声﹐打得纪念碑白烟直冒。广播也结巴起来﹐结果未能念完。确实也不必再念了。　　　 

各路大军集结着﹐作某种部署﹐未有进一步动作。广场上聚集的学生和民众约七至八万人。大限将至﹐无人畏惧枪口和死亡。短暂的闷局反重燃起很多人不惜一战的决心﹐执木棒竹棍的明显多起来。学生广播站不得不再作呼吁﹐重申「和平﹑非暴力」的原则。然而﹐屠刀之下﹐无论此或彼﹐结果都是同一的。这是无可改变的冷酷事实。

十六、　

仿佛是对学生前一个呼吁的响应﹐此时广场西南面发生了一幕奇景──从和平门开来最早接近广场那支野战军部队在毛主席纪念堂南边一直屯兵不前﹐直至过了凌晨3时﹐他们才拉队进入广场西侧。被不战不和的神经折磨刺激着的人群呼啦啦围拢上去﹐要作最后一次毫无意义的堵截。实想不到这路军队竟是学生纠察队打着旗开路的﹐学生大喊﹕「市民别挡道﹗他们是投诚的﹗」此喊话招来更多群众﹐「有军队起义啦﹗」这不可思议的讯息倏地传开。我挤到前头﹐争睹这几乎圣迹一般的情景──部队在群众夹道欢迎下蠕蠕前行﹐绝大多数的官兵流着泪。他们枪都倒挎在背后﹐士兵们受伤颇众﹐每四﹑五个就有一个要搀扶着走。其余大都有擦伤或裹着绷带。这是他们一直拒不开枪的佐证。市民争相与之握手﹐连称﹕「对不起﹐误会啦﹗」然后高喊﹕「打倒李鹏﹗反对镇压﹗」等等﹐并高举V型手势。居然得到激动人心的回响﹐不少官兵打着同样手势﹐或举拳喃喃喊着什么﹐听得清的大致是﹐「人民军队为人民﹗」「决不向人民开枪﹗」尤教我惊喜交加的是﹐一军官在我身旁过时﹐打着V型手势﹐低声喊了句﹕「打倒李鹏﹗」我迄今未识辨认军装上的军衔﹐不知是甚么等级的军官。但这已无关要紧﹐我狂喜地告诉身边的群众﹐引起一阵欢呼。众人感激地探问他们是什么部队﹐军人只答：「是北京军区的﹗」　

如同陷于绝望之谷的人祈盼奇迹一般﹐我和众人一同热泪涟涟，把瞬间的幻觉膨化为狂澜既倒之际的唯一转机。　　　 　 

事实上﹐类似的插曲不胜枚举。譬如整个清场行动中﹐距广场咫尺之遥的一个北京卫戊区永久性军营始终闭营不出﹐高挂免战牌﹐此后几日也拒绝给那些啃压缩饼干的广场戒严部队施舍开水和热食物。木樨地6月5日晚还发生一小队军人向市民演讲﹐谴责屠城暴行。只不过﹐都没眼前这幕来得适时﹐足以教人陡生奇想。　

这支部队并没在广场逗留﹐而开到人民大会堂南门外休息。直至最后清场﹐他们才出动了不足一百人守卫通南门的路口﹐仅系作封锁状﹐却始终留着五﹑六米的缺口﹐我和好多市民﹑甚至有两支外国电视摄影队都是最后一刻从这里撤走的。　

然而﹐这些局部的怠战乃至抗命﹐绝不能挽回广场最后沦陷的命运。

十七、　

3时50分﹐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高功率的扩音喇叭﹐粉碎了一切幻想──「戒严部队决定立即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听到广播后﹐请立即离开广场﹗」　

学生的响应是柴玲的广播﹕「……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这是最后的斗争……让全世界看清刽子手的真面目……」然后几万人低沉悲壮的唱《国际歌》。　

不知何时起﹐北京城的几个方向都响起了炮声（这种轰隆此后两三日都在远方鸣响着﹐却始终没有过官方或民间的消息释疑）。天安门城楼下也再度频频放枪。我想民主女神像成了头一个目标。我望不见﹑也不知道女神像是何时蒙难的。　

却要记录下这感人至深的细节﹕我身后是人民大会堂东侧的人行道。有几个男女学生在此坐卧很久了。女的在树影下我看不清楚。男的个个一米八以上的个头﹐仪表潇洒英俊﹐一望而知是艺术院校的学生﹐未来的影剧或舞蹈明星。他们满不在乎的样子﹐间或开开玩笑﹐典型的艺术气质。只是生得一幅好皮囊﹐到底不脱娇骄二气。近万大学生在纪念碑以死相拼。他们则选择了这个安全系数略高的地点。也许﹐这已很不简单。其时到底哪里更安全其实说不准。　　　 

4时正﹐广场上突然全部熄灯﹐数万人不由齐声惊呼。动手了﹗就是这个时刻。　

不少人惊慌地往外跑。就在此时﹐那几个艺术院校学生互相招呼着﹐齐齐站起﹐迈着勇毅的步伐﹐向纪念碑走去。没有台词﹐没有追光灯﹐他们在献演第一出──可能是最后一出──人生悲剧﹐而今夜舞台之大﹐全世界都看得见。

十八、　

为了驱走黑灯后的恐怖﹐为了表达不屈的抗争﹐民众点燃了拆卸下来的废帐篷﹑破棉絮和垃圾堆。广场上腾起熠熠红光﹐如一堆堆巨大的篝火。学生们的旗帜﹑一张张殉道者沉毅的脸﹐火光中痉挛扭曲的坦克﹑刺刀和枪口的森林……一切都构成了一幅色彩浓烈斑斓﹑情景悲壮至极的油画。　　 

受到火光的召唤﹐大批在外围游走和观望的市民纷纷向纪念碑附近集结。他们或许有生的强烈欲望﹐却决不能坐视骨肉同胞去死。中国人骨髓里最精华的物质成份﹐这瞬间转化为最美丽光辉的精神﹐在这个生死场蓦然辐射出来。　

中国人。你为何只能壮壮烈烈地去死﹐而总不能壮壮烈烈地去生﹖　

我此刻距纪念碑约百余米﹐站两堆大火中间﹐目睹了这场气吞山河的民主运动的最后时刻。　

密麻麻的脸庞像被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座上﹐那样年轻﹐放着红光﹐荜剥燃烧的大火，宛如死神举着冥灯﹐在活人中寻找着垂死的恐惧﹐然而它什么也没找到。　

你来吧﹐来杀我们吧。每张脸都这样写着。　

无论他们是生是死﹐他们都是永恒的。我这样觉得。

光和影的猛烈摇动中﹐响起一个声音﹕「同学们﹐同胞们﹐我们这次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已经流了很多血。中国人的血流得够多的了……」这是侯德健。他呼吁学生和人民保存自己的生命﹐这将是这次运动的又─胜利……他的话不时被一些嘘声盖过﹕「怕死的快滚﹗」过了片刻﹐侯德健又泣血陈词﹕「我相信﹐今晚在广场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我们都不怕死……」我看见好象有很多人哭了。侯德健说﹐他已和戒严部队的指挥官接触和谈判过了﹐对方表示「清场」是绝对的﹐至于侯提出的和平撤离﹐军队已同意﹐但要尽快撤离﹐军队无意再等﹐侯德健恳求道：「同学们﹐让我们最后做一件民主的事情吧﹐就是否和平撤离广场作一次表决。」侯又说﹐已经没有时间去举手表决了﹐用喊「同意」或「不同意」来决定吧。接着刘晓波（大概是他）也在广播里作同样呼吁。首先站出来支持撤退的是抵抗军队最悍勇的「工自联」代表。　

我听不清赞成或反对的声音哪边更响亮。总之﹐学生陆续起立和移动了。　

十九、

4时30几分﹐广场灯光大亮﹐成串红色讯号弹划过夜空。大批装甲车和坦克震耳欲聋地驶入广场。四面八方的士兵平端着冲锋枪踏着帐篷的残骸推进。学生还未撤离纪念碑﹐成群穿迷彩服的突击队已蜂拥冲上来﹐用枪指吓学生﹐粗声喝令着什么。亦因为这队凶狠的军人阻隔﹐我未能随大队从广播所指的东南角撤走﹐便退回广场西侧﹐这里有大批民众坚持不走﹐要亲眼望见纪念碑上学生队伍撤光才退出险地。　

学生广播站最后的声音是一句未讲完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旋即枪声怒响﹐微茫的曙光中看见纪念碑身石屑四溅﹐所有喇叭同时被打哑了。　

学生的撤退在继续。时间和他们的步履同样是那样沉重。我已望不见他们撤下纪念碑后的情况。倒是我这一侧的民众发现正是那支「投诚」部队出来扼守大会堂南门的路口﹐军官疲惫而满不情愿地指挥士兵一字排开﹐把路口封死﹐士兵没怎么动﹐一个五﹑六米的豁口依然敞开。群众已将稍早那幕军民对泣的煽情剧置诸脑后﹐深深的仇恨已令他们憎厌一切大兵。他们怒骂着﹐更质问﹕不是叫人家和平撤退吗﹖堵死口子抓我们去领功呀﹖军官木然无反应﹐亦不再敦促部属动作。于是大家更放胆不走﹐驻足观望﹐连外国记者在此留守军人也无干涉。他们和十余步外另一队挎枪持铁棍（不知干什么用）的友军全无联络﹐很孤独而沮丧的样子。　　　 

纪念碑上的学生旗帜终于隐没在东南的烟雾中。广场上废帐狼藉﹐火堆依然熊熊﹐坦克车隆隆推动﹐沉重地辗压着一切。　

什么都结束了。　

二十、

血路和火海之上﹐化为飞灰的只是人类的一个并不新鲜的﹑平平常常的理想。　

她在中国已喊了一百年，先后招致来鬼头大刀﹑绞索﹑马刀﹑高压水炮﹑枪杆子﹑水牢﹑劳改营……最后是大炮﹑坦克﹑装甲车。怪的是﹐她的敌手越来越强大了﹐而她自己却始终是个飘渺的梦。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裴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道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士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候收听我们的广播。」　

　　　　　　　──北京国际电台6月4日英语广播员李丹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蕈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势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北京这一夜》载《人民日报》6月4日凌晨五时讯　

连同中央电视台当晚播音员的一身黑色丧服﹑红肿的眼睛﹑念悼词般的喑哑声音。所有这些直接或曲折的抗议﹐汇成了中国最黑暗时分冲出民族喉咙的怒吼。　

然而﹐这都比不上学生队伍撤退时那悲壮场面教人摧肝裂胆﹐真是天地为之动容。　

5时45分﹐我撤出广场﹐返回家中﹐恰好从东南角撤退的学生队伍折回前门西大街走向西边大学区。同学们臂挽臂﹐互相搀扶﹐个个泪流满面﹐悲愤欲绝。很多人浑身血污﹐队伍中还有担架﹐不知是昏迷者还是重伤者。逶迤的队伍有的还嘶哑地唱着《国际歌》﹐多是拼尽全力地吶喊﹕「罢工罢市﹗」「中国人站起来﹗」迎面又开来一支军队﹐仍向广场进发。学生齐声怒吼﹕「法西斯﹗」「刽子手﹗」「狗﹗」「流氓﹗」「畜牲﹗」激愤之泪更如泉涌。这时﹐所有高层住宅的窗户都敞开﹐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探着身子和学生一道吶喊﹕「法西斯﹗」「刽子手﹗」……居高临下的强大声浪鼓应着学生因悲痛﹑愤怒﹑衰疲而变形的嘶吼﹐闷雷一般向前滚动。　　　 

路两旁的市民看见学生衣衫稀烂﹑血迹淋漓之惨状﹐都掩面而泣。更有很多人当场脱下自己的鞋子﹐给队伍中光穿著袜子或只剩一只鞋的学生穿上﹐有的妇女脱下外衣﹐给衣裳撕烂得不忍卒睹的女学生披上。高楼一扇扇窗户里﹐居民痛哭失声。　

天地同悲。是为中华民族的黑日。　

　　……　

二十一、

「我作为戒严部队某部负责人﹐从始至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清场工作。我首先郑重说明﹐6月4日凌晨4点半至5点﹐戒严部队清场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青年﹐也没轧伤一个人﹐根本没有登生过什么流血事件。」──解放军李之云大校答外国记者问。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1日　

现在转入一个千百万中国人和更多的外国人所关注和困惑的问题──何谓「天安门流血事件」﹖到底有没有「血洗天安门广场」﹖　

不要说因空间和时间所阻隔的人们﹐连我这现场见证人也一度为之疑惑。　

我首先感到困惑的是﹐当我和无数身历惨变的人们为那场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而哀痛和愤恨的时候﹐传媒的焦点竟集中到广场上有无射杀和辗死人的命题上去了。于是中国官方和外间的谴责者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证和反论证的漫长争辩之中﹐迄今犹未了。　

这场争吵有什么实际意义﹖试问在西长安街这条血路枪击车轧学生与平民﹐或在东
边建国门及南边珠市口杀人于市﹐和在广场上杀人有什么质的区别吗﹖这场骇人听闻的杀戮行动是铁铸血写的事实﹐让全世界同声抗议这灭绝人性的暴行吧﹐而不要纠缠于某个局部的问题。　　　

然而﹐这场大论争是那样持久和刺激﹐我终于也动摇起来。是不是广场也发生屠杀而我没看见呢﹖那些「机关枪扫射」﹑「广场血浆成寸厚」的说法是出于自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之口﹐不论其出于何种原因而坚执此说﹐都足不可信的。如此规模的血腥清场﹐我不可能看不见﹑听不见。然而﹐我确有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我始终在广场西边活动﹐东半广场及学生撤退时的通道﹐我一直未能目睹。但「血洗广场」的舆论是如此强大﹐连一些说过「没有看见」的身历者也因感情因素或别的什么原因改口了。我揣着疑团﹐在逃亡过程中意外地碰上同行老鬼﹐原来当晚他也在广场。对证之下﹐我们所见是一样的。但恰巧他也在西边广场﹐只不过比我早撤走半个钟头…… 故此﹐我只能坚持自己的结论。并且不去假设没有侯德健及红十字会人士于千均一发间的谈判努力﹐广场将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来听听中国当局说法。　　 

屠城之后﹐官方传媒指天发誓说「广场上没响过枪」﹑「没流一滴血」。不几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摄影记者刻意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弹洞摄入镜头﹐这无声的画面戮穿了当局的谎言──几亿中国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官方修正了这说法﹐并在表彭「共和国卫士」之「英雄事迹」时﹐说最先冲上纪念碑的战士如何开枪打哑了学生广播站的喇叭﹐并用枪口指喝学生「趴下」（事实上在此之前﹐纪念碑己遭枪击多次）。等等。　　 　　

坦克和装甲车来回辗压了学生的帐蓬。当局说「事先已检查过里面没有人」。这点我非但没怀疑﹐而且认为当晚广场上的险峻形势﹐猛烈的枪声﹐熊熊的大火﹐每个人的生死都悬于一线。如此时刻﹐帐篷里根本不可能还有人呆得住。倒是官方自己证实了帐篷里确有一个吓昏了的女学生和一个疲极而眠的外地学生﹐都被军人唤起赶走。　

我确信就广场而言﹐「辗人」并无其事。　

至于说广场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流血事件」。这未免太过急切洗刷自己。此说无法解释学生队伍撤出时的满身血污。事实上﹐学生有秩序地撤离时﹐遭到军人棍棒交加的痛殴﹐我所认识的香港女记者蔡淑芳就被抡了两大棍﹐推倒在柏树墙下﹐更多的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军队既一路杀戮而来﹐又何必讳言那对政府来说微不足道的人血呢。　　 

回到天安门广场上有无杀人这个老问题上。我多么希望把这场冗长而无谓的论争立时结束掉。它实际上已变成一个捉迷藏的概念游戏﹐恰恰是中国官方最欢迎的游戏。　　 

当北京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对六四屠杀虽绝无悔意﹐却毕竟为各国的谴责和制裁而烦恼的时候﹐外间那些概念不清的指责﹐正好给那些元凶一面聊胜于无的精神之盾﹐好振振有词地反驳人家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是「天方夜谭」﹔也正好帮他们回避了实质性的问题──以坦克战车﹑机枪﹑自动步枪和开花子弹（隶属军方的北方工业公司人士指证这种子弹由保定一兵工厂制造）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已远超一个国家的「内政」﹐而是对国际人权和公义的粗暴蹂躏。这种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绝迹的野蛮行径﹐才是那些屠夫必须受到审判的历史罪孽。　

让全世界震怒的目光都投射到世纪末发生的这场人类悲剧吧﹐不要再向刽子手求证在或不在某个地点杀了人﹐它的发生地点是确凿无疑的﹐就是中国的北京。　　　

　　……　

二十二、

然而﹐屠杀没有停止。　

学生撤退队伍还在那条血泊斑斑的长路上跋涉﹐大批在星期日上班的﹑又不完全知晓彻夜枪声真相的市民﹐进入了遍布北京城的各个杀戮战场。这些在公共交通已断绝仍骑车或是步行上班者﹐都是「一等良民」。但触目惊心的战场景象﹐远远超出他们在被窝失眠中的想象﹐那沉重的履带压痕一下辗过了他们良心的底线﹐于是愤怒地冲上前大声斥责军人﹐得到的是迅速而响亮的回答──冲出枪膛的子弹。　

是日﹐满城狼烟四起﹐枪炮声怒响﹐不间歇地撕裂着充斥着血腥和焦糊味的空气。听去像是一座被攻陷的英雄城市在进行殊死的巷战。没人知道这日和此后的数日北京被杀了多少人﹐永不可能知道的﹐包括杀人者自己。　

6月4日﹐万念俱灰的我凭窗而立﹐使命已完结﹐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拍摄下此刻广场全景的照片。望去浑浊的烟柱夹裹着无数人信念的残片和理想的劫灰﹐冲霄而起。五十日可歌可泣的民主行营已然易手﹐扎营者换成庞大的钢铁怪兽和十数万蛮勇的士兵。　

全部的翻覆变易﹐都是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巨幅画像和供奉着他的真身的纪念堂之间开始和结束的。那几百万人惊天动地的吶喊和廿万攻城大军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可曾惊动这个超圣的灵魂﹖他或会掀开那玻璃罩子﹐走出巨大的陵墓﹐呈现在他眼前的是粗大的坦克炮管和森林般的钢枪。也许会有无识无知的年轻士兵用枪口对着他喝令﹕「回去﹗不准出来﹗」　

曾和这位伟人的心底波澜有不解之缘的天安门广场﹐已有过数不清的聚集上百万人的场面﹐却从未有过坦克擅入这块圣地。　　　 　 

人们永远捉摸不透他喜欢和不喜欢什么。这才叫伟人。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历史是由好多人创造的﹔而另一些地方﹐历史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创造的。总之﹐历史是人创造的。　　

无论毛泽东对六四这一天的广场感到快慰还是震怒﹐有一点是不能不惊叹的，就是昔年在他周围卑躬曲膝﹑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那些旧臣子﹐终于做出了一件他未曾想过﹑或想过而从未做出来的事情。　

创世纪。　

下午3时﹐惨白灼热的天空陡地阴暗下来﹐眨眼间风驰云走﹐飞泪顿作倾盆雨。　

北京哭了。　

……　

6月5日﹐枪声不绝。　

6月6日﹐枪声不绝。　　 

6月7日﹐枪声不绝。　

6月8日﹐枪声渐落。　

6月9日﹐枪声稀少。　

6月10日﹐我逃出北京。　

1989剩下的半年﹐世界激变。　

唯一不变的是北京。　

　  ――1989年秋追记于香港，1990年一月完稿于旧金山

（附记：根据丁子霖女士的调查，证实当日在广场东侧确有平民被军队射杀。特此补正。）　

—— 原载: 《广场》季刊1990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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