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迎接建党90周年之际,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组织媒体参观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海外华文媒体注意到,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档案是否会在“达到30年的解密期限”后被解密仍是个问号。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央档案馆政策法规司司长杨冬权在发布会上并没有主动提到六四天安门事件档案的解密问题,然而,《联合早报》 和《明报》 等华文媒体提及这个问题却并无牵强之处。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当初不可能没有立档,而六月四号说话间就要到了。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说,从中外有关档案解密的实际做法来看,有些档案过了解密期仍不予解密;但是他说,民众对重大历史事件有知情权:
“档案系统在中国不管是共产党也好,国家也好都有一套制度。一般来讲历史的档案是30年要解密。但是包括美国,甚至一次大战的材料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解密。当然这个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不管是学者也好,普通民众也好都有一定的知情权。我们当然是希望更多的材料能够面世。但话又说回来,什么材料能够公布,能够让大家去查阅、去研究,那么肯定是跟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有关系的。我希望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史料都可以让大家来更多地进行研究。”
这位学者说,中共领导人看来并不急于处理六四的重新评价问题:
“我个人的感觉目前的领导人也好,也可能包括下一代的领导人也好,会不会急于处理这样的问题呢?我估计恐怕不会。肯定是要等政治环境有相对大的变化之后,他们才会做出新的判断包括公开史料等等这样一些情况。 ”
杨教授说,中共党内有人认为,当年对六四民运的镇压换来了后来“相对和平的发展”;但许多人在问:难道就没有更妥善的办法来求得稳定的、有活力的发展吗?杨教授认为,所谓“民主必然带来不稳定”的观点是片面的:
“政府也好包括中共的领导人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呢?当然是见仁见智了。有不同的看法。当然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换来了过去二十年相对的和平发展。当然其他的人可能会问会不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也可能达到更稳定、更有活力的一种政治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探讨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当然走了一条路,我们无法回过头来再走另一条路。但是从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的角度来讲,会想会不会有一条更好的路?我的观点实际上当时包括中共的领导人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认为现在国家发展起来的话,当然是要扩大人民的参与,尤其是让人民有更多的权力,不仅仅是生活上要得到改善,而且在政治参与上能够得到更好的改变。仅仅说民主一定带来波动,这些情况我觉得这是比较片面的一种看法 。”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表示, 中共为六四平反“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可能”:
“是中国历史上反动的经验,要说中共能够平反的话也是一个交代。异议份子或者天安门受害的家属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原谅政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20年后了,大家对这个问题当然是一直在讨论,国内、国外,特别是除中国以外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见仁见智了。但就中共实际政治上来说,中共在最近的将来在胡锦涛时代甚至是习近平时代不可能对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如果政治平反一连串的问题都发生了。中国最多是对天安门事件不再谈了、不追究了、模棱两可。某些方面做些姿势,对受害人的家属做某种形式的安慰,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做最大的努力了。至于正式平反,我个人的看法在最近或将来是没有可能的。这牵扯到共产党很多基本政策的问题。”
网上有人认为,未来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下届领导人的习近平可能会为六四平反。对此,冉教授表示,从习近平相当传统的行事作风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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