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在全力对付虚实难辨的“茉莉花革命”之后，却迎来了不平静的五月这个“爆炸月”。据报道在9天之内接连发生7起爆炸事件，其中不少爆炸案发地点均是政府机关院内或校园里。从这些爆炸案的根源分析，应该还是我在2010年多起屠童案发生后所分析的那样，是由体制化的定向性暴力催生出个人泄愤的无定向暴力。
当局面临的麻烦还远不止这些。随着区县人大代表换届在即，中国各地出现将近20余位宣布将要参选的独立候选人。从性质来看，前一类爆炸事件是国人因各种权利受到伤害而做出的过度反应，后一类独立候选人则意味着中国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在今年“茉莉花革命”等大背景下，一个政府若具备审时度势、进退裕如的能力，就应该考虑尽快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在5月30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却下达了如何加强社会管理的指令，要求各地加强社会控制，包括互联网管制，以防止中国出现大规模的社会风险。
毫无疑问，当局的反应是在筑坝塞洪，让人不由得想起“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与“抱薪救火”这类成语。
目前中国民众遭受到的各种暴力数不胜数：平民对平民的暴力，比如山西省黑砖窑事件，就是社会底层施加于其他底层成员的惨无人道的剥夺与压榨；资本对工人的暴力，比如中国各地频发的矿难与富士康连跳事件；权力与资本结合共同施予民众的暴力，比如各地不绝发生的拆迁与征地事件，以及最近内蒙古发生的抗议当局掠夺破坏牧民赖以生存的蒙古草原和对牧民的高压统治。除了此类有明显经济目的的暴力掠夺之外，还有官二代、富二代为逞势而行的种种暴力，比如河北“我爸是李刚”那类飚车轧人之类的恶性事件。但归纳而言，暴力受害者往往难以通过司法途径求得公正，因为权力早已沦为施暴者压榨受害者的工具。权力的这种沦落，最终让所有对暴力的司法申诉成为不会有结果的徒劳，让对暴力的反抗成为一种绝望的抗争。少数以生命搏击而获得成功者如杨佳等人，最后只能幻化成天边一道瞬间即逝的彩虹，无法催生出社会进步的能量。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促使北京顽固地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从近两年权力的交接终于可以理出头绪，以下几个原因使北京当局已经无法再像一个正常的统治集团那样从长远考虑问题。
一、深重的危机感让中国统治集团已经无法从“长治久安”这个角度考虑施政。这个统治集团目前已无任何合法性权威作为维系统治集团的纽带，唯一的粘合力就是让统治集团内部成员通过权力分配进行利益分赃。上层统治者——即“马上得天下”的中共红色家族希望自己永踞权力中心，通过代际传递让权力二世、三世地传承下去，目前中共高层已隐然成势的“太子党”就是证明。这个“太子党”宛如当年慈禧晚年施行“新政”时冒出来的由皇族成员组成的“宗社党”，将一切非皇族出身的权力圈中人排斥在核心圈之外，企图借由“新政”独占权力核心。其结果是让非皇族权贵如袁世凯之流产生对权力核心圈的疏离感而生反心，而中下层官吏们的必然选择则是想尽办法捞取现实利益，至于这种捞取方法是否因剥夺太过而伤及皇族亲贵的统治基础，他们并不介意。这种状态已接近《吕氏春秋•先识》中所引魏国学者白圭评价中山国政情时所讲的“五尽”：“莫之必（信用），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尽，无幸必亡。”译成白话文，那就是：信用丧尽；名誉毁尽；亲信离散尽；民穷、国家财用尽；执政者除了说些空话大话之外，无所作为，只能自欺欺人，等待灭亡。
二、“面包契约”难以为继。中国当局一直希望以经济发展作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便看到中东北非等国的“面包契约”都难以阻止民众对本身权利的要求之后，仍然未放弃这种幻想。只是中国经济形势现在异常严峻，使“面包契约”的实施缺乏足够的财源。首先是经济结构转型困难重重，其次是长期积累的失业问题难以解决。目前还有一个难以迈过的坎，即通胀与银行风险。严重的通胀据说到明年年中才有可能得到缓和，银行风险更是就在眼前。前两年中共政府投入数万亿巨资救市之时，各地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借来的将近十万亿项目贷款多数无法偿还，特别是平台贷款多块资产反复抵押、抽逃资产反复贷款等手法带来的风险已不容忽视。当局试图将部分债务转入数间新设立的公司，并解除省级及市级政府机构出售债券的限制。这种方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将风险推迟延后，却并不能根除风险。
从四面八方不期而至的种种挑战更让中国当局左支右绌，使其失去了从全盘与根本出发考虑施政措施的长期效应的可能性，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对“六四”的问题，当局缺乏承认国家罪错取得人民谅解的政治勇气，却试图私下与个别难属进行没有名目的赔偿交易；无法面对地方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涌出的独立候选人现象，却让《环球时报》发表语无伦次的社评，要求“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
我也想劝中国执政者从政治臆想回归现实。与其筑坝塞洪，不如决口放水。就将开放人大代表独立参选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须知改革也有机会成本，在合适的时机顺势而为，远比一味高压明智。此时不为，等一切资源罗掘殆尽之时再思改革，难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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