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記者范方華/中產階級在歐洲的民主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在經濟發展下,產生了一批中產階級,但英國“信源”(Trusted Sources)機構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芬比(Jonathan Fenby)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表示,中國的中產階級已被中共同化,成為體制的一部分,而不是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力量,儘管中國的司法與政治制度急需改革,但在新一代領導人治理下的中國,改革的腳步仍舊會相當緩慢。
芬比對《大事件》說,習近平確實只是集體領導的一份子,中共的統治越來越依賴高層之間的共識,在這樣的體制下,誰坐上黨的最高位置,分別都不大,習近平跟任何一個未來的領導人一樣,都只是一個共識的象徵(consensus figure),就好像一個委員會的主席,試圖匯集政體中的不同意見。
“我們已經見到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兩會’上極力強調,中國不搞多黨制、不搞三權分立等等,我沒見到習近平有任何揚棄或放寬這點的跡象。”芬比說。
不過,芬比指出,中共高層並非沒有意識到中國需要改變。新一代的領導無疑地會讓政策更有效率地執行,讓它作為一個監督和管理的工具。李克強也曾在一場領導的閉門會議上表示,政府應該在根本問題和諸如消費疲弱、過度依賴出口、收支不均的財政系統、水和能源等資源價格過低的問題上有所行動。
而溫家寶強調的政改,可能為下一任領導人點出了一個重點議題,那就是中國在現代化上取得成就,但有個工作還沒完成:讓黨和國家更有責任性。芬比說,中國的法律非常脆弱,雖然中國從西元前221年就開始以法治國,但中國法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人們安分,而非帶來公平、正義,原本應該為人民服務的司法體制,他們的優先任務卻是強化黨的領導。許多人權活動者和律師遭到騷擾,官方的維穩經費則超越國防預算。
新一代領導還需面對貪腐議題。“很明顯貪腐是個重要問題,也有很多政治力量牽涉其中。”芬比對《大事件》指出,這需要推動公平的司法系統、讓這個系統更具責任性,即使這代表必須持續抓出中共的貪腐人員、讓他們受司法制裁。
“新一代領導也需要重視空氣污染、水污染、耕地和林地遭破壞等的生態困境。”只是,相較於環境與生態,芬比對中國在司法和政治上的進展並不樂觀。“中國的司法改革已經很慢了,政治改革的腳步也會很慢。”
中國外交政策未有大改變
在國際政治上,中國崛起的態勢日益明顯。胡錦濤2011年的訪美已定位成國是訪問,2010年中國則與日本發生海上衝突,也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嚴厲指責挪威,芬比說,這些都顯出中國一旦覺得自己的國家利益受損,會毫不遲疑地站出來。
而對一些西方人來說,中國似乎是一個更有組織、更理智的國家,芬比舉例,就好像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人在看待當時的中國王朝一樣,例如投資家索羅斯(George Soros)就曾說中國不只擁有更蓬勃的經濟,還擁有比美國運作得更好的政府。
但芬比對《大事件》表示,如果中國希望與其他國家創造更強健的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就必須決定是否要更深入地參與國際事務,但這也需涉及經濟和貨幣議題,以及東亞的軍事策略議題,只是“我們還沒見到中國推行一個更正面的外交政策。”
芬比解釋,中國在美國和歐洲建立了深具影響力的出口經濟,為中國本身帶來了益處,但歐洲卻對中歐關係感到很挫折,因為中國和歐盟之間之間的對話從來沒有走得太遠,因此雙方的關係其實沒有很密切,由於中國質疑美元的地位,也支援伊朗,因此美國也感到擔憂。“中國並未從現在的政策中做太多改變,就貨幣問題而言,中國只是名義上的小幅度升值,因為中國仍想保護出口。”因此,如何聯繫與他國的關係,將是中國新領導所要面對的問題。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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