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贵州徐副省长听取汇报，四川逃难来贵州的人，遵义有3万多人，铜仁沿河有8000人。
据江苏高邮、建湖等7县统计，直到1962年还有病人15万多，占7县总人口的4.5%。
1962年，北京画家姚有多创作了《新队长》：一群农民，在一个可爱的青年男子带领下，热烈展望远方。
陕西画家刘文西按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了《祖孙四代》，画上人物无限快乐，置身于社会主义的天堂中。
江苏画家钱松嵒创作了国画《红岩》，一幅很小的画，钱老竟然用了三年，且数次修改。陈湘波说，钱松嵒身上反映了共产党文艺思想改造画家的成果。
这年李可染55岁，7月再度来到秀甲天下的广西阳朔写生。写下著名的《犟牛图》。同年，还创作了《鲁迅故乡绍兴城》、《五牛图》、《西湖三潭印月九曲桥》等。
在从化温泉创作《映日荷花》、《钟馗送妹图》，以及第一幅《万山红遍》。到冬天来到北戴河，创作了《阳朔渡头》等。
1963年，李可染在广东从化温泉宾馆，创作了《谐趣园图》及第二幅《万山红遍》等，自觉保持着对歌颂的热爱。
同年，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创作展览”，革命历史题材仍唱主角。其中，“钟涵的《延河边上》草图将毛泽东形象处理为背影，不少人既赞赏，又为作者担 心，董希文也表示不敢这样处理。钟涵一度动摇，将毛泽东改为正面。而罗工柳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全力支持钟涵把主席形象又改回来，他坚定地说：‘不改回来 就不要画了’。”
同年，38岁的黄胄创作了《放驴图》，那群驴显然没有挨饿，动作迅疾，俨如合影的一群运动健将。张定钊创作油画《看戏》，农村社员满面红光、慈祥悠闲。
1976年9月8日，51岁的黄胄创作完成近4平米的巨幅国画《日夜想念毛泽东》。书法家赵朴初题跋：“日夜想念毛主席，主席恩情比天地，冬不拉弹不 尽苦难的回忆，热满特唱不完贫农的心意，边疆各族兄弟，日夜想念毛主席。”“谁知得意作图时，正是导师弥留际，展图谛视泪沾意。把笔几度不成字，库尔班· 吐鲁木啊，咱们的心在一起，日夜想念毛主席。”在2010年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没有赵题字的《日夜想念毛泽东》以1680万成交。
饥荒过后，居然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整个中国画坛在沉默！在各类山水、人物新貌大全的绘画中，即便不是全体，至少其中大部分都 放弃了对正义、贫困、饥荒的思考，而转向绘画的技术策略、回到允许描绘的范畴和无需触及真相的地带——没有谁用画来弥补自己的内疚，触碰饥荒的冰山一角 ——画家延续了歌唱家功能。我们所能见到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系列作品。只能一次次回到课堂上戈雅战争灾难系列，或者梵高的《食土豆 者》作品中，感叹人类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我们无法谴责中国“江山多娇”之昏聩和《放驴》、《看戏》之麻木——各级官员、大艺术家，对底层生命的漠视，在饥 荒中展现出那么多难以解释的行径。
余论：万山红遍“红”了什么
1.萧瑟秋风
1964一开年，就充满杀气。
1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十首毛泽东诗词上了《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一月号。
毛泽东习惯用诗歌点拨、警醒各级官僚，激发国人的亢奋斗志。每逢毛诗出台，官僚马上对照现实理解圣意；而画家们，则开始挖掘其审美价值。陈湘波说，“毛主席诗词，是其文艺思想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
李可染画出《钟山风雨》。画面上，古铜色木船群阵，在雾的衬托下，向长江对岸进发，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军队即将占领南京的气势。黄胄画出井冈山下的《龙市百货公司》，画面上商品琳琅满目，服务人员笑脸迎客。
很快，中央启动对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的嫁祸运动——“四清”。
贵州，全省一半以上人重新划分阶级、重审社员成分。
上海，向133个单位派驻了15000人工作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
全国公交系统，组织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
北京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有70多起，死了50人。山西洪洞也死了四五十人。
2.换了人间
1964年60岁的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连续创作《春风杨柳万千条》、《芙蓉国里尽朝晖》等15张国画。1965年9月，傅抱石先生在南京寓所去世，终年61岁。
从1950年起，傅抱石成为中国第一个用国画演绎毛泽东诗词“六盘山诗意”的画家，许礼平主编的画册《傅抱石》收入该题材作品有50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13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7张。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44年，比傅抱石长了30年，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联赛的绝对冠军。而且数量巨大，写生加创作超过169张，外加“红梅”系列。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长，数量巨大。
钱松嵒在1950－1970年代几乎走遍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42幅以上。
浙江画家陆俨少，上述题材有18幅。1963－1964年，独辟蹊径用水表达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第二节。画面丰盈，契合毛诗的雄迈纵横。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作品17幅，如35.76平米的《黄洋界》。
3.红色经典
1964年，“四清运动”变换使用各种整人办法；而57岁的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在西山八大处一连创作五幅《万山红遍》。
陈湘波撰文介绍：先用半斤故宫朱砂创作“两大两小”四幅，后来应荣宝斋之邀又创作一更大幅。
该系列作品，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为了价格的进一步飞涨，收藏界不惜隔断时代、历史，以推动红色经典收藏、投资、炒作者 的无知无畏。这类通天红艳的江山之中，藏有血腥、冷酷、残忍和不诚实，更有着不为人知的近四千万累累骸骨——来自1958－1962年那场旷世饥荒。
阿玛蒂亚·森这样阐述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发生在周围可怕的事情，本质上是我们的问题。它们是我们的责任——不管它们是否也是别人的责任。作为能力健全的人，我们不能逃避对现状进行判断，以及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红色摇篮、革命老区陕西，1964年全省“四清”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抓30余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开除公职1450余人，开除党籍3200余人。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
省上“隔离审查”一批厅、局、处长，投入变相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限制人身自由。西安市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还有中、小学生被逼自杀或逃亡。
黄胄此时画出巨幅国画《谈心》，营养良好的毛主席，坐在农民中间亲切拉家常，墙上一顶草帽印着大字《人民公社万岁》。水天中评论黄胄作品：“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50、60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
4.天良待渡
艺术从业者制造着这样一种“顺从”，按照领导支持、关怀、指导的方针画。人们常用“形势所迫”或“脱离政治干扰”来应对。有人认为：后来者应该体谅前辈画家“不得不”的选择——在铁桶江山里，既要吃饱肚子，又要画下去。
这里涉及一个评判的观念价值。在公民失去基本权利、政治自由的社会状态里，评判价值，实际变成了上级指令、领导脸色观，艺术家自身“像一个吃得饱、穿得暖，得到足够照料的仆人那样生活着”——这样的“仆”，不是艺术的仆人、人民的朋友，而是当权者的仆人、组织的工具。
没有实质性的自由，就不会行使自己的责任；又因有绘画技术，而被驱使着创作“言不由衷”的作品。那些留下来的东西，能成为真正艺术品的应该很少。
傅、关、李、石的绘画功底，几乎均在1949年前建立；解放后，尤其是1957年后，其绘画的变革首先由意识形态引导、钳制，在失去创作自由和独立思 考的前提下，按照当权者认可甚至指明的方向前行。把累累白骨的江山，涂抹成春色满园，如此非凡的勇气，只能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赋 予。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画家，在那个年代“被迫”的各种表现，以及“所见、所想和所知”；但我们怎样理解，李可染谈论绘画应该展现“画家一生经历的总和”， 难道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研究的意义在于，识别明显的制度、人性中的无良和非正义，这种复杂、扭曲的合力，是如何驱使画家们没有进行反饥荒 的行动，以及今天有条件反思时，却义无反顾地选择遗忘。
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李家山水前，王鲁湘唱着高雅唯美；但在一部反映绘画历史的记录片里，他又说：“一个国家在它的民族危难的时候，需要它的美术干什么，不是去玩那种高雅的东西，而是需要他的美术，发挥一种战斗作用，启蒙的作用。”
那么，《万山红遍》及李家山水，在饥荒前后，表达了什么战斗作用？起到了什么启蒙作用？
中国人渡过惨烈饥荒之后，接下来是烈火文革的开始。
然而，这些悲惨的历史，却消失在一个精神性丧失、高举艺术商业化旗帜接轨世界、又义无反顾奔向国家主义乌托邦的三岔路口。
（相关简介：帅好，历史研究者。限于篇幅，未保留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刊于《领导者》总第39期（2011年4月））
原文链接：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52336067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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