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新华社的白日梦

最近，是中国政府对“大外宣”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候。这良好感觉多少有点事实支撑：那BBC不是终于因资金匮乏而结束了中文广播，VOA的中文广播能不能保住还在未定之天哪，只有咱们中国，在政府倾力支持下，正大把挥洒金雨，要占领西方国家正被迫退出的媒体市场呢。

中国这份踌躇满志的得意之情，通过两篇文章表现出来。一篇是新华社社长李从军6月2日用中英文双语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 （Toward a New World Media Order）；另一篇是6月23日《瞭望东方周刊》发表的“BBC中文广播消逝的台前幕后”。后者主要表达了一种幸灾乐祸之情，除显示出为文者心胸格局狭小之外，其余未足深论；前者却无异于通过《华尔街日报》向世界发布了一份中国大外宣雄心的宣言，一副欲执当今世界媒体帝国牛耳的暴发户之态中午跃然纸上。

且先看看“李从军”说了些什么——我在这里用引号将李的名字括起来，是基于以下事实：中国近几年学会用官员个人名义发表政治观点，放点风以窥测反应，以便惹出麻烦来之后有回旋余地。所以“李从军”写的文章不仅仅只是李从军的文章。理解这一点，是理解“李从军”文章包括其它同类文章如朱成虎言论的关键。

“李从军”要“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当然是认为现有秩序存在严重问题。“李从军”找到的问题是，“由于目前国际传播缺乏足够公平的 ‘定约’与博弈，现代信息流和国际舆论场的‘桥’正在发生某种断裂。”

找出国际传播的致命缺陷时，“李从军”仿佛忘记了以下事实，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恰好是当今世界上国家信用与制度信用最糟糕的国家。可资佐证的事实信手拈来，比如中国至今签署了22项与人权有在的国际公约，但几乎未遵守任何约定。比如最近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因涉嫌财务欺诈，百余家不是被停牌就是被列入禁买名单。至于“李从军”谈到的“现代信息流和国际舆论场的‘桥’正在发生某种断裂”，其原因不是西方社会控制媒体管制互联网（《华尔街日报》让李从军发表宣言就证明西方媒体的开放度），而是缘于中国控制媒体与互联网，这种控制才是阻断信息流的罪魁祸首。

“李从军”接下来表示，要“在传媒领域进行一次建设性的游戏规则变革”，他仿照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之数，也提出四项原则，即“更加公平、更多共赢、更大包容、更强责任”。这些话从字面上听起来似乎不错，但一考量作为“喉舌”的中国官媒与西方自由媒体的实质差异，就发现问题实在太多。

美国等西方传媒有两个基本禀性，一是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保持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与监督职能。约瑟夫•普利策那句名言描绘了西方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职能：“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二是求真，哪怕真实是丑恶的，也必须公之于世以示警醒，优秀的媒体记者往往以做“耙粪者”自豪。

这两点，恰好是中国官媒一力排斥的。中国官媒所具有的特点正好与西方相反。首先，中国的任何官方媒体从诞生之日开始，其生存价值就是做“党的喉舌”。官媒与政府的关系是接受政府监督，并视吹捧政府工作及政策为“弘扬主旋律”。其次，中国的媒体报道不求真，选择性与粉饰性极强。全世界只有中国“创造性”的将新闻分成“正面新闻”与“负面新闻”，只要有损于党与政府形象的，哪怕就是每天发生的事情，也属于不能报道的“负面新闻”，一个记者如果报道负面新闻，轻则受警告处分，重则被踢出这个行业，甚至入狱——在我写这篇文章之时，正好发生一件足证中国新闻传播业不同于世界的事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范红被请为改善东莞城市形象出谋划策，她出的第一个主意竟然是：要改善东莞城市形象，必须严防记者对该城市的抹黑。这次座谈会上就是她要求所有记者离场。（专家座谈范红请记者离场 称担心选择性报道抹黑）这位教授教的新闻学难道是“传播控制学”？

中国对外开放后，无论是价值观还是行事方式，都难与世界接轨。尤其是政府严厉控制媒体、迫使新闻媒体对权力奉献谄媚，说假话套话空话，更与世界新闻媒体基本准则扦格难入。中国的大外宣计划，只不过是炮制了一些更精巧的宣传品，但宣传品再精巧也只不过是宣传品，不会有多少受众。“李从军”们不仅不反思这正是中国政府的行为完全违背了普适价值，从而使中国的大外宣成为世界媒体帝国的异类，反而认为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舆论秩序……直接影响国际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当今世界 一些矛盾和问题的因素”，仗着政府罔顾民生搜刮民财，腰包里有几个钱，就希望改变世界媒体帝国的游戏规则。

毛泽东当年曾说过“让新华社将地球管起来”的豪语，新华社始终被这个白日梦所激励。如今，新华社从规模上、人员上确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通讯社，正利用可以大把烧钱的优势向世界铺天盖地地宣传。但宣传就是宣传，不依靠强权做后盾，新华社无法强迫世人接受谎言的灌输。可以预测，中国以新华社为主体的大外宣既改变不了世界媒体的游戏规则，也无法获得媒体应有的公信力。它对世界所做的“贡献”只是为一些失业的外国记者提供了新饭碗，为本国想移居外国的媒体从业者提供一个合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